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先发制人”思想浅析

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对“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这两种不同的战略指导思想就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当时的军事著作《军志》中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两种战略指导思想之间的差异。到了春秋战国，争霸兼并，战争频繁，诸子学说，竞彩纷呈。面对“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的战略选择，出现了两种观点完全不同的战略流派：一派以孙子、尉缭子等为代表，强调进攻速胜，主张“先发制人”；另一派以老子、范蠡等为代表，强调贵柔守雌，主张“后发制人”。

    孙子是主张“先发制人”战略指导思想代表人物，他说：“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虚实篇》）主张先于对手进入战场，以逸待劳，争取主动，使敌人陷于被动。尉缭子也主张“兵贵先”，说：“《兵法》曰：千人而成权，万人而成武。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尉缭子•战权》）

    老子是“后发制人”战略指导思想的创始人。他提出“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后其身而身先”（《老子•二十八章》）的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思想，为“后发制人”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范蠡是春秋末期主张“后发制人”并把它成功运用于吴越争霸实践的杰出军事家。他说：“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 范蠡认为，后发制人要用潜力，先发制人则用锐气，把敌人的锐气减损到最大限度，而把自己的潜力积蓄到最大程度，再消灭敌人，可谓掌握了“后发制人”思想的妙谛。

    先秦时期，人们已经自觉地把这两种指导思想运用于战争。如著名宋楚泓之战中，子鱼请宋襄公“及其未济而击之”和“既济而未成列”时击之，就是要“先发制人”，迂腐的宋襄公未采纳子鱼的建议，结果遭致败绩。齐鲁长勺之战和晋楚城濮之战则是成功运用“后发制人”战略指导思想的战例。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强大的齐国攻打鲁国，两军战于长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庄公采取曹刿的建议，采取“后发制人”的战略指导思想，待齐军三鼓、“彼竭我盈”之时，“一鼓作气”发起冲击，击退了齐军的进攻。城濮之战中，晋文公“退避三舍”、大败楚军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公元前632年三月，楚令尹子玉率领楚、陈、蔡、申、息等国联军，自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南）向曹都陶丘（今山东定陶西北）杀来，企图一举消灭占领曹都的晋军。晋文公见楚军势盛，自己的联军——秦、齐军队未到，遂决定退避三舍，诱敌深入。晋军连续北撤九十里，到达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会合秦、齐联军，声威大振，士气高昂，严阵以待。晋军撤退后，楚军多数人都主张不要再追，但刚愎自用的子玉，执意要同晋军决战，跟踪追至城濮，双方大战于城濮，楚军大败。晋文公之所以能够取胜，就在于他成功运用了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指导思想。

    《吕氏春秋•不二篇》称：“王廖贵先，倪良贵后。”这两位先秦时期的军事家，一个主张“先发制人”，一个则主张“后发制人”，虽然战略指导思想不同，但他们能够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战略指导思想，并且获得了成功，因此，才得以留名青史。可见，“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这两种战略指导思想，并无优劣高下之分，关键是运用得当、因敌制胜。

    一般说来，力量强大、处于进攻地位的一方，往往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指导思想；防守一方，处于防御地位的一方，则会采取“后发制人”的战略指导思想。孙子强调“先发制人”，这是和他的重视进攻、强调竞争的兵学理论一脉相承的；换言之，“先发制人”思想是孙子兵学的重要内容和合乎逻辑的理论命题。虽然《孙子兵法》中没有专门论述“先发制人”问题，但是，“先发制人”的思想体现在《孙子兵法》的关于战争指导的具体论述中。《孙子兵法•虚实篇》说：“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说的先敌占据战地，以逸待劳，以获取主动。《孙子兵法•军争篇》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就是说的敌对双方在战略、战役展开或进入战斗时，要注意争取先机之利，先敌占领战场要地，先敌展开部队，先向敌人弱点进攻，从而夺取主动权，而把敌人置于被动地位。可见，“先发制人”的实质是战争主动权问题，是要“致人而不致于人”。“先发制人”可以采取突袭手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乱敌人的战略意图和军事部署，争取主动，造成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形势，从而打败敌人。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就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而言，孙子一再强调“先发制人”固然有适应当时战争需要、相对合理的一面。但是，只强调“先发制人”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孙子从进攻速胜理论出发，夸大了“先发制人”的地位和作用。如前所述，孙子强调“先发制人”，与其进攻速胜理论紧密相连。孙子主张“先发制人”和进攻速胜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孙子没能充分认识到“先发制人”、进攻速胜与“后发制人”、防御持久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后者在战争中应有的地位和必要的意义，以至于将先发、速胜与后发、持久的关系截然对立起来，给人们留下凡是先发、进攻、速胜便是好的，凡是后发、防御、持久便是差的深刻印象，这就明显地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了。

    第二，“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辩证关系论述不足。二者并非是截然对立的，在战略与战术等不同层面，可以采取“先发”或“后发”不同的指导思想。换言之，在战略上“先发制人”，但在具体战役战斗上可以“后发制人”；反之，在战略上“后发制人”，但在具体战役战斗上还可以“先发制人”。对此，孙子没有进行明确区分和详细论述。

究其原因，这应该与当时人们的战略意识还不明确有关。战略作为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它的主要任务是关照战争中各个战场，各个阶段之间，以及前方和后方之间，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协调，使战争沿着一定方略与步骤发展，以取得全局的胜利。战略比战争产生得晚。从战略与战术不分，到具有明确的战略意识，提出战略方针，以至提出具体的战略计划，在历史上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战略意识是随着战争持续时间的逐渐延长和战场范围的逐步扩大，战争与后勤、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而逐步为人们所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春秋以前的战争，一般在一个战场，一次战斗中，一天之内便结束战斗。因此，当时人们在认识上对战略与战术没有明确的区别，也可以说，那时人们的战略意识还是很明确。受历史条件限制，孙子没有提出战略与战术进行明确区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孙子主要从军事角度论述“先发制人”战略指导思想，对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因素对“先发”、“后发”的影响和制约论述不够，对于政治上的“先发”“后发”与军事上的“先发”、“后发”之间的关系论述不足。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孙子强调“先发制人”，但在论述具体军事行动时，有时主张“后发”，如《孙子兵法•地形篇》说：“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半出而击，这无疑是“后发制人”的做法。又如，《孙子兵法•军争篇》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遗憾的是，由于孙子过于重视和强调“先发”的地位和作用，对“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关系没有再作进一步地深入分析，论述上失之片面。但片面的深刻远胜于全面的平庸，这也许正是孙子“先发制人”思想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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