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稿往事

　组稿往事

　钱钟书手迹

　 【师友印象】

　 组稿乃编辑第一要务。回忆起漫长的编辑生涯，许多人、许多事挥之不去。

　 1983 年，我离开《散文》月刊到百花文艺出版社二编室编书，我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组稿。二编室为诗歌散文编辑室，落实政策回来的老编辑董延梅任室主任。这是位面冷心热的老大

　姐，平日里不苟言笑，遇到面露笑容，一定是撞见了好稿子。二编室有两套看家书，一是重新恢复“文革”前“小开本”散文，一是新编现代名家散文选集丛书。编“小开本”我不愁，《散文》三年结识了一批实力作家，资源充足，组稿大有余地；另一套就不然了。现代散文被认为成就在小说、诗歌之上，名家多，重复出版也多，容易编成一锅杂烩。“百花”这套书要求编选者有学术眼光，须撰写万字以上长序，阐析该作家散文成就的特色和地位，且通常是高校、社科院研究现代文学的学术带头人，我对此完全陌生，搭不上手，心里着急。

　 老董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地把她组到的《梁遇春散文选集》交给我责编。由梁遇春带领进入现代散文世界，是我的幸运。这位一生仅仅经历 27 个年头的作家，以总数不过 50 篇的作品，凭着对独立思考的坚持，在群星璀璨的现代文坛站定一席之地。梁遇春还是位翻译家，最早将英国小品成系列译介到中国来，他的散文写作亦受到英国小品影响，被称为“中国的伊利亚”。那时，我对外国散文刚开始发生兴趣，梁遇春的文字趣味甚得我心，看稿就是享受。

　 1983 年 12 月《梁遇春散文选集》（鲍霁选编）顺利出版，放开了我的视野，正值中国散文学会在天津成立，借学会活动之便，我先后组织安徽大学方铭编《茅盾散文选集》，社科院文学所张梦阳编《郁达夫散文选集》。那时，张梦阳刚由廊坊师专调到北京，林非先生知道我在编现代散文，积极促成梦阳和我合作。

　1985 年，通过上海朋友应国靖，我组织到了施蛰存先生的散文选集。这位长期遭到曲解、被称为“出土文物”的耄耋老人，20世纪 30 年代以“新感觉派”小说领风气之先，散文我第一次读到，惭愧自己的孤陋寡闻。出书前后，我两次去上海拜访施老，没想到历经磨难的老人思维活跃，十分健谈，毫无遗世之气。编施老的书是个给文化人长志气的过程，边读稿，边感慨，世事沧桑，生死难料，命运沉浮谁敢说自己能够把握，然文字终能战而胜之。我把心中感慨寄托在“内容提要”中：“作者在时代长河中浮沉颠簸，历经曲折，但始终保持着对于生活的挚爱之心和对于学识的求索之志，这些使得他的随笔式散文，温柔之中微见忧思，素朴平淡的字里行间常含机智幽默，读后令人回味无穷。这是一位曾经被曲解、被遗忘的作家写下的，不会再被遗忘的作品。”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现代名家散文丛书出版逾 50 种，在书架上占了整整一排。书像人一样，一旦排立起来气势就有了。闲时我喜欢用目光扫视这一排书，一次突然发现，书阵里缺少一个应该列入的名字：钱钟书。

　 我读过钱先生的小品《写在人生边上》，薄薄一本书，10篇短文，不到三万字，谈文论世，语多梗刺，有英国小品文的痕迹，又和梁遇春不同，钱式幽默里透着战乱年代的困顿与忧思。我和钱先生交往不多，80 年代初，承李健吾先生引荐，曾两度去南沙沟寓所拜访，就外国散文译介讨教。那时《围城》还没上

　荧屏，小说的再版也有些周折，闲谈中，先生略有微词，给我的印象，对自己的著作，尤其是数量不多的文学作品，先生很谨慎，也很看重。

　 1985 年，我的第一部散文集《落花》出版，寄给先生指正，也算答谢。那时我已年逾不惑，一事无成，心中有些苦闷，不免流露到文字中，《落花·自序》中有这样几句：“我们久久期待着一个新的开始，这一天来到时，我们却青春已逝。百花盛开，我花独谢，颓唐是很容易的，却又不甘心。”没想到钱先生察觉到我的情绪，来函引用《离骚》“餐秋菊之落英”的古注，提示我，“落”是“初”“始”之意，因菊花不落，并特意申明“此诠大可移赠”。殷殷之心，令我感佩。

　 《写在人生边上》初版于 1942 年，此后钱先生再没有编过散文集，我想，先生主要精力放在治学上，40 多年了，专著之余也有散章问世，至少于序跋、书简两项，着墨不少，按传统散文的标准，以小品为主体，辅以序跋、书简、杂著，编一部选集正当其时。以我编辑《施蛰存散文选集》的经验，不以散文家称名的散文，可能驳杂一些，却也可能更自在丰赡。我为自己的想法所鼓舞，查找了不少资料，将初步想法充实为自认具体可行的建议，遂致信先生，希望得到俯允。

　 信是 1988 年 10 月间寄出的，好长时间没有回音，我已经不抱希望，又忙起其他事。转过年来一月，突然收到钱先生的回信，

　拆开信，依然是熟悉的八行笺，毛笔字密密麻麻写满十五行，从字迹上看，较三年前笔力弱了一些。钱先生先是表示歉意，“我老病未痊，又患腹疾经月，近日始稍能照常饮食，遂未早答，请恕宥为幸。”接着，针对我的编书建议，写了这样一段话：

　 拙作实不足道，前数年福建重印，乃我不得已顺从柯灵同志之命。香港、台湾皆在重印；国内纸张缺乏，贵社不必做赔本生意。短序等已蒙舒展兄收入花城本；书信乃私人酬酢，不宜“透明度”太高（蓄意准备公开者是例外，我素不喜写“公开”的“私”信）。兄热心好意，我万分感激……

　 信的落款 12 月 15 日，邮戳上发出日期是 12 月 25 日，猜想先生大约行动不便，身边又缺少帮忙的人，以致十天后才得发出。我意识到，我的约稿实在不是时候，顾不上其他，赶忙复信表示理解，并为我的叨扰致歉，出书事容日后再议。

　 2004 年退休时，多年集下的信件装了满满一大麻袋。回到家里有时间从容做些自己的事情，我把钱先生的来信仔细读了两遍，从“冷水”中竟读出一些暖意。当年是我不识时务，贸然打扰了对方，钱先生尽可一口回绝，不须多加解释。而先生抱病回复，逐条说明拒绝的缘由，可谓煞费苦心，先生是怕冷了我的心啊。这是一次失败的组稿，然而于我，心中却是熨帖的。

　 （作者：谢大光

　）

　系散文家，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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