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墓地前

　在清军的墓地前

　祝勇 《 中华读书报 》（ 2014 年 09 月 10 日

　 03 版）

　一

　 在日本大阪，我们找到了清军的墓地，几位在平壤战役中被俘的官兵，最终遁迹于此。

　 我们此行目的是为中央电视台拍摄 26 集大型历史纪录片《历史的拐点》，其中有六集的《甲午战争》，专门赴日拍摄日方史料和遗迹。同时，我还在写作《隔岸的甲午》一书，试图通过日本视角看甲午战争。

　 那是玉造车站附近一座神社旁的一条巷子，巷子建在坡地上，越往深处地势越高，巷边房子的层数也递减。由于墓地在高处，所以车子开进那条小巷的时候，丝毫看不到墓地的影子。叶老师肯定地说，就在这里，我们仍是一脸的狐疑。

　 我们跟在叶老师的身后，沿路边一条窄窄的台阶拾级而上，走上一片台地，穿过一片树林，那片墓地赫然在目。

　 这片墓地叫真田山陆军墓地，埋葬着自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历次战争中阵亡的日军士兵和民夫五千多人。这五千多的军卒，死后也组成了一个浩荡的阵列。不知为何，当我看到这片丛林中的墓地，我突然想起丰桥树林里的“步兵第一百一十八联队旧址”。这两处遗址，无论是兵种，还是时间段，都是那么地吻合。步兵第一百一十八联队的日军士兵，那些“天皇的战士”，就从丰桥那片树林出发，杀向中国人宁静的家园，他们稚气未脱的青春，最终变成了炮灰，消失在炮火尘烟里，回来时变成骨灰，装在整齐有序的盒子里，蜷缩在这片冰冷的石碑下面，再也不能伸直他们的身躯。

　 石碑不到一米高，用最普通的石灰岩制成，一律是方尖碑的形式，即碑身是四方柱，顶部为尖型，碑上三面刻字，正面是逝者的职务和姓名，一个侧面刻着他的出生地，另一个侧面刻着他的死亡时间、地点。这些简单的字迹，就这样粗略地勾勒了他的一生。他们的血肉

　消失了，只剩下这些名字，被深深地镌刻在石头上，这个国家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他们的纪念。然而，在那些名字的背后，却包含着更多的名字——那些被他们杀害的无辜者的名字。当这些日军兵卒的名字被深深地铭刻，无辜被害者的名字却永远地消失了，连同他们血肉模糊的身体，一起消失在岁月的深处，但他们是最不该被忘记的。在我们的国土上，实在应该为他们建造一座最宏伟的纪念碑。

　二

　 那六名清军官兵，就藏身在这片横横纵纵的墓碑中。他们并没有排在一起，而是分散在日军的阵营中。我半蹲着，仔细阅读着墓碑上的字迹，像是查询着一部辞典的目录，要努力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不漏地找出来。那些消失已久的名字，一个个重现在我的面前。可是关于他们的身世，我们无法知道得更多，只是从史料中得知，除了吕文凤是“朝鲜皇城清国电报局巡查”以外，其他五位基本上是北洋盛军官兵。他们在平壤战役中浴血奋战，受伤被俘，带到日本，又在交换战俘前死在大阪陆军临时医院的。他们不可能胜利，但他们仍在战斗。

　 在日本小说《牙山》里，曾经有一名清军号兵，名字就叫李金福。他因落下悬崖而被日军俘获，至于那个李金福是否墓碑上这个李金福，已无从查考。

　 这些官兵中，刘汉中 23 岁已为马兵五品项戴，大致相当于骑兵营长，是这六位中官职最高者。刘汉中祖籍辽宁，家里世代务农，是这个家庭几代唯一拥有“官身”的。又据守墓人提供的资料，刘汉中负伤被俘，送到大阪陆军预备病院后，伤势加重，他在临死前留在的最后一句话是：“把我的官职刻在墓碑上。”

　 这个朴素的愿望里，包含着帝国军人的荣誉感。

　 我突然想起北岛的那首《宣告》：

　 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与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

　 三

　 那一天，我在他们的墓前坐了很久，希望那些被太阳晒得黧黑的面孔在那一刻重新浮现，与我促膝而谈。但墓石冰冷，保守着他们的秘密。他们的家在哪里？他们是否有兄弟姐妹，家族血脉是否延续到今天？他们的后代是否知道，他们已经安葬在遥远的异乡？在他们的墓前，都摆放着野花，我知道，那是来自中国的凭吊者留下的，自从中国留学生杨海嘉在 2003年发现这些清军墓碑，他们就不再与故国“失联”了。故乡的人们陆陆续续来到这里，绵绵不绝地向他们表达问候和敬意，让身在异乡的他们，不再感到孤独和冰冷。

　 从他们的名字里，故国的人们也找回了断续的历史。张锐锋曾经说过，历史不会成为不曾存在的过去，它在许多地方秘密地留下自己的刻痕……就像间谍影片中看到的密写纸，它将一切发生的，都书写在看不见的地方，然后，传递到另一个时间段。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吸收了前人的青春、血液和记忆的结果，只是这样的过程像张锐锋说过的一样，过于隐秘，以至于我们轻易将自己的生命当作一种单独的存在。站在清兵的墓前，我突然觉得在他们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之间存在着一条通道，就像树下的根系，在大地的深处隐秘地相连。我知道纵然相隔遥远，我也一定会来，因为我们的一部分生命丢在了这里，找到它，我们的生命才能称得上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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