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皇用人得与失导致国家兴与衰

 用人得当则国家兴旺，用人失当则国家衰亡。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一条基本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其事例史不绝书，这里仅对唐玄宗李隆基(唐明皇)用人得与失导致国家兴与衰的史实略加剖析，即可明察其理。


唐玄宗是历史上有名的皇帝，在位44年(712～756)。统治前期，他励精图治，任人唯贤，使唐朝继“贞观之治”以后又出现了一个大治之世——“开元之治”(713～741)；统治后期，他浑浑噩噩，任人唯亲，开元盛世随即变成了天宝衰世(742～756)，乃至发生了安史之乱，险些亡国。


玄宗在接连粉碎韦后、太平公主两个阴谋集团后稳定了局势，立即大展鸿图，励精图治，严格遵循唐初太宗皇帝确立的“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这一基本国策，也就是按照“节用、寡取、任贤、富民”八个大字办事。民富则国强，国强则世道太平；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通过力行节俭和减轻剥削来保证百姓正常生活和发展生产的基本条件；而要做到节用、寡取，就必须“选用廉吏”。自古贤臣“以廉为基”，清廉是最基本的官德，所以“选用廉吏”实即任贤，任贤正是上述基本国策的关键所在。玄宗深明此义，在用人这个关键大事上将“用廉不用贪、选用德才兼备者而以德为先”作为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他首先选择了姚崇、宋及张说、韩休、张九龄等德才超群的政治精英先后为宰辅大臣，组成了一个清廉强干的领导集体；继而由以他为首的领导集体按标准严选文臣武将和各级地方官吏；然后上下一齐努力，大抓吏治。其主要措施是：大力精简机构，裁汰一切冗官滥吏；荐官必须荐贤，举荐劣恶者必予追究严惩；京官和地方官实行定期轮换制度，使内外官吏特别是高级官吏都能亲知百姓疾苦，保持清廉自觉并提高从政能力；严行考核制度，奖励检举揭发贪浊官吏并对贪官严惩不贷；大力发展教育和科举，不断充实更新官员队伍，提高官员素质；注意选拔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和破格用贤。


在上述诸措施中，玄宗最注重的是严把“选人关”，即使对基层地方官也不例外。他曾将吏部刚选定的数十个新县令全部召入宫中，亲自出题考试，结果当场斥退了45个不合格者，负责选人的两位吏部大员也受到贬职外调的严厉处分。其次注重的是“惩贪官”，即使对地位最高的大臣也不例外。首席宰相姚崇在拥立玄宗和辅佐玄宗治国方面的功劳特大，居官甚清，乃至于居无府第，久住佛寺，玄宗对他非常爱敬倚重。但姚崇晚年对两个儿子疏于管教，两子广交朋友，广收赠礼，而姚崇又为一个受贿下属说情，玄宗便允准姚崇辞去宰相职务，对受贿者照惩不误。


俗话说“正人先正己”，自己心正身正才能看清别人正不正，才能敢管别人不正。当时玄宗确能严以律己，清正自处，并且能够从谏如流，闻过则喜，像唐太宗那样重奖重用那些正直敢言、及时提出批评意见之人。宰相韩休凡知道玄宗稍有过失必立刻进谏，有人“体贴”玄宗说：“韩休总进谏，弄得陛下身体都瘦了，最好让他离远点儿。”玄宗说：“我虽然瘦了，天下却肥了，……我信用韩休，为的是国家长治久安。”言者深受教育，闻者无不感动。玄宗率先垂范，大小官员群起仿效。大臣卢怀慎做官数十年，始终保持“清俭”，粗茶淡饭，俸禄随时散济贫困，“家无余蓄，妻、子匮乏”，死后其家惟一老仆自请卖给别人，换钱为主人办丧事。玄宗闻讯立予救济，并亲自书写卢的碑文，高度赞扬卢的美德。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于是，一个社会安定、繁荣空前的开元盛世出现了，当时中国成了名闻世界的一流强大国家，国际声望无与伦比，“唐人”、“唐人街”、“唐山”、“唐风”等称号流布海外，沿袭至今，而杜甫《忆昔》等歌颂开元盛世的诗篇也流传至今，千载以后读之仍令人心驰神往。


然而，唐率宗晚年却变得飘飘然，昏昏然，越来越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终于不能自拔。自己心邪身歪，看人必然颠倒正邪忠奸，视助纣为虐、残民以逞的奸邪之徒为心腹知己而亲近信用，视谏阻恶行、为民请命的正人君子为冤家对头而加以贬斥打击，用人标准一反正道，任人唯贤变为任人唯亲。孟子说：“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玄宗喜欢小人，群小纷纷登堂入室，将他团团包围，昏君贼臣沆瀣一气，祸国殃民。口蜜腹剑的权奸李林甫和流氓无赖杨国忠先后为相，结党营私，迫害忠良，贪赃枉法，贿赂公行；酷吏吉温、罗希［ｓｈì］的意思是盛大的样，或指姓)及宦官高力士等与二相狼狈为奸，荼毒天下；聚敛能手王之流狂刮民脂民膏供玄宗一伙挥霍，因而官运亨通，身兼二十余职。其他奸贼多如牛毛，不可名状。当初有人推荐酷吏吉温，玄宗只看了他一眼便对人说：“是一不良汉，朕不要也。”吉温被逐出宫后，千方百计钻营，结交高力士、李林甫、杨国忠等辈，又勾结安禄山，内外狼狈为奸，频频得手，飞黄腾达，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而玄宗竟然听之任之。后来因狗咬狗，吉温遭贬，玄宗对朝臣说：“吉温是酷吏子侄，朕被人诳惑，用之至此。”但是，为什么当初一眼看穿而后来则被人欺骗用错了人?这个曾经“心明眼亮”的皇帝这时却完全丧失了自我反省的能力，也丧失了惩办骗子的能力，只是告诉大家不要再提心吊胆过日子：“他现在滚蛋了，你们都可以睡个好觉了!”由此可见，“物欲盛则神昏，神昏则察人不明，颠倒邪正”这话确实有理。


唐玄宗当初壮志凌云，一心要重振大唐雄风，牢记太宗遗训：“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时时处处注意观察人，研究人，不断提高“识人之明”，重用姚崇、宋景等清正廉明、刚正不阿的治国高手共谋大计，防范、打击蝇营狗苟之徒。后来他只顾享乐腐化，不管天下治乱安危，将“圣人之教、祖宗遗训”统统忘掉，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贪暴奸邪、阿谀奉承的祸国元凶同恶相济，憎恶、疏远光明正大之人。显而易见，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完全是由用人者的一定需要决定的，也就是说用人目的决定用人标准：干好事，用好人而不用坏人；干坏事，用坏人而不用好人。这是非常简单的逻辑。所以，从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这一点上马上就能看出用人者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而统治者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对官风吏治又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用贤不用奸则群奸远遁，官风清，吏治好；用奸不用贤则群奸麇集、群贤远离，官风浊，吏治恶。玄宗晚年不仅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不能自拔，而且也陷于群小包围之中不能脱身，根本听不到真话，看不到实情，以致怨声载道充耳不闻，贪官遍地视而不见，吏治大坏，民不聊生，制度法规破坏殆尽，昔日盛世踪影全无。而腐朽透顶的统治集团内部仍在一边享乐一边争斗，遂使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终于引发了一场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无辜百姓横遭涂炭，大唐帝国差点覆灭。此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等愈演愈烈，若干年后唐朝便被农民起义的滚滚洪流埋葬了。


古人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我们从唐玄宗这个史称“前明后暗之君”用人得与失导致国家兴与衰的史实中，一定可以引起深思，得到启迪，汲取有益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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