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持续增收难原因调研报告
农民增收问题始终是“三农”工作的核心问题,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始终面对的重大课题。就这一课题,笔者做了一些调研,进行了一些思考,在此谈几点个人看法和建议。
一、对农民收入现状的一次典型调查
就农民收入现状情况,我们到新铺乡东湾村做了一次典型调查。东湾村是一个典型的纯农业村,经济发展状况在新铺乡属中等水平。全村有10个村民小组,195个农户,662人,耕地面积489亩,2008年人均收入3000余元。调查过程中,我们选择了30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农户进行了面对面地走访。调查结果显示,年收入7000元以下的有7户,占调查总户数的23%;年收入7000—12000元的有18个户,占60%;年收入12000元以上的有5户,占17%。调查表明,这些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基本相同,主要分为三大块:一是外出务工收入,平均占家庭总收入的50%左右;二是以柑桔为主的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30%左右;三是养殖畜禽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20%左右。
通过调查,我们还了解到三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一是农民贷款难。由于目前农村基本上只有信用社一家金融机构直接向农民提供贷款,而且一般都是小额贷款,还款期限也较短。调查中,就有一个农户这样反映,他准备利用自己的一处空闲的场地,加盟双佳公司养殖肉鸡,这本来是一个赚钱的项目,但他根本无法筹集到1万元的启动资金,找信用社贷款,最多只能贷到1000元,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项目。二是教育负担重。据反映,现在农村中一名初中生一年的学杂费至少要1000元,一名高中生一年的学费至少要2500元,一个农村孩子如果只读完高中,最少需要家庭开支1.2万元。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1.2万元不是个小数目。如果这个孩子再读完四年大学,则至少还需要4万元,到了这个阶段,大多数农民家庭就不得不靠借债来维持了。我们这次调查的农户中就有这样一个例子,该农户几年前家里还有存款,自从他的女儿读完四年大学之后,他家不仅存款没有了,反而欠了近3万元的债务。三是医疗费用高。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整个东湾村大约有10%的农民家庭因疾病方面的原因而步入贫困。这些农民大多患的是肝炎、结核、矽肺等慢性疾病,病程一般都较长,每年要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医疗费用。同时,疾病还导致了他们的劳动能力降低甚至丧失,这无疑是雪上加霜。该村有一个农户,男主人患有慢性肝炎,每年要开支近2万元的医疗费用,现在家里不仅一贫如洗,而且还欠着几万元的外债。
二、造成农民增收难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对上述调查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造成农民增收难的原因是综合性的,可以说是一组相互交织、缠杂的矛盾,分析其深层次根源,笔者认为是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
(一)农业生产面临诸多风险的“先天不足”导致农民无法稳定增收。
首先,农业生产临着其他非农产业不可比拟的自然风险。农业是以生命有机体作为生产对象的,由此决定了自然条件与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无法预测的农业自然风险,即:外部自然环境条件的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直接决定与影响到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高低。特别是在现阶段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对外部自然力控制能力还相对较弱的条件下,气候条件与自然灾害往往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命运。加上长期以来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而且极大地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局部的洪水和局部的旱灾、虫灾以及疯牛病、禽流感等疫病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些灾害的损失,最终都将降临到农民的头上——农业欠收甚至完全失收,这种灾难对农业生产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
其次,农业生产面临着市场经济纷繁复杂的市场风险。在传统计划经济环境中,农业生产经营几乎感受不到来自市场的挑战与风险。但是伴随着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性转轨,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生产与经营必须正面迎接各种市场经济的机遇和挑战。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生产决策与产品销售在时间上被人为分割,因此当市场上一些大宗农产品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时,必然会导致农产品价格上的大起大落,而以单家独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主体却无法有效掌握市场信息,价格好时他的农产品生产不多,等他生产多了,价格却又跌了,总是走不出那种“增产不增收”的困境。
(二)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的“后天乏力”导致农民获得非农收入的难度加大。
当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正遭遇三大“瓶颈”制约。首先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基数太大。据不完全统计,至2005年底,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高达1.8亿人,同时每年将还有600万人成为新增加的劳动力。问题还在于,一方面从总量上看劳动力市场是供大于求,但另一方面却存在青年劳动力和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近阶段在广东沿海城市出现的“技工荒”现象便说明了这一问题。其次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据国家统计局1997年和2001年两次抽样调查,农村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比重仍达8.5%,小学文化程度的为33.9%,初中文化程度的为46.2%,高中文化程度的为10.19%,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1.3%,这些都决定了大部分农民工进城后,只能选择城市人不愿干的粗活、重活、脏活,劳动强度大而工资却相对较低。其三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缓慢而艰难。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各种控制人口迁移的制度仍然存在,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用工制度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涌入城市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从本质上讲也没有被工业化与城市化所真正有效接纳,绝大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始终游离于现代化城市之外,他们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奉献给了城市,到了40岁,快要老了,或者病了,城市便不再需要他们,他们只好又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农村。
(三)国家宏观收入分配政策偏差使农民增收面临明显不利的社会经济环境。
首先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偏向。资料显示,在“一五”到“五五”期间,我国政府对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在45%-62%之间,而对农业的财政投资从未超过8%,最少年份为3%,这种工业偏向运行格局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农业自我积累与自我发展后劲的不断弱化。其次是城乡发展中的城市偏向。长期以来,城市公共物品几乎全部由国家负担,如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农村公共物品的短缺却由农村居民自己负担与自主解决,这种不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从根本上引发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严重短缺,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其三是国民待遇中的市民偏向。我国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由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构成,保障项目齐全而且水平较高,而农村居民只有最近几年才开始试点推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我们还可以从城乡居民之间的税负比较中看出城乡居民的严重不平等。在税费改革以前,城市居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月税收800元,年收入9600元以内不纳税,按照这一标准,可以说95%以上的农民不应当纳税。即使把农民与城镇个体工商户进行平等纳税比较,工商户年应交税所得额如不超过5000元,适用于5%的税率,农民也最多也就适用5%的税率,但农业税的实际税率大都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上。从经济学角度讲,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决定社会事业进步的差距;反过来,从社会学角度讲,社会事业进步的差距,又使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由于社会事业发展的不平衡,现在农村孩子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要大大少于城市孩子,那么就必然会使城乡下一代的差距提前拉开。
三、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对策措施
由于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坚持长短结合,多管齐下。具体来说,就是要实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一)立足当前,四措并举提高农民现实收入。
1、进一步深化制度创新,用政策促农增收。要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引导农民自愿、自觉走向适度规模经营的道路。一是要在稳定土地的承包权的前提下,搞活土地的使用权,允许土地流转、转让、租赁。二是要健全和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搞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要逐步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机制,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2、因地制宜优化农产品结构,增加农民产业收入。当前农业生产要避开重复生产大宗农产品而带来的相对过剩问题,进一步提升和优化农村内部产业结构,走发展生态农业之路,大力开发安全、优质、专用、有特色的农产品,通过抢占市场来赢得发展先机。具体到我们**县,就是要紧扣消费市场需求,大力整合本地资源,充分放大现有优势,突出做好生态文章,重点打造柑橘、茶叶、烤烟、高山蔬菜、家禽、生猪六大拳头产业。
3,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增加农民非农收入。要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的就业门路,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通过引进、发展劳动密集性企业,大量吸纳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从事工业生产的机会。同时结合本地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从事深加工、精加工的农产品加工中小企业,进一步拓宽增加农民就业渠道。还要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使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脱出来,专门从事农业产供销各个环节的服务。
4,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证农民增收“轻装上阵”。要继续稳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继续强化各项强农惠农政策,为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创造条件。要确保各级转移支付资金、支农项目资金专款专用,保证各项惠农补贴及时足额下拨到位,尤其是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和良种补贴必须按时足额兑现到户。要严格清理和规范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
(二)着眼长远,四管齐下夯实农民增收基础。
1,深化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实现农业结构的转换升级。
要继续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真正使农业增长方式由过去单纯追求数量增加,向在保证数量的前提下寻求品种改良和质量提高的方向转变,从而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要特别注意走出农业结构调整中追求“小而全”的误区,着重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关键是要在优势区域中培育优势产业,在优势产业中选育优势产品,在优势产品中打造著名品牌。
2、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强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城乡的差距,实质上是知识的差距,信息的差距,教育的差距,归根到底是人才的差距。所以,从现在起,要从三个方面着手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为农民增收提供智力支持。一是要抓好农村基础教育。坚持从娃娃抓起,实现高质量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要努力保证不出现一个农村孩子因贫困而失学。二是要加强实用技术培训,积极启动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等农民培训工程,为农村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农业实用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重点围绕主导产业的生产,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将农业部门的技术优势转化为促进农民增收的经济优势。三是要加强上岗技能培训。加强劳务输出的组织和引导,做到扩大总量与质量并举,向大中城市输出与向县城和中心集镇转移并重。加强对农村劳务和职业技能培训,重点培训家政服务和导游人员,打造劳务品牌。逐步实现劳务输出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由短期型向长期型转变、由松散型向组织型转变。
3、立足于城乡联通,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一是要以扩展就业为突破点,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对农民就业的歧视性政策限制,让农民能自由平等地依照经济比较利益合理地向城镇有序流动。同时要破除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体制,将进城务工的农民逐渐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为农业劳动力流动和择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二是要加快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和优化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和构建完善的农产品运销体系,增强乡镇企业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三是要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扩大城镇居民对农产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此即使农产品结构不提高,农民收入也会上一个新台阶。所以,从长远来看,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还取决于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和水平。
4、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与投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国家财政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不断优化投入结构,重点搞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为今后实现农民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对农民收入现状的一次典型调查
就农民收入现状情况,我们到新铺乡东湾村做了一次典型调查。东湾村是一个典型的纯农业村,经济发展状况在新铺乡属中等水平。全村有10个村民小组,195个农户,662人,耕地面积489亩,2008年人均收入3000余元。调查过程中,我们选择了30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农户进行了面对面地走访。调查结果显示,年收入7000元以下的有7户,占调查总户数的23%;年收入7000—12000元的有18个户,占60%;年收入12000元以上的有5户,占17%。调查表明,这些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基本相同,主要分为三大块:一是外出务工收入,平均占家庭总收入的50%左右;二是以柑桔为主的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30%左右;三是养殖畜禽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20%左右。
通过调查,我们还了解到三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一是农民贷款难。由于目前农村基本上只有信用社一家金融机构直接向农民提供贷款,而且一般都是小额贷款,还款期限也较短。调查中,就有一个农户这样反映,他准备利用自己的一处空闲的场地,加盟双佳公司养殖肉鸡,这本来是一个赚钱的项目,但他根本无法筹集到1万元的启动资金,找信用社贷款,最多只能贷到1000元,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项目。二是教育负担重。据反映,现在农村中一名初中生一年的学杂费至少要1000元,一名高中生一年的学费至少要2500元,一个农村孩子如果只读完高中,最少需要家庭开支1.2万元。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1.2万元不是个小数目。如果这个孩子再读完四年大学,则至少还需要4万元,到了这个阶段,大多数农民家庭就不得不靠借债来维持了。我们这次调查的农户中就有这样一个例子,该农户几年前家里还有存款,自从他的女儿读完四年大学之后,他家不仅存款没有了,反而欠了近3万元的债务。三是医疗费用高。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整个东湾村大约有10%的农民家庭因疾病方面的原因而步入贫困。这些农民大多患的是肝炎、结核、矽肺等慢性疾病,病程一般都较长,每年要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医疗费用。同时,疾病还导致了他们的劳动能力降低甚至丧失,这无疑是雪上加霜。该村有一个农户,男主人患有慢性肝炎,每年要开支近2万元的医疗费用,现在家里不仅一贫如洗,而且还欠着几万元的外债。
二、造成农民增收难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对上述调查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造成农民增收难的原因是综合性的,可以说是一组相互交织、缠杂的矛盾,分析其深层次根源,笔者认为是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
(一)农业生产面临诸多风险的“先天不足”导致农民无法稳定增收。
首先,农业生产临着其他非农产业不可比拟的自然风险。农业是以生命有机体作为生产对象的,由此决定了自然条件与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无法预测的农业自然风险,即:外部自然环境条件的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直接决定与影响到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高低。特别是在现阶段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对外部自然力控制能力还相对较弱的条件下,气候条件与自然灾害往往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命运。加上长期以来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而且极大地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局部的洪水和局部的旱灾、虫灾以及疯牛病、禽流感等疫病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些灾害的损失,最终都将降临到农民的头上——农业欠收甚至完全失收,这种灾难对农业生产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
其次,农业生产面临着市场经济纷繁复杂的市场风险。在传统计划经济环境中,农业生产经营几乎感受不到来自市场的挑战与风险。但是伴随着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性转轨,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生产与经营必须正面迎接各种市场经济的机遇和挑战。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生产决策与产品销售在时间上被人为分割,因此当市场上一些大宗农产品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时,必然会导致农产品价格上的大起大落,而以单家独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主体却无法有效掌握市场信息,价格好时他的农产品生产不多,等他生产多了,价格却又跌了,总是走不出那种“增产不增收”的困境。
(二)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的“后天乏力”导致农民获得非农收入的难度加大。
当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正遭遇三大“瓶颈”制约。首先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基数太大。据不完全统计,至2005年底,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高达1.8亿人,同时每年将还有600万人成为新增加的劳动力。问题还在于,一方面从总量上看劳动力市场是供大于求,但另一方面却存在青年劳动力和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近阶段在广东沿海城市出现的“技工荒”现象便说明了这一问题。其次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据国家统计局1997年和2001年两次抽样调查,农村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比重仍达8.5%,小学文化程度的为33.9%,初中文化程度的为46.2%,高中文化程度的为10.19%,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1.3%,这些都决定了大部分农民工进城后,只能选择城市人不愿干的粗活、重活、脏活,劳动强度大而工资却相对较低。其三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缓慢而艰难。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各种控制人口迁移的制度仍然存在,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用工制度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涌入城市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从本质上讲也没有被工业化与城市化所真正有效接纳,绝大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始终游离于现代化城市之外,他们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奉献给了城市,到了40岁,快要老了,或者病了,城市便不再需要他们,他们只好又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农村。
(三)国家宏观收入分配政策偏差使农民增收面临明显不利的社会经济环境。
首先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偏向。资料显示,在“一五”到“五五”期间,我国政府对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在45%-62%之间,而对农业的财政投资从未超过8%,最少年份为3%,这种工业偏向运行格局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农业自我积累与自我发展后劲的不断弱化。其次是城乡发展中的城市偏向。长期以来,城市公共物品几乎全部由国家负担,如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农村公共物品的短缺却由农村居民自己负担与自主解决,这种不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从根本上引发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严重短缺,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其三是国民待遇中的市民偏向。我国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由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构成,保障项目齐全而且水平较高,而农村居民只有最近几年才开始试点推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我们还可以从城乡居民之间的税负比较中看出城乡居民的严重不平等。在税费改革以前,城市居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月税收800元,年收入9600元以内不纳税,按照这一标准,可以说95%以上的农民不应当纳税。即使把农民与城镇个体工商户进行平等纳税比较,工商户年应交税所得额如不超过5000元,适用于5%的税率,农民也最多也就适用5%的税率,但农业税的实际税率大都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上。从经济学角度讲,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决定社会事业进步的差距;反过来,从社会学角度讲,社会事业进步的差距,又使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由于社会事业发展的不平衡,现在农村孩子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要大大少于城市孩子,那么就必然会使城乡下一代的差距提前拉开。
三、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对策措施
由于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坚持长短结合,多管齐下。具体来说,就是要实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一)立足当前,四措并举提高农民现实收入。
1、进一步深化制度创新,用政策促农增收。要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引导农民自愿、自觉走向适度规模经营的道路。一是要在稳定土地的承包权的前提下,搞活土地的使用权,允许土地流转、转让、租赁。二是要健全和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搞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要逐步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机制,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2、因地制宜优化农产品结构,增加农民产业收入。当前农业生产要避开重复生产大宗农产品而带来的相对过剩问题,进一步提升和优化农村内部产业结构,走发展生态农业之路,大力开发安全、优质、专用、有特色的农产品,通过抢占市场来赢得发展先机。具体到我们**县,就是要紧扣消费市场需求,大力整合本地资源,充分放大现有优势,突出做好生态文章,重点打造柑橘、茶叶、烤烟、高山蔬菜、家禽、生猪六大拳头产业。
3,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增加农民非农收入。要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的就业门路,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通过引进、发展劳动密集性企业,大量吸纳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从事工业生产的机会。同时结合本地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从事深加工、精加工的农产品加工中小企业,进一步拓宽增加农民就业渠道。还要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使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脱出来,专门从事农业产供销各个环节的服务。
4,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证农民增收“轻装上阵”。要继续稳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继续强化各项强农惠农政策,为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创造条件。要确保各级转移支付资金、支农项目资金专款专用,保证各项惠农补贴及时足额下拨到位,尤其是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和良种补贴必须按时足额兑现到户。要严格清理和规范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
(二)着眼长远,四管齐下夯实农民增收基础。
1,深化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实现农业结构的转换升级。
要继续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真正使农业增长方式由过去单纯追求数量增加,向在保证数量的前提下寻求品种改良和质量提高的方向转变,从而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要特别注意走出农业结构调整中追求“小而全”的误区,着重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关键是要在优势区域中培育优势产业,在优势产业中选育优势产品,在优势产品中打造著名品牌。
2、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强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城乡的差距,实质上是知识的差距,信息的差距,教育的差距,归根到底是人才的差距。所以,从现在起,要从三个方面着手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为农民增收提供智力支持。一是要抓好农村基础教育。坚持从娃娃抓起,实现高质量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要努力保证不出现一个农村孩子因贫困而失学。二是要加强实用技术培训,积极启动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等农民培训工程,为农村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农业实用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重点围绕主导产业的生产,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将农业部门的技术优势转化为促进农民增收的经济优势。三是要加强上岗技能培训。加强劳务输出的组织和引导,做到扩大总量与质量并举,向大中城市输出与向县城和中心集镇转移并重。加强对农村劳务和职业技能培训,重点培训家政服务和导游人员,打造劳务品牌。逐步实现劳务输出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由短期型向长期型转变、由松散型向组织型转变。
3、立足于城乡联通,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一是要以扩展就业为突破点,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对农民就业的歧视性政策限制,让农民能自由平等地依照经济比较利益合理地向城镇有序流动。同时要破除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体制,将进城务工的农民逐渐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为农业劳动力流动和择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二是要加快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和优化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和构建完善的农产品运销体系,增强乡镇企业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三是要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扩大城镇居民对农产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此即使农产品结构不提高,农民收入也会上一个新台阶。所以,从长远来看,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还取决于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和水平。
4、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与投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国家财政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不断优化投入结构,重点搞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为今后实现农民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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