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内监督提高民主权利

加强党内监督提高民主权利

我国近年来公共权力滥用之普遍，危害结果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逐渐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一切缺乏约束的公共权力必定导致腐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党的“七大”闭幕之后，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接待了从重庆来的黄炎培、傅斯年等六位民主人士。当年，毛泽东同黄炎培有一段关于民主监督问题的闻名于世的对话，近六十年过去了，今天重温起来，仍然是发人深省、振聋发聩的。

在谈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时候，黄炎培对主席讲，一人、一家、一集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凡初期都能精神振奋，克服艰难困苦，而往后的日子长了，环境渐好，精神渐退，惰性发作，到风气养成，无法扭转，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总是跳不出这种由盛到衰的“周期率”。他直接向主席问道，你们中共能不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话，毛主席回答得非常干脆、毫不含糊：“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延安归来》，载《八十年来》第148-149页）主席的话一针见血，讲到家了。我们共产党要保持生机和活力，跳出和打破历代统治王朝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走民主之路，走监督之路。

邓小平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监督的理论。早在1957年，他就发表了关于“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重要论述。改革开放以后，他一再强调，“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6页）。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重申：“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最近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更是显示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强化监督的执政理念和政治远见。

一、监督的重要性

民主的经典涵义，是“人民的权力”或“多数人的统治”。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模式中，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民主政治的关键，不在于也不可能使人民中的多数亲自掌握和使用公共权力。民主政治的关键在于，要确保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在权力运行的整个过程中，要受到全社会的监督，防止他滥用权力和个人专断。当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在滥用权力时，如果感受不到强有力的社会监督的存在，他手中的权力失去了约束，自我膨胀，必然导致权力腐败、政治腐败。这是我们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一个铁的规律，无论什么社会，概莫能外。

从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上看，现在各国的民主制基本上是代议制，西方普遍实行的是议会制，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代议制民主是一种典型的间接民主。在这种间接民主制下面，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选民，是将自己的决定与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委托给了自己选出的代表——各级官员。于是，在代议制政府产生之后，都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即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和国家权力的实际操纵者发生了分离。宪法虽然庄严地宣布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仅仅是表明了民主政治制度中权力的最终归属问题，但实际上人民或者说人民中的多数，是不可能去直接操纵和行使国家的一切权力的。在这种分离的情况下怎么办，怎样才能保证实际掌握和运用权力的少数人，在权力运行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任何民主政治实践都表明，如果把这样的一种希望，仅仅寄托在掌权者个人素质身上是不行的，绝对不行。因为，一切掌握公共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人类总结自己的政治实践得出了一个规律，叫“欲望腐蚀权力规律”，揭示了个人欲望腐蚀公共权力的特性。三权分立学说的创立者，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有权力的人们在运用权力时非走到极限决不停止”。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甚至认为：“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所谓绝对的权力，就是指权力独揽、个人专权、个人专断，而且不受任何限制。所以，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对掌权者实行制约，实行监督。

监督的逻辑起点在于，任何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必须从坏处着眼，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的“无赖原则”所阐释的那样，我们在设计政治制度时，必须把一切官员假定成“无赖”。休谟虽然和我们一样都知道，官员不可能都是“无赖”，但是，必须假定他们一进入政治生活领域，就有可能成为“无赖”。把一切官员假定成“无赖”，这没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设计出一种制度，来保证让“无赖”去为公众利益服务，并且服务好。这种连“无赖”都能去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制度，肯定是一种人类理想的政治制度。这种人类社会理想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制度，就是监督机制。所以说，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不能从“好人主义”出发，而要从“无赖原则”出发。由此而来，监督便成为民主政治之必然。这就象机场的安检制度安排一样，虽然机场方面知道，并不是所有乘客都藏有武器，都是劫机犯，但是，必须把全体乘客都假定成劫机犯，全体乘客都必须毫无例外地通过安全检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飞行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督，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保护伞，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底线和生命线。

我们传统政治体制设计理念的出发点，是首先假定，官员们都是人民的公仆，都是大公无私的好人，并把职务和觉悟划等号，以为职务越高越正确，官越大越高尚，直至神明。所以，我们的监督机制从本质上讲，是自上而下的，上级监督下级，干部监督群众。群众啥权力都没有，各级都来监督；而那些权力大的，相反却少有监督，特别是地方、部门的一把手，长期处在监督的真空和断层。因此，必须变革我们传统政治体制的设计起点，改变对“官员无私”的假定，实行高激励、严约束。如果我们把干部都当好人，要监督机制还有何用？改变了对官员的假定，接下来监督机制就得跟着变。要变上级监督下级，为下级监督上级；变领导监督群众，为群众监督领导；变少数人监督多数人，为多数人监督少数人。这样一来，老百姓有了监督权，说话有人听了，才能使我们的干部真正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这才是民主政治的真谛。

三、让监督全程参与权利活动

首先，对权力的获得要监督。这是对权力监督的起点。关于这个问题，从制度建设上说，最根本的就是要搞好选举制，解决人民群众怎样才能选出为自己服务的人来，我们的选举怎样才能真实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也就是说，要把好干部的入口关。我们今天的选举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即是如此，也应该看到，在当前的选举中，候选人已有了一种紧张感，担心选举中出现特殊情况而落选。这种来自于选举中的紧张感很说明问题，它表明选举对干部已经有了很大的压力。我们的干部来自于选举的这种紧张感、这种压力，是好事，决不是坏事。遗憾的是，它往往是暂时的，在我们干部们的身上存在的时间太短了，选举完了也就消失了，过三五年再来一次。可以设想，等到民主政治发展了，官员真正由人民群众来选择了，那么，一切正在担任公职和想要担任公职的人，就会一直存在着这种压力和紧张感。这种压力和紧张感，会把许多人的注意力转移和集中到人民群众的利益上来。现在，我们通常仅仅是在道义上要求我们的干部，你要做人民的公仆，你要做人民的勤务员，实际上，是在求你给群众做事，是老百姓求当官的。而在健全的民主政治下面，制度将会保证，只有那些真心实意做人民公仆的人，有德有才做好人民公仆的人，人民群众才会选择你，是你求人民群众选择你，是当官的求老百姓。同时，人民群众能选择你选举你，也能淘汰你罢免你。这样，向上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路就行不通了。我们常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在一些人那里弄颠倒了，颠倒了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是什么意思？一言以蔽之，就是在“谁求谁”的问题上弄颠倒了。脱离群众，甚至走到群众的对立面，这是执政党的最大危险。防范和化解最大的危险，把这种颠倒了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拨乱反正，以避免人亡政息，避免重蹈前苏共等世界上一批共产党垮台的覆辙，出路只有一条，必须走毛泽东五十九年前就已经为我们指出的民主之路、监督之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其次，对权力的运行要监督。这是对权力监督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对权力的运行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监督：一是权力机构之间要相互监督。这一机制的核心是分权，并使不同权力机构之间形成一种监督与被监督或相互监督的关系。用权力监督权力，用国家机器制约国家机器，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实践证明，这是最基础性的，也是最管用的监督。二是非权力机构的监督。主要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种利益集团要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在这里，政治透明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各种权力不允许是秘密的，或者说是不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因为在一个实行愚民政策的、政治神秘化的社会环境里，任何一种权力运作都是无法受到有效监督的，正如列宁说的那样，“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列宁选集》第一卷第417页）。这恰恰是民主与专制的一个根本区别。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来说，更为重要。在社会主义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我们的监督归根到底是人民的监督，人民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它所应当体现的是人民主权的原则。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权力运作，对人民必须是公开的，对社会是透明的。三是新闻舆论的监督。舆论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拿破仑说过：“三家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支枪更可怕。”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西方通常把新闻舆论号称是第四种国家权力。有时，一家报纸、一家杂志、一家电视台把一个政府部长甚至总统拉下马，在当今世界各国政治舞台上并不鲜见。当前，随着民主政治进程的逐渐推进，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已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并打造出了一批象“焦点访谈”那样的名牌栏目。

第三，对权力运行的后果要监督。对权力运行后果的监督，主要是对权力行使中出现的问题，如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权钱交易、压制民主等恶劣后果的处理要进行监督，其实质步骤，是要进入弹劾和罢免程序。对权力运行后果的监督，关键问题是要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搞“刑不上大夫”。如果再搞“刑不上大夫”、刑不上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话，那么，仍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是专制而不是民主。

总之，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离开了监督的民主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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