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与公安基层基础建设之研讨

  《孙子兵法》是一部兵书，素来享有“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兵学圣典”之美誉，其核心是力求以智谋取胜，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其社会功能早已突破了兵法的限制，被当今世界诸多领域广泛应用，备受青睐。在全国公安系统大力开展基层基础工作的今天，《孙子兵法》可供借鉴的管理原则和管理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它对于我们在基层基础建设中，运用兵法阐释的各条战略战术，借以摆脱低水平循环，充分发挥基层基础优势，为维护和保障我国政治与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一、不战而屈人之兵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这段几千年来脍炙人口的军事名言，其核心就是进攻战略的非攻原则，强调不通过武力交锋而达到战略目的，是战略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和最完善的境界。

                  　　“不战而屈人之兵”突出了孙子的“全胜”主题思想，他认为，战争的目的是迫使敌人服从我方的意志，“战胜”只能理解为一种最后的手段、一种达到目的的方法，虽然有效，但不是最佳。孙子的“全胜”思想包含两层内容：一是通过不战的方式达到目的，这是孙子追求的理想目标。二是不战不能达到目的时，要力争以最小的代价求得目的实现。达到一个目标的可能途径有许多，损失最小的那一条总应该是第一选择。“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谋攻》)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创造性地运用了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思想，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有效的军事打击为基础，结合强有力的政治攻势，运用高超的谋略艺术，创造了许多令人叹服的范例。仅在四年的解放战争中，就先后争取了东北地区的郑洞国、曾泽生，中南地区的程潜、陈明仁，西南地区的卢汉、刘文辉，西北地区的陶峙岳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起义，并且兵不血刃地拿下了北平、长春等30余城，迫敌起义、投城，改编了177万国民党军队。

                  　　公安工作是依据国家的法律维护国家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一项专门工作。基层则是公安机关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惩治犯罪、服务群众的最基本的战斗实体，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驾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道防线，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夯实基础工作，加大“打防结合、以防为主”的力度，以期付出最低的成本“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达到控制犯罪、维护社会政治治安稳定的目的。由此可见，打牢公安基层基础工作与孙子的“全胜”思想的指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孙子·谋攻篇》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即在军事纷争中，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失败；不了解敌人而只了解自己，胜败的可能性各半；既不了解敌人，又不了解自己，就只有每战必败的份了。结合我们公安工作的基层基础建设管理，所谓“己”，主要是基层基础在建设过程中所属的各种因素，以及基层应对辖区治安管理的能力，它涵盖了基层基础管理的每一环节；所谓“彼”，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就是基层基础所属的外在条件，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彼”亦特指基层基础工作中打击与监控、服务和保护的对象。

                  　　今天，公安工作正面临历史性转轨，基层基础要在变幻莫测、日趋激烈的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大局中占有主导地位，充分掌握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动权，就不能仅凭过去的主观经验和直觉判断行事，而必须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知己知彼，将社会治安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和处置在始发阶段，坚持“露头就打，不留后患”，从源头上预防犯罪的有效途径。

                  　　必须明确，当前公安基层基础面临的许多工作规律都是与战争规律相通的。在此，笔者不妨将公安基层基础工作之规律称之为“警战”，同“兵战”相比，“兵战”的运行是战场，而“警战”的运行则在社会。最本质的区别是：“兵战”中，两军对垒以击垮乃至击毙对方为胜；而“警战”中，公安基层基础则以能否拉得出、打得赢，能否取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支持来决定胜负。虽然两者性质不同，进行的场地不同，但其求胜的要求与途径也有极多类似之处，都是为了决定胜负这一目标。因此，作为公安工作管理者而言，在抓好基层基础工作过程中，应深入领会与运用兵战的克敌制胜艺术，对“警战”而言有许多可资借鉴与得益之处。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做到知已知彼，不仅要熟悉掌握基层基础的现状，同时还必须注重分析客观条件，尊重客观规律。当前，尤其是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深入研究国家颁布的新的法律法规。既要看到它为公安工作发展提供了哪些新的机遇，又要看到它对公安工作的制约。特别是在和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更要熟悉有关的国际法规、国际金融，诸如保护知识产权、反倾销、环保的规定等等；既要看到新的法律对公安行政执法提出的更高要求，又要求我们必须善于利用新的法律武器来打击犯罪，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既要从本基层基础的实际出发，结合所在地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向，研究“进退”、“可为不可为”，又要掌握公安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发展大方向。二是要深入研究民众对公安工作的期望。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迅猛进步，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及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和民众对公安工作的期望不断攀升，作为最直接、最广泛同民众相接触的公安基层基础，其最终能否赢得最广泛的民众支持，完全取决于基层基础工作能否真正贯例实施“警为民所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因此，让公安基层基础工作为广大民众所欢迎、所接受，乃是公安工作的重中之重。三是要研究当前犯罪问题的发展趋势。必须分清哪些是当前不稳定因素，哪些是当前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犯罪问题，要善于针对不断出现的犯罪新动向，及时制定相应的策略，“以己之长，攻人之短”，取得竞争的主动权。

                  　　三、致人而不致于人

                  　　“致人而不致于人”是孙子争胜原理的纲领，它强调，在对抗过程中，掌握主动权的极端重要性。在对抗领域中，只有拥有主动权，意志才能得到贯彻，它是制胜的关键。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过：“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主动权的取得不单单来源于实力，也取决于对抗过程中的操作艺术，如孙子的“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等等，都是取得主动权的相对具体的谋略智慧。

                  　　同理，在公安基层基础工作中，如果我们仅仅是看到打击和保护工作的现实要求，那么，一旦犯罪势力先你一步“先处战地”，我们就有可能“致于人”而不是“致人”了。要避免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调查研究，认真分析现实和将来打击犯罪和保护民众应尽的职责和目标，把基层基础工作的重点放到“先处战地”的潜在需求上，要坚持夯实基础，坚持稳定压倒一切；要从民众的每一个需求出发，预防和决策更细致、更超前；要把民众的潜在需求变成现实基层基础发展的动力，把潜在的犯罪势力当成现实打击的对象。应当明确的是，基层基础工作必须要以现实斗争为依托，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反应人民群众的意愿，要把人民群众对治安稳定潜在的希望、愿望、欲望，作为向基层基础工作提出的课题，加以仔细琢磨，认真分析，提出新的工作思路，而这正是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的灵感和源泉。基层基础工作一旦具备了扎实的基本功，就是厚积薄发，最终“致人”，而不是“致于人”。

                  　　四、因利而制权

                  　　《孙子》认为，争取战争的主动，离不开有利的态势；而争取有利的态势，又离不开谋形造势。其《军形》篇指出：“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所谓“谋形”，就是有意识地指导军事力量的迅速积蓄。而其《兵势》篇又指出：“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所谓的“造势”，则是指有意识地指导军事力量实施迅速而强劲地“释放”。

                  　　按照《孙子》关于“谋形造势”、“未战先胜”的思想，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必须结合自身建设、发展的特点，注重“谋形”、“造势”。须知，流水、圆石本身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一旦它们从高山上飞流直下或**而下之时，就一定“势”不可挡，这亦是“形势”所造成就的“不战而胜”。

                  　　“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其实就是一个“谋形”与“造势”的过程，它必须是在现有力量基础上巩固和发展，而不是脱离基层基础现有优势另起灶炉；必须是在原有技术上的延伸，而不是动辄延伸到职责范围之外盲目扩展。必须看到，由于我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一些地方的公安基层基础工作还很薄弱，这就需要我们在工作中，要注重发挥“水滴石穿”的精神，坚持扬长避短，采取种种有效措施比如异地联动、协同作战、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要集中有限的“人、财、物”，充分结合各地治安实际，选准工作中的突破点，集中优势警力，从而，最终形成“四两拨千斤”泰山压顶之势，从气势上压倒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给人民群众以极大的安全感，亦同样能达到

                  　　“不战而屈人之兵”功效，从而牢牢把握住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主动权。

                  　　五、匡时事来贵知人

                  　　刘邦一统天下之后曾对朝臣们道出他成功的原因：“夫运筹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这，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还不忘嘲笑项羽，“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如此看来，睿智的领导者并非本身十项全能，而是确知如何整合众人的智能以为已用。孙子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任势。”善于指挥的将帅，其主导思想应放在依*、运用、把握和创造有利于自己取胜的形势上，而不是去苛求手下的将吏，因此他就能从全局态势的发展变化出发，选择适于担当重任的人才，从而使自己取得决定全局胜利的主动权。

                  　　基层基础工作既包括公安业务工作的基础，也包括公安队伍建设的基础，既包括基础设施配置的“硬件”，也包括民警思想政治教育的“软件”。“匡时事来贵知人”，人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孙子云：“齐勇若一，政之道也。”(《九地》)他认为对待士卒要象对待爱子和婴儿那样，关怀备至，才能使士卒“信而不疑”，“亲而不离”，做到“上下同欲”。士卒就可以与之赴深渊、同生死、共患难。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础。在基层基础管理中，就是要求我们的各级公安领导要坚持同广大的公安民警打成一片，做到“上下同欲”。孙子又云：“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势》)。他认为作战的胜负，实力是基础，但要使实力得到充分发挥，必须通过合理的部署，造成对敌具有致命威慑力的险峻的态势。运用到公安基层基础管理中来，就是在行政决策时，必须着眼于求势，决定时注重造势，实施时注重任势，充分发挥“势”的功能和力量，造成和利用有利的态势，使实力得到充分发挥，而不能一味只确定目标和任务，苛求部下去苦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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