新闻报道如何影响公众对科学信任

　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嫩伯格公共政策中心（APPC）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研究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如果新闻媒体在报道失败的科学研究时不承认科学的自我纠正性质，那么就可能会损害公众对科学工作的信任和信心。

　安嫩伯格公共政策中心成立于 1993 年，旨在向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宣传传播在促进公众对地方、州和联邦各级政治、科学和健康问题的理解方面的作用。

　研究人员在《公众理解科学》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中写道：和科学有关的新闻报道一般都会遵循几种特定的叙述方式：

　其中一种是科学“处于危机”或“破碎”之中，近年来，新闻媒体报道了不少心理学研究的可重复危机——和心理学研究有关的撤稿数量越来越多、同行评审失败以及滥用统计数据等等，大量的媒体报道，推动了此类叙事的发生。

　“重复尝试和失败是科学过程中必不可少且健康的一部分，”论文的共同作者、布法罗大学传播学助理教授、APPC 科学传播学项目博士后 Yotam Ophir 说。“我们的研究表明，记者和科学家需要准确地将此类失败作为科学自我纠正性质的一部分。” 在先前发表的一项实验中，近 4,500 名美国成年人被分配阅读四种不同类型的科学新闻故事，或者阅读为控制组编写写的故事。调查结果显示：

　如果阅读的故事强调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就会降低人们对科学家的信任，并导致对科学家的负面看法。

　如果故事中的科学家处于危机之中或崩溃边缘，就会给人们的科学态度造成更大的影响。

　“我们发现新闻报道中存在一种倾向，即过度概括科学问题的普遍性，并将其视为整个体系崩溃的指标，”合著者兼 APPC 主任凯瑟琳·霍尔·贾米森 (Kathleen Hall Jamieson) 说。“实验发现，接触到错误的结论，就会让人们认为科学正处于危机中的新闻，会非理性地削弱人们对科学的信心。”

　本实验 该研究试图提供一些实验证据，以了解接触不同的科学叙述会对人们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于 2019 年初通过在线方式，在 4,497 名美国成年人中进行。

　贾米森指出，在此之前，世界正处于 Covid-19 大流行的阵痛中，“科学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发现了挽救生命的疫苗”。

　实验测试了四种叙述的效果：

　“光荣的探索或发现”，此类叙述中的科学家发现了可靠且重要的知识；“假冒的探索”，或撤回了发表的论文，这其中的科学家从事不光彩的和有罪的行为；科学处于“危机/破碎”叙述，这类叙事指责科学家或科学机构未能解决已知问题；和“探索的问题”，科学家们探索并可能解决“危机/破碎”叙事揭示的问题。

　参与者被随机分配阅读一种报道。例如，“探索”的故事讲述了治疗白血病的免疫疗法的发现，而“假冒探索”故事则描述了科学家撤回了关于饮食行为的观点。“科学被打破”的故事描述了“撤稿数量惊人的增加”，而“探索问题”的故事则着眼于心理学家探索提高心理学研究可靠性的方法。

　第五组参与者阅读了一个关于一个无关主题的控制故事——棒球。

　完成阅读后，研究人员向参与者询问他们对科学的信任、对科学的信念以及对科学资助的支持程度。

　对科学的信任度很高 研究人员发现：

　对科学的信任度中等； 认为科学是自我纠正和有益的信任程度从中到高； 在对科学的信任度越高的人中，他们越认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故事能够代表科学，他们就越有可能相信科学是自我纠正的； 对于对科学的信任度较低的人，效果相反：他们越是将以问题为中心的故事视为代表性，他们就越不可能相信科学是自我纠正的； 是否赞同资助科学研究的态度，不受这些故事的影响。

　作者总结道：

　“这项研究，证明了以问题为中心的媒体叙事对科学家的信任、信念和支持的负面影响即使很小，也指出了感知代表性和受众对科学家的信任的重要性。” 该实验是贾米森 2018 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进行的一项研究的后续研究。较早的研究检验科学的三种媒体叙述——光荣的探索、伪造的探索和危

　机/破碎。在该研究中审查的危机/破损文章中，只有 29% 表示科学是自我纠正的，34%是科学家杜撰的。

　该研究表达了担忧，即“有缺陷的叙述会增强党派人士诋毁科学领域的能力……包含在意识形态上与他们不符的发现。”

　记者和科学家如何增强对科学的信任 “给科学研究中的问题贴上‘危机’的标签，并将科学失败视为一种不可靠的迹象，科学家和记者都未能传达科学的真正价值，”奥菲尔说，“犯错是科学的一部分，新闻媒体和科学家自己也经常认为失败是科学健康的指标。” 研究人员分析了报道的内容后发现，最常见的，是以光荣的任务为主题的故事。

　但是研究人员指出：“当媒体的确讨论了失败后，他们往往会忽视解决问题的科学尝试，我们认为，这些和个人或系统科学失败有关的叙述未能传达持续探索、审查和怀疑的科学规范，并且可能，特别是，如果长期一致的对科学研究提出质疑，那么就会损害公众对科学工作的信任和信心。” 作者写道，使用“探索问题”的叙述可以通过“更好地传达持续探索、审查和怀疑的科学规范”来减少有害影响并改善对科学的态度。“由于新闻媒体中的科学传播是科学家和记者协商的结果，这些结果可以指导记者和科学界成员未来的科学传播工作。

　他们总结道，“我们认为，未来的叙事变化需要科学机构重新考虑当前的激励结构，这种结构优先促进新颖的、具有统计意义的发现，而不是严格的自我修正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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