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战俘回忆录(三)战俘意愿

　朝鲜战争战俘回忆录（三）——战俘的意愿

　朝鲜战争战俘回忆录（三）——战俘的意愿 采访者：常承、李杭（历史百人会）

　訪問時間：

　 2012 年 12 月 26 日 地點：

　桃園縣龜山鄉張宅

　济州岛战俘营（1952.04-1953.09）

　 甄别之后，联合国按计划将拒绝回大陆的一万四千多名反共战俘从巨济岛搬迁到济州岛。我们怕美国人出卖，一定要他保证安全。我们写血书，盖手印，通过吴培礼牧师把血书交给联军总部。得到保证后就搬家了。下午在巨济岛上船，天亮的时候就到了济州岛。那时是春天，还没下船就看到满地的鲜花。

　新战俘营位于济州岛西南角的莫瑟浦，那里没有码头，我们乘坐的登陆舰不能靠岸。船头放下铁板让小船开进来接运我们。结果海浪太大，我们掉倒水里，眼看就要被海水就冲走，几个美国水兵从登陆舰上一下就跳下来，把我们几个救起来。我认为，美国人并没有因为我们是俘虏就另眼看待。

　我在第一线也看到美国人用直升机载被俘的伤兵。那个伤兵是打人家的，现在你受伤，人家用直升机把你送到后方医治。我想共产党还不容易做到这个吧？

　巨济岛原本的两大反共联队（七十二和八十六）到了济州岛就改编为一、二、三联队，我被分在第三联队。由于都是想去台湾的反共战俘，生活趋于平静，我也继续在第三联队的 CIE（Civil Information & Education Section，美军心战部门下属的「民间信息与教育局」学校担任工作人员。在CIE，我编写教材，更负责康乐队的排班工作。第三联队有河南梆子、川剧、平剧以及话剧节目。什么时间给哪个单位看，由我来排班。除了康乐教育活动，CIE 也教战俘唱反共歌曲。理论上 CIE 的活动是自由参与的，但是集体的活动没人敢不参加，不参加就要挨揍。

　1953 年 7 月 27 日，韩战停战。按照停战协议的规定，拒绝遣返的战俘应该到板门店的中立区接受为期一百二十天的「解释」。[i]解释期间由五个中立国（印度、波兰、捷克、瑞士、瑞典）监督，印度派兵负责看管。我们仍然害怕美国人的出卖，不愿移到中立区。这时，1953 年 8 月 26 日，台湾方面派遣方治为慰问团团长来济州岛，带来蒋公的慰问信及慰劳品，袋内有方糖、菠萝和猪肉罐头、以及一件汗衫。蒋公的慰问信鼓励我们坚定反共决心，信任联合国及美军。9月 8 日我们就出发前往中立区。

　 三八线中立区拒绝「解释」（1953.09-12）

　在 38 在线的板门店中立区，联合国军把我们移交给中立国印度的看管部队。战俘营是临时搭建的帐篷，每五百人为一营区，营区之间距离一两百公尺不等。为了保持意志统一，各营区之间建立了各种管道相互联络。虽然联军不能和我们直接接触，但是利用给补给物资的机会，把小型干电池收音机偷运进来。联军每三天补给一次牛奶，牛奶粉是五六磅重，联军就把收音机跟电池放在里面，外头封好。印度人也不知道，一箱一箱就运进来，我们一打开，里头有收音机跟电池。我们用收音机听到消息，连夜刻钢板，用从济州岛带来的油印机印成报纸，通过去医务所看病的机会碰头把报纸分送到各营区。或者通过来军官队打扫粪便的普通战俘把消息送出去（根据日内瓦公约，军官不用劳动，所以普通战俘来军官队打扫清理。）

　印度看守部队初期对我们还算友善，我们曾邀请司令官来营房看戏。不过后来发生战俘劫持印度军官和印度卫兵开枪打死两名战俘的事件，关系就恶化了。枪杀战俘事件的起因和我们传递报纸有关。一天下午大概七点钟，我们吃完饭正在打牌，突然听见对面医务所发生争执。原来是去医务所看病的战俘传递报纸被印度人发现，争吵起来，后来就打了起来。我们集体冲到铁丝网边，用力摇晃，很快就把第一层铁丝网推倒了，然后又去摇第二层（也就是最后一层）。我们

　正在摇晃铁丝网、起哄，印度人就朝天开枪警告。这时我们一个名叫宋丁玉的战俘爬上一辆印度人的卡车，想要开走。于是有个印度少校就向大门口的战俘开枪，当场打死两个军官队战俘。我趴下才发现旁边的楚全成受伤了，正在流血。事后我们还开追悼会，印度军官也来吊唁。不过印度部队司令官就再也不敢进入我们战俘营了。现在想来，这个应该是怨我们自己，我们把铁丝网推倒，车子开走，又去抢人家的枪，人家不打你打谁呢？ 原本规定一百二十天的「解释期」就是共产党派干部来，把这些战俘叫去听「解释」，劝说回大陆。有些战俘去听了解释就选择回大陆，没有回到战俘营。不过，如果反共战俘去听「解释」，一去就骂就吵，于是解释不下去，一半就停止了。但是共产党还是不放弃，他们的广播车每天都在我们营房附近喊话，指名道姓，父亲叫儿子，妈妈叫儿子，太太叫丈夫。我们都会敲锣打鼓来干扰，也会播三民主义宣言来对抗。

　到了解释期的最后四五天的时间，双方二十四小时都在广播，我们就在帐篷里听。白天还好点，吃完饭就打牌消磨时间。天气冷，就在帐篷烤火。平常我们吃饭都吃不饱，那几天大家连饭都不想吃，去打一碗饭回来，吃一半就不吃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躺在那睡觉，听得才清，心痛凄惨。其实睡觉都没有睡着，都躺在毯子里头听广播，但是你也不敢

　给我讲，我也不敢给你讲。大家就心照不宣，都在听，听这边叫，那边叫。

　几乎每个人的内心都在展开斗争，是到台湾，还是回大陆？前者是前途茫茫，只是憧憬幻想；后者这时担心回家后被斗争。我是老党员，我很清楚，如果我回大陆我就是叛徒，我有好过啊？共产党斗争是不客气的，至于判到什么徒刑，受什么罪，我不知道，反正我们知道共产党很会批判。因为我们叛党叛国，给帝国主义美国人做事情，又有证明，罪上加罪。我就决定来台湾。

　一万四千名「反共义士」从韩国来台湾

　1954 年 1 月 22 日[ii]下午四点钟，在五个中立国人员的监督下，我们终于走出了中立区第六战俘营（compound），结束了战俘生活。我们一走出中立区战俘营大门，等于中立国把我们交还给联合国军，我们马上又面对一个抉择。

　联合国军宪兵头盔上写着 UNMP，站在大门外面的公路两边，每五公尺到十公尺就站一个。门口有三条路，你愿意走哪条路走哪条路，往左边走，往右边走，往中间走，你自己选择。往右边回台湾，往左边回大陆，往中间走到中立国去。没有任何干涉，也没有告诉你走哪条路，走出去你自己选择。我们战俘相隔十公尺走一个人，我走过去十公尺，下一个才能走过去。所以说那完全是真正自由。

　我是胡里胡涂，跟着人家走，看哪边人多往哪边。我判断向

　联合国这面一定是回台湾，往北面是回大陆。我选择来台湾，不知道还有去中立国的第三条路。选择第三条路都是军官队会讲英语的知识分子。

　做出选择之后，我们重新归队，踏出中立区，看到牌楼上写的 Welcome，以及两边欢迎我们的中华民国宪兵，喜悦之情真是难以形容，三年的战俘囚犯生涯终于结束了。

　走出中立区后，美军安排好车队，我们每 20 个人一辆车，每五部车就有一辆指挥车和一辆预备车跟在后面。从板门店到仁川要几个小时，在路上大概经过一个小时就休息。停车后美国人说你们不准下车。两个黑人士兵，一人端了十杯咖啡，左边一人，右边一人。我们一人一杯咖啡，我们才第一次知道那叫纸杯。喝完了把纸杯交给他，才集体下车。他们告诉你哪边有临时建立的厕所，大便小便都有地方，还挂着卫生纸。然后大家上车，这五部车走了，后边五部车又来。

　在另外一个休息站，我们完成了盖手印、消毒、预防注射和换装。我们下车，行李留在车上不能动。下车之后盖手印，一个人盖十个手印。盖了之后就发服装，你要几号皮鞋，你要几双毯子，几件大衣。伸三个手指就给三个，伸两个手指就给你两双。拿上补给品还没完，还要打 DDT 粉消毒。从帐篷走出来，原来的车子已经在门口等你，你就上原来的车，一点都不会乱。

　当晚我们到了仁川港，美军给每个人划了三公尺的空地，给

　三个钟头的时间打背包，装好毯子、皮鞋、大衣。联军的乐队一直在吹奏欢迎的乐曲，去台湾的运输舰就停在旁边。我们登船驶向台湾，经过三昼四夜的航行，我们平安抵达基隆港。1954 年 1 月 26 日上午，一万四千名「反共义士」终于来到台湾。

　在韩国战俘营，我们对台湾有种种期待，更怀着满腔热血，冀望能一展抱负。来台以后，其实不然。表面上，我们被称为反共义士，背地里，我们还是囚犯的身份。在战俘营我们的衣服上印有 P.W.表示战俘身份，在台湾依旧受到相同的待遇，衣服的佩章上印有「员」符号，作为与本地官兵之区别，我们并未受到尊重。

　经过三个月的辅导训练后，所有人员被分发海陆空三军各单位，我被编入专门安置军官和干部的反共义士战斗团，核为中尉。这段时期的生活最恐怖，讲话稍不留意，白天还见到的人，晚上就被送到保安司令部，至于能不能安全放出来就很难说了。我的朋友党白昌写了张明信片给我，落款「难友党白昌」。就因为难友二字，被关了半年。对于他的遭遇，我一直耿耿于怀。接连不断的陆续传出有人上吊、跳井，这些事件更加引发恐慌，谁也不敢讲真心话，彼此之间失去信任，深怕滋生事端。不光是言论失去自由，就连一切行动都在监控中。

　在惶惶不安当中，我强迫自己不受影响，专心学习提高自

　己。我迅速完成了军中的文盲班和高级班课程，然后入选针对初级军官的特代训步校一〇七期，六个月后的期终成绩在一千五百多人中名列前十。

　1957 年，战斗团改编为特种作战总队及心战总队。我被编入特战总队，接受跳伞等各项艰苦的训练。此时，我们佩章上歧视性的「员」符号才消失。1959 年，大陆因为大跃进引发大饥荒，政府计划使用特战总队突击大陆，但是忧虑其中份子复杂。特战总队有一天突然接到命令，将由韩国回来的义士的约百分之八十调离，通通打背包，早上起来六点钟到桃园火车站上火车，拉到基隆暖暖待命。暖暖过去就是国军看押战俘的地方。这批义士很多过去在战俘营里当过大队长，为政府服务过，如今被送到暖暖，到那后自生自灭，有的退役后流落到社会，受尽了痛苦。留在特战总队的都是年轻的、有点技术，思想没有大问题的。因为我是医官，所以留了下来。

　1960 年 7 月，我三十岁才终于结婚，不过三个月后我在保密情况下被派遣出征滇缅边区，直到第二年 3 月 18 日才回到台湾。由于表现优异，回台后我获得破例特保晋升少校。十三年后，1974 年元月我终于晋升中校，随即申请退役，又顺利通过退役军医执业考试。1975 年 4 月 7 日，在友人协助下，我顶下桃园县龟山乡公西村复兴街 90 号（苦苓林）的圣恩诊所，一直行医至今。[iii]

　我的一生经历了多场战争：抗战、内战、韩战、滇缅之战。战争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家破人亡，而我却很幸运且侥幸地活到今天。共产党骂我们是叛徒，国民党表面上称我们「反共义士」却暗地里当匪谍、特殊份子，以黑名单列管；民进党骂我们是米虫。我们活似一群边缘人，带着不忠不义、墙头草的罪名，生活在抬不起头的精神痛苦里，社会上处处受到歧视，真是里外不是人。只有在解严以后我才鼓起勇气说出这些东西。

　我们被野心家、政客利用去充当刽子手，为他们打天下牺牲，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怎不令人痛心。或许别人会说我思想有问题，应该再接受思想教育。但是曾经与我出生入死共患难的那些老友，应当最能感同身受我的看法的真实性。我相当认同当年选择回到大陆的难友张泽石先生所言：「我希望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希望永远没有战俘，希望永远没有妻离子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理想。

　 [i]依据《停战协议》附件之《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Terms of Reference forNeutral Nations RepatriationCommission），解释期应为九十天。由于战俘的抵制以及其他因素的延宕，战俘在中立区的实际时间约为一百二十天。

　[ii]此处可能记忆有误，档案和当时新闻报导显示中国战俘

　被释放时间是 1 月 20 日至 21 日凌晨，如 1954 年 1 月 21 日《中央日报》头版。据国史馆藏外交部国际组织司《接运留韩中国反共义士归国联络小组报告》（020-000021-0845A），中国战俘从 20 日早上 08:52 开始撤离印度村战俘营，至 21日凌晨 02:45 撤离完毕。

　[iii]张一夫先生接受访问后不久，已于 2013 年 6 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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