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反腐倡廉教育实效性

反腐倡廉教育是反腐败斗争的基础性工程，是从根本上遏制消极腐败现象的一项治本性措施。不断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实效性，真正发挥它的治本作用，不仅关系到反腐倡廉教育本身的成败，而且关系到反腐败斗争的全局。笔者就如何增强反腐倡廉教育实效性问题谈几点看法。一、宏观指导上要把握好反腐倡廉教育的规律性规律是客观事物本质的反映。认识反腐倡廉教育的规律性，必须首先把握它的本质特征。从反腐倡廉教育的特定内容、任务和目的看，它和其它教育类型的区别似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教育。知识性教育注重知识内容、体系的传授，而反腐倡廉教育则注重人的思想品德的塑造，前者属于“智育”的范畴，而后者属于“德育”的范畴。其次，反腐倡廉教育也不同于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具有鲜明的党性、阶级性、时代性和政策性，而反腐倡廉教育的内容则具有更强的道德性、历史继承性和全人类公认性，它内化为人格的修养，稳定而长期地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其三，反腐倡廉教育也有别于一般的道德教育。后者的外延范围更广，它要调整规范的社会关系涉及方方面面，而反腐倡廉教育主要调整规范社会的行政行为，处理行政行为中权力与利益的关系，因而它又比一般道德教育具有更强的政治性。反腐倡廉教育的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它所特有的矛盾运动和目标指向。从目标指向看，反腐倡廉教育不仅要灌输廉政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廉政信念，并使之转化为廉政行为。也就是说，反腐倡廉教育要实现从“知”到“信”、从“信”到“行”两个层次的转化。其中“信”是核心环节，它不仅决定了行政道德观念的形成，而且对人的行政行为起着支配作用。因此，“信”与“不信”便构成了反腐倡廉教育的主要矛盾。那么，制约“信”与“不信”这对主要矛盾运动的基本要素有哪些呢？一般来说，一种信念的形成往往取决于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的现实差异又构成四组矛盾，它们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信”与“不信”这对主要矛盾运动的走向。一是正面灌输与负面灌输的矛盾。行政道德知识的灌输是行政道德信念形成的基础。一个人的道德观念，特别是对某种道德观的坚定信念，不是一下子就能具备的，必须经过长期不间断地反复灌输、反复教育才能形成。但在现实生活中，积极进步的道德观与腐朽落后的道德观总是并存的，都要通过一定渠道灌输给人，从而产生正面灌输与负面灌输谁压倒谁、谁抵消谁的矛盾。二是积极现实与消极现实的矛盾。根据美国社会学家萨瑟兰的差异交往理论，每一个人既可能接触到遵纪守法者，也可能接触到贪赃枉法者，每个人都受到遵从和越轨行为的双重影响。如果一个人走向越轨的社会化强度超过了走向遵从的社会化强度，他就可能成为越轨行为者。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三是肯定情感与否定情感的矛盾。信念是与情感紧密交融为一体的。情感因素的介入是行政道德信念形成的重大动力。在情感的产生中，社会舆论的评价起着重要作用。当社会舆论的评价与人的行政道德观念一致时，就会产生肯定性情感。例如一个人在履行道德义务时得到社会的认可，就会产生一种荣誉感和幸福感，进而坚定自己的道德信念。当社会舆论的评价与个人的道德观念不一致时，就会产生否定性情感。例如一个人秉公办事却遭到一些人的讥讽和嘲弄时，他可能会产生一种迷惘和失落感，进而怀疑自己的道德信念。肯定情感和否定情感的矛盾运动，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行政道德信念的生成轨迹。四是正向制约与逆向制约的矛盾。严格的制约机制是行政道德信念形成的重要保证，它不仅包括道德规范的“自律”作用，而且包括社会约束机制的“他律”作用。有些道德规范上升为纪律和法律，由某一党派、团体或国家的强制力量保证其实施。当这种强制力与行政道德观念相一致并能得到严格执行时，便形成正向制约，从而进一步坚定人们的行政道德信念。当这种强制力软弱无力甚至与行政道德观念相违背时，便会产生逆向制约，削弱甚至动摇人们的行政道德信念。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反腐倡廉教育的外部条件和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反腐倡廉教育的内部矛盾运动，使反腐倡廉教育的运动规律呈现出新的特点。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二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三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四是社会制约机制（舆论的、行政的、法律的）的调整和重构。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制约机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加上社会舆论的约束，法律手段只是它们的补充。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行政手段的制约机制逐步弱化，舆论制约由于缺乏行政手段的有力支持也逐渐削弱了原有的功能，而法律制约一时又难以健全，从而产生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制约弱化和滞后现象，给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条件。上述新的社会因素出现，使反腐倡廉教育的内部矛盾运动产生了新的变化和特点。一是原有的行政道德体系与迅速变动的社会关系的矛盾。道德是社会关系的反映，它必须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当旧的经济关系被新的经济关系取代后，旧的道德体系也面临着调整、更新和完善的任务。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原有道德体系与新的社会关系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原封不动地沿袭原有的道德观念来评价新的社会现象、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显然缺乏说服力。二是社会主义道德观与各种腐朽没落道德观的矛盾。这是新形势下灌输与反灌输矛盾的突出表现。目前，反腐倡廉教育面临的主要对手来自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它对社会主义道德观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导致部分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思想混乱、意志消沉、蜕化变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思想领域的斗争将表现得更加尖锐和激烈。三是反腐倡廉教育与消极腐败现象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道德观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与反腐倡廉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一方面，不正之风的盛行使恪守道德规范的行为得不到应有肯定和褒扬，反而受到嘲讽和打击；另一方面，腐败现象的消极示范效应又降低了腐败分子的愧疚感和罪责感，诱使其心安理得地攫取个人利益。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人们的道德信念，削弱甚至抵消了反腐倡廉教育的实际效果。四是内在规范与外在规范的矛盾。反腐倡廉教育侧重于道德规范的内在“自律”，它依赖于社会制约机制的“他律”作保证。然而在变革期间，这种内在规范与外在规范“失衡”的现象十分突出：法制不健全，行政手段软弱无力，一些廉政规定失之笼统、空泛，缺乏可操作性，加之执行不力，处理不严，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规范性功能。上述四种矛盾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决定了新形势下反腐倡廉教育的发展走向。二、战略目标上要重视反腐倡廉教育的预见性新时期的反腐倡廉教育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它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矛盾。我们只有正确认识新形势下反腐倡廉教育的发展趋势，相应调整我们的工作思路，从战略目标上重视反腐倡廉教育的预见性，才能保证反腐倡廉教育不断取得实效。反腐倡廉要重视“敬廉崇洁”启蒙教育。曾有记者问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您在哪所大学、哪个实验室学到了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那位教授沉思片刻后回答：“幼儿园”。这一回答令所有在场人感到意外。面对人们惊愕的表情，教授认真地说：“幼儿园教会了我人生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这样的回答是意味深长的。人生起步，最早接触社会的就是幼儿园和学校。也是在幼儿园和学校，幼小的心灵开始接触到人生中一些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比如，老师会在游戏和活动、教育和实践中，教导他们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等等。因此，青少年教育阶段也被称为“启蒙教育”。启蒙阶段是人一生中最为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教育特别是思想道德教育，对其日后成长至关重要。无数事实证明，从小受到健康、正确的教育将会受益终身；而幼时的教育如被忽视或者受到不良思想的侵袭，其负面影响也将很有可能伴随一生。着眼于这样的战略目标，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工作协调小组提出的要求，重视抓好广大中小学生的“敬廉崇洁”启蒙教育。要把以“廉”为核心、以“洁”为层面的“敬廉崇洁”启蒙教育纳入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全过程和学生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对学生进行敬“廉官”、学“廉洁”行为的启蒙教育，从小培养他们敬重有操守、重清廉的古今人物，崇尚重名节、轻名利的情感，培养他们厌恶世俗利己的态度，养成健康的心理素质、文明的行为习惯、良好的道德品质，为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打下良好的基础。要根据青少年学生品德发展规律和认知水平，充分体现德育教育的渐进性和层次性，在教育的深度、广度等方面，按照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实际情况，逐步开展与学生各个学段相适应的反腐倡廉教育活动，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逐步树立廉洁的意识和观念。要通过讲述历史上清正廉明官员故事，我党老一辈革命家甘当“公仆”的高风亮节，以及时代勤廉典型事迹，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敬廉崇洁”的道德观念。要组织开展符合青少年学生身心特点的主题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让他们自然地感知、体悟、探究和思考廉洁问题，使社会的道德要求内化为他们自身的道德需要。反腐倡廉教育要走进大学校园。大学阶段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随着知识社会的逐渐形成，大学又成为领导干部的摇篮，未来我们党和国家各级领导骨干将主要从现在这些大学生中产生。因此，大学的反腐倡廉教育成效如何将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败。我们必须从全局的战略高度，重视抓好大学校园的反腐倡廉教育。要根据大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思想实际，开展反腐倡廉理论教育、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教育、反腐倡廉政策法规教育、中国古代廉政思想教育等。要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在廉洁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科学分析腐败现象存在的根源及其严重危害，深入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反腐倡廉之间的关系。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宣传民族英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和建国以来各个战线涌现出来的勤政廉政先进典型，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遵循大学生思想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安排廉洁教育内容。要坚持科学性、思想性、理论性和艺术性相统一，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要从大学生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因势利导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活动。要坚持正面教育与科学引导相结合，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说理教育与品德践行相结合，情感陶冶与榜样示范相结合，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使良好的廉洁意识转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行为。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社会。从世界各国反腐败实践来看，反腐倡廉教育面向全社会，提高公众的廉洁意识，营造有利于官员廉洁从政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是一个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优良的党风政风能够带动和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反之，如果没有一个讲廉洁、崇诚信、守法律的良好社会环境，党风廉政建设就失去了社会基础，反腐倡廉教育的效果就不能巩固，优良的党风政风就不能持久保持。反腐倡廉教育面向全社会要注重搞好“三个结合”。一是要把反腐倡廉教育与社会公德教育结合起来。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公民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是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反腐倡廉教育与社会公德教育相结合，就是要培养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和公共意识，大力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文明高尚的社会风气，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二是要把反腐倡廉教育与职业道德教育结合起来。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生涯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它的主要内容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把反腐倡廉教育与职业道德教育相结合，就是要把廉洁奉公、诚实守信、公道正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廉洁教育内容纳入职业道德教育和培训中，促使从业人员恪守职业道德，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的良好道德风尚，推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建设的健康协调发展。三是要把反腐倡廉教育与家庭美德教育结合起来。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它的主要内容是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从近些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看，纵容配偶子女在经商办企业中谋取非法利益和生活上腐化堕落甚至嫖娼、包养情妇，是两个突出的表现，这与领导干部家庭美德的丧失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密切相关。因此，要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和公民的家庭美德教育，引导人们正确对待亲情，养成勤俭持家的习惯，培育良好的生活作风。要大力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增强家庭成员的反腐倡廉意识，推进健康、文明、向上、和谐、廉洁的良好家风的形成。反腐倡廉教育要重视和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廉政文化是以廉洁从政为思想内涵，以各种文化产品为载体和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对于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逐步克服消极腐败现象，促进良好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一是具有导向作用，可以提升思想境界。廉政文化是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对社会有较强的辐射功能。廉政文化一旦形成，其所包含的精神理念、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就会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顺利开展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廉政文化借助文学艺术、广播电视、杂志等媒介工具，弘扬主旋律，鼓舞和凝聚人心，对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基础性的舆论导向作用。二是具有凝聚作用，可以形成共同理念。廉政文化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文化，它是一种廉政理念，它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在同一类型和模式的文化氛围中得到教化、培养，从而以相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在不同层次上使广大党员干部联系起来、凝聚起来，使整个队伍因同一文化渊源而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的凝聚力量，这对于规范从政行为、引导党员干部提高廉洁自律意识、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教育作用。三是具有实践作用，可以产生辐射效应。廉政文化通过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的培育，树立党员干部正确的人生信仰和执政理念，进而内化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观念准绳。廉政文化一旦发展壮大形成规模，必将深入推进“以廉为荣、以贪为耻”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三、方法策略上要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目前，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反腐倡廉教育的实效性还不够理想，分析其原因，除了没有很好把握反腐倡廉教育的规律性和预见性外，针对性不强也是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因此，要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实效性，从微观层面来讲，必须注意改进方法和策略，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具体来讲，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五个关系。一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正面灌输与纠正转化的关系。反腐倡廉教育的主要任务有两个：第一项任务是给教育对象正面灌输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等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第二项任务是纠正教育对象中存在的错误思想认识和错误的道德观念。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由于各种腐朽没落思想的影响，后一项任务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前一项任务能否完成。当前，要深入揭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本质、产生根源和表现形式，帮助人们澄清模糊认识，增强分辨能力。要长计划、短安排，每个时期确定一个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一个思想问题，积小胜为大胜，最终达到从整体上战胜各种腐朽没落思想的目的。要将灌输式的教育方法与引导式教育方法紧密结合起来，抓住本地区本单位存在的突出思想问题，有计划地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专题讨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分清是非对错。要深刻剖析少数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原因和教训，教育和警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要努力提高民主生活会的质量，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努力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道德风尚。要积极探索微观综合的工作方法和路子，把反腐倡廉教育同查办案件、纠风治乱、制度建设和行政体制改革等有机结合起来，使主观世界的改造与客观世界的改造真正融为一体，通过改造主观世界推动客观世界的改造，通过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主观世界的重新塑造。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反腐倡廉教育的治本作用，实现从根本上治理消极腐败的战略目标。二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长期与短期的关系。处理好长期与短期的关系，就是要处理好反腐倡廉教育经常性与阶段性的关系。反腐倡廉教育是一项经常性工作，也是一项常做常新的工作，既要坚持不懈，又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心浮气燥、急于求成不行，墨守成规、停滞不前也不行。要处理好经常性与阶段性的关系，努力做到两者的辩证统一。用哲学的观点来分析经常性与阶段性的关系，它首先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反腐倡廉教育既是一个整体，但它又是由一个个前后衔接、内容有异的阶段组成的。这就构成了它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关系。其次，它还包含着重点和一般的关系。反腐倡廉教育的经常性并不意味着它不分轻重缓急。在开展经常性的一般教育的同时，我们还需要针对某个阶段的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的教育整顿，这就构成了教育中的重点和一般的关系。在反腐倡廉教育实践中，要正确处理好经常性与阶段性的关系，就要搞好“三个经常抓”和“三个重点抓”。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尤其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和科学发展观教育要经常抓，党纪政纪条规教育要经常抓，正反两方面典型教育要经常抓。只有这样，才能使反腐倡廉教育坚持不懈、根底坚实。与此同时，反腐倡廉教育还要把握对象、时机和领域，做到重点对象重点抓，重点时机重点抓，重点领域重点抓。根据多年反腐倡廉教育的实践经验，教育的重点对象应该是各级领导干部和掌握人、财、物实权的干部；教育的重点时机应该是元旦、春节、高考前夕和干部的婚丧嫁娶之时；教育的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应该是干部的选拔任用、重大资金的使用、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投标以及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资产营运等等。实践证明，经常性教育打基础，阶段性教育抓关键，既增强了教育的实效性，又增强了教育的广泛性，保证了反腐倡廉教育的深入发展。三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点与面的关系。几何学中讲，点动成线，线动成面，点是构成面的基本要素。我们在反腐倡廉教育中要讲由点到面，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工作方法。分析反腐倡廉教育中点与面的关系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要体现教育深入性与广泛性的要求。反腐倡廉教育追求深入扎实的效果，做到入脑入心，就要在抓广泛抓深化上下功夫。无论是选择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有针对性的教育形式，还是选择有针对性的教育对象，都是抓典型、抓点的过程。坚持抓深抓细抓具体，再以此为基础，及时推广，扩大教育面，从点向面扩展，就会使反腐倡廉教育产生广泛深入的影响，取得满意的效果。第二，要体现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点与面的关系，从哲学上来讲，又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反腐倡廉教育如果只强调个性特点而忽视共性面，就会失去普遍性，丧失说服力；如果只重视共性面而忽视个性特点，就会因缺少亮点而影响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因此，反腐倡廉教育必须正确处理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既要抓住亮点和特点，又要针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共性问题，抓好普遍性教育。第三，要体现单个教育与专题教育相结合。对轻微违纪者，要单独进行戒勉谈话，教育其悬崖勒马。实践证明，这种单个教育针对性极强，往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存在的突出问题，要进行专题教育。实践证明，这种教育方式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对于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克服消极腐败现象也会产生比较理想的教育效果。四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教育与法制的关系。教育在反腐倡廉中虽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不能把这种作用无限夸大。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没有健全的法制作保障，教育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些年，我们在反腐倡廉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想了很多办法，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健全的法制作保证。教育的功效要体现在教育的对象形成某种行为方式和某种习惯上，而这种行为方式和习惯的养成，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社会基础和社会环境，特别是需要有一定的严格的社会规范。当我们教育党员干部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有些人违反了这些社会规范却得不到应有的惩处时，这种教育就是苍白无力的。不仅如此，如果一些人的高尚行为没有必要的社会秩序和规范作保障，还很容易被一种低俗的群体行为所同化。澳大利亚公务员总体上是比较廉洁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除了教育外，后面有健全的法制作支撑。在澳大利亚，不管是谁违反了社会道德行为规范，就一定会有后果。诚实守信问题，是澳大利亚倡导的一条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该国公务员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如果谁违反了这一条，就会立即记入个人信用档案。在澳大利亚，一个严重失信的人，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的。公务员会因此而丢掉饭碗，没有工作的人将很难找到工作，银行也不会给你贷款。正是这种法制环境，迫使大家都去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在这种环境中，教育人们诚实守信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五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搞好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动力和根本途径。在反腐倡廉教育方面，既要继承过去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又要不断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的教育方法和载体，特别是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和我国历史上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在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方面，澳大利亚反腐机构的一些做法就很有新意。他们把反腐倡廉的有关内容制作成宣传卡片和挂图发给公众，言简意胲，一目了然；把反腐机构的职能做成拼字魔方，免费赠送给公众，情趣盎然；把有关纪律规定编成模拟情景剧，让抽象的条文生动起来；把教育的内容设计成一个个问题，让大家在讨论和争论中受到教育。近些年来，一些国家面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和社会问题，政治学家及有识之士，对传统的价值观进行反思后认为，市场经济越向前发展，传统价值观念就被抛弃得越多，因而他们提出了一种向传统价值观回归的思想。美国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失控与大混乱》中提出，纵欲无度、道德败坏、文化堕落是导致西方社会越来越腐败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他呼吁，美国需要重振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新加坡强调，要吸取东方文化中的精华，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思想，号召国民以“忠孝仁爱礼仪廉耻”为做人之德，治国之纲。韩国、瑞士、古巴等国在国际反贪大会上提出，如果不改善道德人心，再多的反腐败措施都有落空的危险。以道德标准在市场经济中遏止贪污腐败的观点，正在成为一些国家用道德伦理教化反腐败的主流意识。我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强调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修养，形成廉洁的社会风气，养成清廉为政的品德思想和观点极为丰富。管仲最先倡导“修世成廉”；孔子把“欲而不贪”作为从政的美德；汉初贾谊提出必须加强廉耻仁义教育，转变社会风气；唐太宗认为“克俭节用，实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败德之本”……这些反腐倡廉注重道德教化的思想主张和实践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值得我们今天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所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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