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报告

一、调查背景与方法

贫困山区农民普遍面临“看病难”的问题。一方面医疗卫生资源愈来愈集中于城市，地处偏远的农民看病（主要指大病或疑难病）不方便；更主要的，贫困农民普遍无力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往往有病不看，小病拖大，“大病等死”；与此同时，由于贫困，也由于缺乏健康知识和自我保健意识，他们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困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陷入恶性循环。医疗保障的缺失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发展的严重阻碍。在此背景下，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要求，要“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为探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究竟如何建构，受福特基金会资助，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课题组，对陕西南部秦巴山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合作医疗试点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商洛市镇安县位于秦岭南麓中段，全县总面积3477平方公里，“九山半水半分田”。总人口29.3万，其中农业人口25万。至今农民人均年收入仅1426元。全县有25个乡镇，421个行政村。除县医院、县中医院、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等5个县级医疗卫生单位外，有镇中心卫生院11个，乡镇卫生院14个。全县有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1265人，其中村级卫生技术人员457人。镇安县是陕西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首批三个试点县之一，另两县分别为延安市洛川县和咸阳市彬县。我们的调查点选择在镇安县的结子乡和回龙镇，后期又增加了距离县城更偏远的余师乡

课题组分别于2003年10月、2004年3月、8月、11月、2005年1月、3月共6次赴该县展开深入的实地调查。调查对象包括村民、村干部、乡村医生、乡镇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站等部门和县卫生局干部。课题组在县、乡、村召开专题座谈会共11次。共入户230余户，访问近千人次，其中对83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并作了详细口述记录。除围绕合作医疗展开调查外，我们还就贫困山区农民基本健康需求及社区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在项目村进行了参与式需求评估（pra）。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

调查表明，由政府主导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受到农民审慎的欢迎，产生了积极效应。

⑴首先，从中央到省、市、县都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表明了政府的态度，即政府应当对公共卫生和农民健康承担责任。而这一点在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都是不够明确的。卫生健康服务被称为“公共产品”，然而实际上农村居民的医疗费用一直主要是由个人自己负担。有学者指出，“1979年以后，政府就基本上放弃了对农民医疗保健的责任”（张德元，2004）。那么，以2002年10月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并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为标志，意味着这种状况开始有了根本的转变。

⑵突破了资金来源的“瓶颈”。农村医疗卫生和健康保障受到制约最根本的还是资金不足问题。根据2003年1月国家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镇安县实行的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来源为“三个十”，即中央财政为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每年补助10元，地方财政也补助10元，其中省、市、县政府分别拿出4元、3元、3元，农民自己交纳10元。在这“三个十”的政策中，政府补贴毕竟占了大头。除农民交纳和县财政配套资金外，镇安县每年可从中央、省市财政得到391万元左右的合作医疗专项资金。对于这个全县地方财政年总收入仅3895万元的贫困县而言，这笔钱无疑是雪中送炭。

⑶部分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后的2004年上半年，镇安县医院2004年农民住院人数比往年同期成倍增加，其中1—3月份收住入院的农村癌症患者人数比2001—2003三年住院癌症病人总数还多5人，仅由此就可以看出贫困山区农民对医疗保障需求的迫切性。至2004年6月底该县70000余农民第一次享受“报销”了医疗费用，其中住院患者2000余人，合作医疗开始运行的前三个月统计，735名住院患者人均报销医药费用949.8元，个人最高报销金额达近8000元。部分农民从合作医疗中开始受益，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⑷摸索出一套比较切合实际的管理经验，如“单病种定额包干补助”办法以及就诊审核报销程序等。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式实施之前，镇安县卫生局抽调20余人历时两个多月，深入全县30多个乡镇以上的医疗卫生单位，对从2000年起的三年来县乡两级医疗机构6500余人次的农民住院情况逐一进行了摸排统计和汇总分析，包括住院病种，人次，用药，最高最低和平均费用等。得出的全县农民疾病谱以及平均住院费用等基础资料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今后的农村医疗卫生体制进一步改革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据。在管理上，他们实行大病统筹基金与家庭医疗账户相结合。家庭医疗账户基金以乡镇为单位管理，每月报账一次，每户花完自己的家庭医疗账户资金为止；大病统筹基金实行以县为单位的封闭式管理，“筹钱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用钱，用钱的不见钱”，千方百计堵塞漏洞保障资金安全。他们重点推行了“单病种定额包干补助”办法，力求“农民自控、医院自律、基本无审批”的“直通车”报销方式。相继出台了《镇安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管理办法》、《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用药目录》、《农村合作医疗住院病种目录及单病种定额包干补助标准》、《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定点医疗机构管理细则》、《农村合作医疗家庭医疗账户基金管理细则》、《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单病种入、出院标准》等一系列配套文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操作系统。不仅使该县的合作医疗有章可循，公开透明，也为其他贫困地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参考。

⑸农村县乡一级医疗卫生机构有望得到加强。在镇安县我们看到，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际上医疗卫生部门的积极性远高于农民的积极性。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和县、乡镇医院都把新型合作医疗的推行看作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一“发展机遇”意味着政府所属医疗卫生部门可能是新型合作医疗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农村公办医疗卫生部门的受益与农民受益并不冲突。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构成覆盖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然而三级网络的基础部分十分薄弱。长期以来，无论硬件软件建设，乡镇一级卫生院实在欠账太多。籍合作医疗试点适当强化县乡医疗机构尤其乡镇卫生院建设，是完全应当的，也是对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严重不均的现象向合理化方向的一点纠正。

三、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⑴农民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处于被动地位，“参与率”高而“参与度”低。

镇安县全县总人口29.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5万人。据统计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村居民达23万多人，参保比率超过90%。然而我们在入户访问和小组座谈中感到，不少农民对待合作医疗实际持怀疑和观望态度。

作为一项“政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行是自上而下的。这里，政府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理所当然是运作主体，县乡两级公立医疗机构也是积极主动的，农民则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被宣传、被动员、被要求……始终被动的农民似乎不知道自己应当是合作医疗的主人和受益者。尽管通过行政手段获得较高甚至很高的“参与率”，（且不说有无“水分”），但实际上农民的“参与度”并不高，即内心的认可程度、信任和信心不足，热情不高。

⑵资金仍然不足，实际覆盖面偏小。

资金仍然不足、覆盖面过小也是影响农民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每人每年30元的医疗费用，的确不够一次感冒的花费。而总共30元医疗费中，农民能够自己支配（乡卫生院定点支配）的门诊费用只有8元，实际作用可想而知。合作医疗定位于“大病统筹”，即主要用于保大病。假定一次“大病”住院治疗的费用为3000元，就需要花去100个人全年的所有医药费，也就是说覆盖率仅为1/100左右。这种以保险业的原理和运作方式展开的合作医疗，对于仍处在贫困之中的农民吸引力十分有限。如果完全遵循“自愿”原则，往往可能出现“逆向选择”。实际在调查中我们常常看到，一种情况是家中没有病人就不愿参保，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交的那部分钱都用不回来”，更不用说享受国家补贴；另一种情况是家中有病人希望参保但没有钱参保，尽管每人只交十元似乎不多，但在农村家有常年病人的户往往是家徒四壁的特困户。

⑶仍是“富人看病”，穷人反而被排斥。

对于那些尚处在温饱线边缘徘徊的农民，不仅仅是无钱参加合作医疗的问题。即使已经参保，具体看病时还得先自己垫资然后部分报销。报销有“封顶线”，自己支付“门槛费”，还有“好药不能报”的限制，或者“分段按比例报销”，或者享受“单病种定额补助”。七算八算，患者自己需要承担的数额仍然不小。真正的穷人依然看不起病，能够享受到合作医疗优越性即享受政府补贴的还是农村中相对较富裕的群体。这就形成了实际上的“扶富不扶穷”，这种结果显失公平，也有悖于合作医疗的初衷。

⑷“大病”“小病”难以兼顾，“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合作医疗模式缺乏可持续性。

资金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是优先用于“大病统筹”还是“预防为主”？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政府推行的合作医疗选择了前者，可能着眼于抓关键，急于打破贫——病恶性循环，希望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样做一定程度上起到鼓励“大病”的作用。由于覆盖面过低，实际结果很可能“大病”保不住，“小病”又没顾上，发展成更多的“大病”。从镇安的情况看，“大病”都是由“小病”——常见病、多发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拖出来的。因此我们认为，“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合作医疗模式缺乏可持续性。

⑸组织管理难度大，管理成本偏高。

调查中了解到，不少人对药价偏高、报销目录的限制表示不满，还有一些农民因担心报销手续繁琐对合作医疗望而却步。尽管镇安县有关部门在简化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审批手续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推行了“直通车”式报销方式。但从保障资金安全的角度，仍有许多监督管理环节必不可少。像“分段按比例报销”或者“单病种定额补助”的操作流程都不可能太简单，管理难度可想而知。前面提到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实际上该县将合作医疗政策汇编成册的“工具书”就达四、五本之多。要全面理解准确把握这些政策精神也属不易，县乡两级经办人员组织了多次培训。县成立“镇安县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和“镇安县农村合作医疗经办中心”，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副科级建制，正式编制6人，全额预算。可见在管理上付出了极大精力。

宣传动员、组织管理都需要付出成本，而较高的成本必然会影响到合作医疗的效率和持久性。问题还在于，如果政府部门的“成本意识”不强，甚至完全不计成本，则可持续性和长期后果堪忧。

四、政策反思与建议

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需要在政府职能、市场机制与公民权利之间寻求平衡

镇安县提出合作医疗试点的初期目标被概括成“农民得实惠，政府增威信，试点出经验，卫生事业得发展机遇。”这就表明，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构过程中其关注点不一样，至少是有差异的。当然，从理论上、总体上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广大农民提供健康保障，解决弱势群体贫困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政府、医疗机构和农民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具体分析起来，农民最关注的是“实惠”，是要尽量少掏钱看好病；政府需要“政绩”，“增威信”和“出经验”生动地表达了政府的诉求；“卫生事业得发展机遇”则反映了医疗机构的呼声，“发展机遇”意味着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而这些都来自于“新型合作医疗”。既然不同主体的目标有差异，也就是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构过程中存在着政府、医疗机构和农民的三方博弈。

正在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完全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拨款或“财政转移支付”构成合作医疗资金的大部分，可以说资金来源主要是“计划经济”方式。但另一部分面向农民的筹款方式却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上类同于商业保险模式，“谁投资、谁受益”。这种“计划”与“市场”的矛盾、“政府”与“市场”的矛盾无法回避。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设计中，县上的“管委会”是由政府（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医疗机构代表组成，“三方博弈”中最重要的一方——农民则在管理、监督中缺位。负责具体实施的“农村合作医疗技术委员会”和“管委会报销办”更直接设在县医院。某种意义上，县级医疗机构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里又面临着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的矛盾。理所当然，保障农民健康是政府的责任，救死扶伤是医疗机构的本职。然而，在贫困地区，在“财政包干”、自负盈亏的背景下，医院要生存要发展实属不易。医疗机构面向的是市场，市场机制就要追求利润。难怪合作医疗伊始医疗机构都争相要成为“定点医院”，而有群众则怀疑“定点医院”看病的药费比“外边”要贵。镇安县提出了“农民自控、医疗机构自律、人大政协监督、社会反馈监督”的思路，但农民如何做到“自控”？医疗机构如何能够有效“自律”？如何防止新的“垄断”现象？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三方博弈”中两方联合、一方缺位，合作医疗的主人——农民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这样的制度设计不能说是合理的。基本思路是，应当在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和公民权利（农民健康）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⑵几点政策建议

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构和制度设计本文不拟作深入讨论。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当十分注重农民的参与，切实尊重农民的意愿，变“高”的参与率为“深”的参与度。包括从政策设计、具体实施、筹资与监督管理各个环节都应当体现参与性和公开性。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发展不同模式的农村合作医疗。不宜搞“一刀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重点应当及时由“保大病”调整为“预防保健为主”。一方面国家加大对农村卫生防疫、健康教育，尤其是农村医疗卫生知识普及的投资力度。另方面合作医疗资金使用方向着重放在社区能够治疗、不需住院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杜绝“小病拖大”、“大病等死”。

——变“大病统筹”为在贫困山区农村实行普遍的“大病救助”。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负责，并可吸收民间捐赠。管理上须与“合作医疗”完全分开。“大病救助”不同于目前已经实行的“农村特困医疗救助”，覆盖面应当更广些。建议由政府扶贫开发部门或民政部门负责，另设专项基金。

——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当与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同步进行，重点在农村现有医疗资源的重新整合。体制上强化村级卫生室和社区医生的功能，相应弱化乡镇卫生院。可考虑将乡镇卫生院医生全部转为包村的社区医生，农民对社区医生有选择权，同时鼓励有资质的民间医生私人医生参与社区医疗保健市场竞争。

——采取措施进一步平抑农村药价。在县一级医院推行医药分开，扶持建设平价药房。鼓励发掘和发展中草药、针灸等民间医疗方法，大幅降低医疗成本。

核心是：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健康的投资，投资方向应直接投资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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