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犯罪问题

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存在着众多的犯罪问题。犯罪问题的复现与作家自身经历、所处社会背景及其宗教原罪观念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区别于传统的侦探小说，他在犯罪问题处理上呈现出某种独特性，主要表现为他热衷于揭开人物内心的隐秘，表现罪犯的双重人格，以及对犯罪行为的偶合处理，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作家个人的艺术追求和崇尚神秘的宗教情结。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   犯罪问题  双重人格  宗教情结

“爱能拯救世界”，“爱能征服世界”。这是十九世纪忧国忧民的俄国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坚定信仰。十九世纪的俄国，在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等腐朽观念也乘虚而入，侵蚀着斯拉夫人传统的道德文明；与此同时广大俄罗斯下层人民在沙皇政府和农奴制度的压迫下，生活日益贫困艰难。畸形的社会造就畸形的事物，刑事犯罪率激增，道德堕落等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日益突现，使作家迫切地感到需要一种力量，来净化人类的心灵，拯救千千万万罪孽深重的灵魂。然而面对残酷的现实，直面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如何应对，下面我们就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以及他的作品来深入探讨一番。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有着双重人格的人。对此，俄国文学历史上也存在过斯特拉霍夫和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争论。尽管公婆各持一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斯特拉霍夫作为陀氏“非常”时期的密友，安娜作为作家十四年的妻子，他们对陀氏是十分了解的，而各自站在自己的主观角度，对陀氏进行描述。斯特拉霍夫曾写到：“他身上非常清楚的显露出一种独特的双重人格，它表现为一个人醉心于某种思想和感情。”①而安娜则认为自己的丈夫干什么都好走极端。一方面在自己一生中有那样的勇气忍受了各式各样的苦难（在要塞里监禁过，上过断头台，流放，亲历亲人的死亡）；另一方面，又不能忍受戒赌的痛苦，没有足够的毅力控制自己不去赌博。这是与他的高尚性格极不相称的。他是善与恶，爱与恨，灵与肉，理智与情感，天使与魔鬼，赌徒与忏悔者，健康与病态，常态与变态的混合体。他是一位“残酷的天才”。作家的个性和经历，一般都会或多或少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有所折射，基于对作家的熟悉，我们再去挖掘他作品中的犯罪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如果我们将陀氏的作品大致浏览一遍，可以清晰的发现，他的小说与犯罪问题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人”在盲目的意志支配下，听凭身体的本能和自由的意愿，甚至发展到有点发狂幻想的冲动，犯下一件件难以饶恕的罪行；《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将军唆使猎狗把用石子伤了他狗的小孩活活撕碎；《死屋手记》中的少校典狱长，把所有囚犯都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对他们动辙乱施淫威，手法残暴的处以重刑；《白痴》中的罗果仁是谋害梅诗金公爵的罪魁，更是杀死娜斯塔霞的直接凶手。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代表作《罪与罚》，也是以刑事犯罪为题材，讲述了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其房东太太和房东的妹妹，最后又主动投案自首的故事。总之，在这些作品中，往往潜伏着一连串的危机，隐藏着一个个预谋，也充斥着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如谋杀、自杀、发疯等等），正如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指出：“……在小说的内容中，刑事犯罪也起着巨大的作用。小说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变体，以不同方式利用各种法庭审讯的范畴……。”当然，巴赫金在这里只是点到即止，没有作具体阐述。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究竟是如何处理犯罪问题的？通过犯罪问题又反映了他怎样的价值取向？这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深入思考。

陀氏小说的成功，是与他运用和独创多种艺术手法分不开的，更与他独树一帜的价值理念戚息相关。陀氏认为人是一种渺小、卑贱的动物，人始终处在意志与理智的冲突之中，而且理智往往无能为力，人的意志（即本能、性本能、作恶本能）却支配了一切。他把人的罪恶看作是一种天性，他在对犯人的犯罪心理进行剖析时，曾经说过：“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现代人的胚胎之中。正是这种作恶本能，使那些恶魔在犯罪时能获得一种极大的快感，使某些犯人犯罪（包括杀人），仅仅是出于一种嗜好、一种取乐、一种虐待欲的满足。”也有人说，陀氏小说中的人物不仅受恶的本能的支配，也是情欲的奴隶，是沉醉在赌博中的狂热“赌徒”情欲的一种变向发泄罢了。如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卡拉玛佐夫们，他们狂热地毫无顾忌的放纵邪恶的情欲，摧毁人间的一切道德规范。主人公德米特里·卡拉玛佐夫就很直白的讲到自己是一只蜘蛛，一只下贱的虫子，自己不但放荡，而且喜爱放荡，也喜爱放荡的耻辱；不但常是残忍的，并且也喜爱残忍。这就是作品所着重要渲染的“卡拉玛佐夫气质”，它体现一种卡拉玛佐夫式的“原始的、疯狂的、粗野的”力量。而更为有趣的是，对于这种力量，在作者看来竟然有遗传的成分，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结果。尽管我们能看到纯洁的阿辽沙继承的主要是其母亲身上那种顺从、忍耐和对上帝的虔诚，但米卡不止一次地说他也存在着卡拉玛佐夫气质。至于米卡、伊凡及老卡拉玛佐夫的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他们都直接承继了老卡拉玛佐夫那种放荡不羁、享乐一切的气质。从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的罪恶追溯到了遗传学的根源之中，仿佛人生来便有罪了。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从生理病理学的角度来描述犯罪。在《罪与罚》当中，拉斯柯尔尼科夫背负两条人命，但最后法官只是判了他八年的二等苦役，这样的量刑结果无疑是出乎意料的宽大，但只要我们针对案件作进一步的分析，一切又似乎合情合理。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人劫财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动用抢来的东西，他甚至连这些东西共有几件，有多少钱也弄不清楚（事后发现，钱袋里一共有三百十七个银卢布和三个二十戈比的钱币，因为放在石头底下太久，最上面一层面额最大的钞票已经霉烂了），于是最后那些擅长心理学的法官得出结论：这件案例，除非是由于某种一时的精神错乱，由于一种病态的想杀人抢劫的偏执狂，犯罪嫌疑人根本没有明确的作案动机，没有进一步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贪图钱财，否则是不可能发生前面所描述的事情的。所以最后只是判了八年的苦役，也是符合刑法理论中关于“精神病人”在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而犯罪时，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的。另外，许多证人包括医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以前的同学和佣人都确凿无误地证明拉斯柯尔尼科夫早患有多疑症，对他不像一般的杀人犯、盗窃犯和抢劫犯，而在定罪量刑上区别对待完全是有据可寻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犯罪问题可以从心理学、病理学、遗传学等角度入手考察，可谓“包罗万象，气象万千”，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如此受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此外，我们还关注到陀氏小说中的犯罪问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人物犯罪附上了鲜明的神秘与偶合因素。正如斯特凡·茨威格在《三大师》中指出：“或然性，也就是舍身夺取全部，对他很有吸引力。正如命运玩弄他那样，现在他也要玩弄命运：他刺激导致艺术上焦急心情的或然性。”②  同样拿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例，他的犯罪行为就充满了偶然与巧合。拉斯柯尔尼科夫谋杀房东太太是在七月初，起念却是在头年冬天。他去典当一枚戒指，当即对这个贪婪、恶毒的老太婆产生了难以名状的厌恶。回来后，他走进一酒馆，“正巧”又听到邻桌一大学生和一年轻军官议论那老太婆的恶毒和怪癖以及她是如何虐待与其住在一起的妹妹丽莎维塔的劣迹。在他预谋杀人后，又偶然地得知老太婆的妹妹丽莎维塔次日晚上七点种将在家的确切消息，也就是说，那时将只有老太婆一人在家！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下手时机，下一步便是作案凶器斧子的准备。这一点他相对有把握些，因为“娜斯塔霞经常不在家”，“所以到时侯他只须悄悄地走进厨房，把斧子拿出来，一个钟头以后把所有的事情办完，再走进去，把斧子放回原处就行了。”③  但当他往厨房偷窥，发现娜斯塔霞正在那儿干活时，他的内心遭到了巨大的打击，计划受挫，情绪变得十分低落。于是他漫无目的的站在大门口假装散步。但这时看门人小屋里的板凳下面“有一件亮晶晶的东西映入了他的眼帘”，而且一个人都没有。不仅如此，当他来到老太婆所在公寓的大门口时，“有一辆运干草的大车刚好被赶进大门，在他穿过门洞的时候把他完全遮住了。大车刚从大门口拉进院子，他就乘机一溜烟拐到了右边。”④  结果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进了公寓。上了楼梯，“那会儿楼梯上也空无一人，所有的门都关着；一个人也没有碰见。”⑤  当拉斯柯尔尼科夫杀完人准备离开时，突然来找老太婆的两个人将他堵在了屋里，且这两个人知道房内有人并不断地敲门，但负责看守的人因等得不耐烦下楼去了。又一次有惊无险。拉斯柯尔尼科夫冲出屋子，走上楼梯，下面传来的喧哗声正一步步向他逼近，而他只能是走投无路的迎上去。正当他准备孤注一掷时，恰巧右边有一间空房子的门敞开着，而油漆工人又正好不在，他闪进屋子，躲过了人群，又一次化险为夷。之后，他跑下楼梯时，“楼梯上一个人也没有！大门口也没有人。”斧子放回原处，守门人同样不在。他就这样“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甚至他都没意识到出老太婆房间时没有将门关上！整个犯罪过程可谓惊心动魄，跌宕起伏，但最后总能鬼使神差般化险为夷。情节中的偶合和主观色彩昭然若揭。有人不禁要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对偶合如此偏爱，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呢？我们不要忘记，陀氏是一位出了名的“赌徒”作家，他对轮盘赌可以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所以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狂热的赌徒。而“赌徒”这种气质反映于文学创作中，便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艺术效果。他营造了不同于传统侦探小说的、独特的扣人心弦之势，从而使叙事层次更加繁复，步步紧逼，一次担心再加上更厉害的一次，一层上面再迭架第二层、第三层……仿佛要一直迭加上去，以至于无穷，使读者目不暇接，心惊肉跳！从更深一个层面来看，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陀氏小说中犯罪情节的“造势”功能，即作家将人物安置于犯罪的特定情势中，“残酷”的挖掘深藏于人性中善与恶的本质。鲁迅先生就曾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⑥   “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来，拷问深藏在底下的恶善，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下的真正的洁白来”。⑦  为了创造这种“万难忍受的境遇”，他不惜利用众多的偶然与巧合以达到一种作案不露痕迹的必然结果。这就省去了侦探的逻辑推理，不致于使读者纠缠于表面情节，从而将目光更加集中地聚焦于特定情境下的人物的变态心理世界。

陀氏小说反映的内容是奇特的。他总是热衷于揭开“小人物”的心灵隐秘；将表现人的分裂意识当作贯穿终生的创作题材。可以说，陀氏小说其实是一面伸入人的内心世界的“心理窥镜”。冷静的旁观，客观的分析是他心理描写的主要手段，拿捏罪犯的犯罪心理更是陀氏小说的一绝，下面我们就结合他笔下的人物来简要分析这一特点。在《罪与罚》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心灵活动史，全书也可视作一部深入剖析罪犯心理的社会心理小说。艺术家独树一帜地描绘了主人公的内心分裂和双重人格。拉斯柯尔尼科夫本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大学生，由于家境贫寒，被迫辍学，孤身一人住在“像一口橱柜或一只衣箱”的斗室里，女房东太太因他几个月交不起房租，不再供给他伙食，并要赶他走。饥寒交迫的年轻人想劫富济贫，杀死这个可恶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用她的不义之财改善自己和千百个穷苦人的处境。杀人前，他做了一个恶梦，梦见自己童年时的一个可怕场面：一群酗酒的醉汉凶狠狠地猛抽一匹又矮又瘦、黄毛黑鬃的驽马，直至用鞭子和棒棍将它活活打死。不难看出这匹任人宰割的驽马，其实是俄国人民苦难的象征，也是主人公过去的体验和现实生活交融的虚幻再现。为了摆脱困境，一个月来他精心策划，现场调查，苦思焦虑，激烈斗争。他的头脑里不断出现各种希奇古怪的幻想。譬如，在非洲，在埃及，在一个栽植着棕榈树的绿洲里，他不时从小溪中舀水喝……。这些正是他潜意识当中对和谐与宁静的美的渴望。杀人后，他神情恍惚，心乱如麻，痛苦不堪，惊恐万分。当他收到警察局的一张传票时，情绪变得异常紧张，将自己唯一的一双袜子穿上又脱掉，然后又穿上，担心上面有血迹，会成为罪证。结果弄清是房东向他追讨债务，一场虚惊后他突然如释重负，心情变得十分愉悦。文本中后来又提到他心神不定地游走街头，无意识地端详所遇见的一切东西，差点被马踩死。在炎热的夏天，他却怕冷。无意间，他又想去找大学同学拉祖米兴。一想到警察局会搜查，他就匆忙赶回家去，把抢来的赃物藏到离家很远的大石头下面。尤其写得精彩的是他做的一个怪梦：梦见自己又走到了作案现场。他拿出斧子猛击老太婆的天灵盖，老太婆却坐着发笑，他用足力气越砍，老太婆笑得越厉害。他狂奔逃命，发现四周都是交头接耳望着他的人，他的心揪紧了，两脚挪不动了，觉得无路可逃。这一梦境描写得相当细腻，也十分逼真，它再现了主人公杀人时的心理体验，充分反映出罪犯的恐惧心理和精神失常。梦是可怕的，但梦境和梦的过程却又如此真实，并且充满了巧妙的、异想天开的而在艺术上又十分合情合理的各种细节。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通过描写这些复杂的心理变化，细腻而深刻地显示出了他那个动荡年代下层社会的心理。即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罪犯心理的变态和人格的分裂其实是病态的社会现实的一种真实的写照。拿陀氏的另外一部作品《孪生兄弟》为例，他表现分裂意识的自觉程度也很明显。主人公戈利亚德金没有生活地位，生活寒酸潦倒。他梦想做生活的宠儿，又不甘心与肮脏的社会同流合污。他想干一番事业，又胆怯得像只母鸡。善良与丑恶、崇高与卑劣、强者与弱者、自尊与自卑、理想与现实、大胆与怯懦，在他灵魂深处剧烈碰撞，终于导致意识分裂。而牺牲者和刽子手是他意识分裂的两种具体表现。借此形象作家告诉我们，意识分裂是最痛苦最悲惨的病症，得了这种病，只会发疯。显而易见，从《孪生兄弟》中的戈利亚德金开始，到最后一部小说中的伊万·卡拉玛佐夫，“两重人格”的性格典型贯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创作中，无一例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陀氏小说中的这些犯罪分子的内心是多么的矛盾与复杂，摆在我们面前的，其实是一部部酣畅淋漓的剖析人类内心世界的心理小说，是震撼灵魂的警世之作！

二

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浓重的宗教因素。这样的因素使人更多地倾向于沉思默想，倾向于思想的表达与交流。文化人对祖国和人民的关心往往同他们的宗教精神结合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这样一种倾向。他的作品十分关注人类灵魂的苦难，提倡在痛苦中寻求幸福。把它放到犯罪问题这个特殊领域内，陀氏给我们回答的其实是如何救赎的问题。前面我们曾提到陀氏认为罪恶主要不是因为社会环境，而在于人的本能，那么救赎也就不应主要依赖于社会的改造，而是在于人自身的提升，用简短的八个字概括：去恶从善，皈依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揭示人的恶的本性的同时，并没有丧失对人的信心。他在《死屋手记》中对那些罪犯也寄予了很大的同情，在这些貌似凶恶的人身上，也看到了善良、纯洁以及他们在劳动和娱乐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创造力；在《罪与罚》当中，正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写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的同时，又写出了他的善良，对弱小者的同情；也写了一生罪孽深重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突然的良心发现。带着这种对人的确信，他走进人的灵魂深渊，而后又向他们指出一条通向光明之路，这就是自动地投入炼狱之中，烧除心中邪恶的魔鬼，使善的因素得到升华，从而实现道德的完善，人格的完美。具体途径便是经过苦难的净化、爱的洗礼。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人后，正是经受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才使他有了向上帝忏悔的迫切需要。而对于索尼雅来说，耻辱、卑贱和“神圣的感情”这对矛盾的特质也体现在她身上，于是一个杀人犯，一个卖淫女，一同背着十字架，一块儿去受苦，终于在那遥远的西伯利亚，一同享受到了上帝的灵光。如果说罪犯必然经过炼狱之火的烧炼，那么同时人们必须用爱和宽恕来拯救他们。基督教的所有教义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律师为米卡呼吁：“那么你们用慈悲来降服他吧！给予他爱，它将诅咒他的所作所为”，而控诉，将只会使他的良心“释去重负”。 ⑧      

爱，不仅可以拯救罪人，也可以使自己获得坚定的信仰。从本质上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犯罪问题关注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归根结底还是人。他一生所关心的正是人在现世中的生活，人的道德的完善。他的整个创作，在揭露社会的不公平，同情下层人民的不幸的同时，又在着力挖掘普通人的人性美，展示他们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追求。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人的犯罪、情欲的冲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我的寻求，对自我的一种肯定。但在陀氏看来，这种寻求是失败的，人成为情欲、罪恶欲的奴隶，人在寻求自我中同时也失去了自我，产生了自我的异化。终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有罪的人们指出了一条新路—皈依宗教，实现自我人格的完美与统一。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书信选》中是这样描述的：“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绝不可能有。”⑨

三

作为“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一本永远也读不尽的书，他小说中所涉及的犯罪问题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我们也不可能“一网打尽”，我们能做的，只是在日后的学习和工作当中，对这些问题给予不断的关注，值得指出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基于犯罪问题、双重人格和宗教情结的种种处理，是以超越现实的存在为前提的，这就要求我们从另一角度去审视、解读、接受，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作家艺术处理上的真正旨归。

参考文献：①《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553页

          ②斯特凡·茨威格：《三大师》，申文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③《罪与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④《罪与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⑤《罪与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⑥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一卷，95页

          ⑦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六卷，327页

          ⑧何云波：《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宗教》，载于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4月第59页

          ⑨陀思妥耶夫斯基 ：《书信选》 ，冯增义、徐振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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