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志书的编纂者应切实练好“内功”和“外功”

   地方志早有“一方信史”的美誉，“志属信史”①，可“信”方能“经世致用”②，这是评断一部志书质量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评价志书编纂者素质高低的尺度之一。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史才须具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③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又增加“史德”一说，把刘知几的“三长”发展为“四长”。德、才、学、识基本涵盖了史学家所应具备的综合素养。然而，当前社会主义新志书的编纂，必然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强调新志书编纂者德、才、学、识等修志“内功”的同时，也必须强调练好“外功”——良好的身体素质、较高的指导或辅导能力、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等。练好“内功”，则修志工作高质高效；练好“外功”，并通过“内功”而起作用，则修志工作得心应手。　　

一、练好“内功”，是修志工作的基本要求　　

中国传统武学讲究的是内练一口“气”。对于社会主义新志书的编纂者而言，这个“气”，不仅包括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修志技能，也包括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工作作风和责任意识。　　

1．良好的政治素养和较高的政策水平　　

社会主义新志书的编纂工作，需要“德才兼备”的人。这里的“德”就是“人品”，就是“良心”。“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④一个政治觉悟低下、思想观念陈腐的“心术”不正的人，很难想象会修出足以“资治、教化、存史”⑤的优秀志书。当前，我们新志书的编纂人员必须具备的政治素养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并善于运用其基本观点；二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三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四是坚定的群众路线、观念和立场。只有具备这样的政治素质，才能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实际，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全面、正确、实事求是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从而科学地揭示事物本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这方面，已出版的新志书不乏优秀之作。但个别志书的编纂者也似有“人品”不端之嫌。如：某志的个别编纂者对自己在某项工作中的表现大写特写；某志用大量篇幅记述“规格不等”的人物，尤其是各级当权的人物；某志浓墨重彩地描述社会上的陋习和黑暗面等。人，是社会的主体，当然不可不写，社会陋习和某些腐败现象等亦可予以披露，关键是要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以突出先进、反映大局、彰显社会的进步为出发点，而不是赚取名利、优亲厚友（优“官”厚“权”）、以瑕掩瑜。　　

新志书的编纂者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才能准确把握和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包括志书编修、出版的有关政策，确保志书的政治质量，确保志书“观点正确，体例严谨，内容全面，特色鲜明，记述准确，资料翔实，表达通顺，文风端正，印制规范”⑥。把握政策，清楚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具体形势，志书的编纂才能议程明、路子正，才能宜重则重、宜轻则轻、当述则述、当无则无。这并不违反“秉笔直书”的原则，因为“直书”并非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加筛选全盘入志。　　

2．较系统的专业知识和较全面的百科知识　　

新志书的编纂有其相对的特殊性，不仅要求编纂者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文字功底，更要有较深厚的方志学基础理论，掌握方志编纂的基本方法。同时，新志书的编纂还要求编纂人员懂百科、晓百业，有十分广阔的知识面，因为志书是“百科全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法律、地理、历史、民俗、宗教等社会各个领域。概括地说，新志书编纂者的专业知识，一要全面，即有“广度”；二要系统，即有“深度”。　　

在新方志的编纂过程中，由于方志学、编纂学知识的欠缺造成的“败笔”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体例篇目问题，如归属不当、层次不清等；二是行文问题，如主次不分、详略不当、文字缺乏锤炼、行文不规范等。由于知识面狭窄而造成的“疵病”则主要表现在资料上。笔者在修志工作中曾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有的编纂者向基层撰稿人员催要资料，只是笼统地强调“要写全面”、“要写细”，而要求基层撰稿人中修改稿件时，也没有具体的修改意见、修改方向。如此一次次地送稿、一次次修改，结果还是无效劳动，质量仍然上不去。这里，除了工作态度和责任心问题外，也有知识欠缺的问题。如果编纂者研究一下这个行业、这个部门的工作性质、工作重点和特点，再结合志书编纂的要求，对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改什么、改成什么样子，补什么、补在哪个部分等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肯定既能节约时间，又能保证质量。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个别的编纂者凭“主观臆断”，“想当然”地修改某些专业性较强的资料，而不是主动去学习、去研究这些专业知识或请教专业人员后再进行必要的修改，其人为的“硬伤”大大降低了志书的质量，降低了实用价值。　　

当前，新志书的编纂者多非“科班”出身，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可能还是首次参与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无论其学历多高、文化功底多厚，方志学的专业理论和各方面专业知识都有一个学习和研究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应贯穿于整个修志工作的始终。一个修志工作者能不能主动学习和研究、善于学习和研究，决定了他的专业素质的高低，自然也会影响志书质量的优劣。优秀的志书编纂者，应是一个学习先行的人，即在工作开展之前或刚刚起步之时，就已经投入于学习和研究之中，包括学习有关专家学者的理论著述，也包括学习已出版的优秀志书。而在志书的编纂过程中，还应切实抓好三个学习、研究的重要环节：（1）发凡起例阶段。这个阶段要深入学习方志的体例特点及其基本原则，并对地情进行充分的研究。因为志书体例研究不深，设计的篇目就不可能科学、合理，甚至可能违反方志体例的原则。而“吃不透”地情，不清楚当地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很容易造成篇目偏离实际、全而不专、专而不全等问题。（2）征集资料阶段。征集资料的前提是清楚“需要什么资料”，列出具体的条目下发到基层。编纂者不清楚“要什么”，基层供稿人不知道“写什么”，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这个阶段要与基层供稿人密切合作，结合志书的篇目和基层单位的实际研究资料征集的范围、重点，共同拟出资料细目和撰写要求。（3）资料整理阶段。地方志是资料性、学术性著作，各类资料应根据篇目的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编辑，包括合并、拆分、删、修正、变换记述角度和方式等。这个阶段，编纂者应重点学习和研究编辑知识，包括语法、修辞、逻辑和各种记述技巧。编纂者切不可当一名简单的“二传手”，把“传”上来的资料“传”到志书中就了事。　　

3．严谨、务实、公正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　　

志书的编纂者必须严谨务实、公正无私，这是志书的“信史”属性所决定的。严谨，就是对志书的体例和内容高度负责，不马虎、不含糊、不将就。这就需要编纂者不畏艰苦，对每件事、每个人物、每个数据进行研究甄别、考证、核实。务实，不仅指要有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下得去，坐得住，勤于思考，勤于研讨。更指的是要忠于史实，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因溢美而扭曲事物，不因主观意志而歪曲历史。“编纂地方志应继承我国历代修志优良传统，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⑦。这个“存真求实”的要求是修志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体现修志者“志德”的一个重要方面。公正，就是一切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以人民的利益为准绳，无名利私心，无个人恩怨，不悦尊者，不媚权者，不厚亲者。这也是关乎“志德”的问题。笔者在研读已出版的某些志书时，屡见数据前后矛盾、总分不合的现象，也曾发现某志所记事实张冠李戴、所述事件要素不全等问题。诸如此类的毛病，必然损害志书资料的权威性、严肃性，降低可信度。在这方面，尤其需要注意入志人物的选录。立传人物应当是“在本行政区域有重大影响者，以及本籍人物在外地有重大影响者”⑧。这里的“重大”并没有具体的标准来衡量，但通过人物与人物的横向比较，完全可以作出公正的判断。一部志书，人物收录的标准定得低，数量就多些，反之则少一些。我以为，收录人物的多少问题尚可商榷，关键是收录的标准是否基本一致，在这个基本一致的标准下是否有“遗漏”，尤其是编纂者出于私心的主观“遗漏”。　　

4．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修志工作任务重、要求高，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是做不来的。一个具有事业心的编纂者，必然是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因而敬业、乐业，自觉地、有意识地挖掘资料的社会价值，以高质量、高效率的劳动彰显自身工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衣带渐宽”而无怨无悔。编纂者的责任感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责任感，二是社会责任感。有历史责任感，方能著“存史”之书，有社会责任感，方能有“资治”、“教化”之功。明朝谈迁书稿被窃后重修《国榷》，可知其历史责任感何等强烈。宋朝司马光历经19年著成《资治通鉴》，被誉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⑨，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著之书便达不到“必不可无”、“必不可不读”之境。在当前社会主义新时期，新志书的编纂者事业心和责任感的有无、强弱，同样决定着志书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5．同心同德的团结协作精神　　

修志是一项事业。社会主义新志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需要全体修志人员团结协作、众志成城。这里所说的团结协作，主要指作为志书编纂核心的编辑部内部成员的分工合作，也包括编纂人员与基层单位供稿人的密切配合。首先，编辑部内部成员应是一个同心同德的集体，既有必要的责任分工，也有紧密的携手合作。无组织、无纪律，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形不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必将严重损害志书的整体性和实用性，甚至可能因缺漏百出、矛盾重重而完全失去应有的价值。具体的说，其合作应包含四方面的内容：一是经常互相交流编纂情况和经验教训，互相探讨解决修志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二是经常互相审查资料，互相核对有关数据。三是发挥各自的专长，，互相帮助完成工作中的某项任务。四是互相提醒工作中的某种疏忽、遗漏。其次，编辑部编纂人员也应与基层单位供稿人密切配合，共同写好每一个分志，各分志的质量上去了，才谈得上全志的高质量。　　

6．较高的修志技能　　

新方志编纂者的修志技能是通过实践来体现的。主要应有如下几个方面：　　

6.1 搜集、考辨和整理资料的技能　　

新志书的编纂者首先应是一个善于搜集资料的人，而不仅仅囿于基层单位所提供的资料。这是因为征集的资料多为“平面性”的资料，且往往不全、不专、不深，缺乏事物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的揭示与总结，难以为人们认识、利用、改造自然提供可靠的依据。其次，新志书的编纂者应具备较高的考辨、整理资料的技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笔者在编纂县志过程中发现，乡镇提供的资料中有关企业的部分，与该企业管理部门提供的资料大多存在差异，或时间（建厂、转制等）不一致，或经营指标（产值、利润等）不相符，或有关内容不全，且这些资料属交叉内容。为此，笔者多次深入相关企业走访调查（企业已不存在的走访原企业相关人员），到计划、统计及企业管理部门进行考评核实，亲笔计算统计报表等资料中的相关数据，也曾亲自查阅破产企业原报表人员留存的报送数据日记。资料齐全、无误后，笔者根据编纂需要确定了该内容乡镇略记、部门详述的编纂思路，且乡镇中只侧重其地理位置、发展梗概，部门中重点记述其经营、技改、管理等内容，并适当揭示经营与管理、原料与产品、技术设备与产品质量等内在的联系和客观规律。　　

6.2 统揽全局和把握重点的能力　　

如果说志书是由一块块“积木”组装起来的，那么，每一块“积木”既相对独立又完全从属于整体。通常，志书的若干分志是由若干人独立编纂的，但独立并非随意而为，每一分志必须符合志书的总体要求。这就需要每一个编纂者有全局意识、整体意识，力求所撰分志符合全志的指导思想、体例原则和篇目特点。在编纂实践中，基层部门提供的资料往往是专而细的若干小块，如果分志编纂者不加分析的照录不误，就很可能与全志的篇目和总体要求不符。解决这个问题，编纂者首先要有局部为全局服务的指导思想。其次，要研究篇目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对部门资料进行科学的概括和综合，突破部门界限，反映社会的总貌。在统揽全局这点上，主编尤为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人是不宜作主编的，此已无需赘言。　　

志书的编纂者还应有把握重点的能力。什么是重点？就一个分志的资料而言，能够揭示本质、反映主流、体现规律的事物就是重点，有特色、有影响的事物也是重点。抓重点，则有取舍。取本舍末，执简驭繁，点面结合，详略得体，方能提高志书的可读性，也是杜绝“流水帐”、避免“平铺直叙”的基本方法之一。或许有人担心，抓重点定取舍会造成“断线”。其实，“纵不断线”并非要求一天天、一年年的记述下去。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志书所反映的就是这种发展变化。今天与昨天一样，今年与去年一样，没有明显的变化，又何需一天不误、一年不漏的写“日记”呢？　　

6.3 准确把握撰述尺度的能力　　

方志性质的特殊性，决定了编纂者具有“一笔定千古”的“特权”。然而，一个优秀的编纂者应把这种“特权”转化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和评价事物、准确把握记述尺度的能力。这里所说的“准确”是相对的，因为“尺度”只是一个模糊的标准。但这并不是说“模糊”的“尺度”就没有可操作性，只要编纂者时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公正无私地分析事物，心中的“尺度”就是清晰的、可操作的。把握记述的“尺度”就是把握记述的范围和深度。“纵不断线，横不缺项”是修志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整个志书的记述“尺度”；“不越境而书”、“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等也同样包含记述“尺度”的问题。在这方面，笔者认为有四点尤其值得注意：（1）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应遵循“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秉笔直书”并不是纯客观地事事都记、毫无取舍，有些细枝末节，既看不出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也对后人没有任何借鉴价值，就应当毫不犹豫的舍去。（2）政治活动、经济发展是记述的重点内容，但社会事业的记述也应当较为详细，不宜过于失衡。（3）人物传的份量不宜过重，入志标准不宜过低。（4）有争议的、尚无明确结论的历史事件或学术问题等不宜偏记一方之论。　　

6.4 开拓创新能力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方志工作的创新，应是推动社会主义新方志学发展的重要基础。新方志的编纂者应该努力成为一个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人，因为一个人是否具有创新能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之间的分水岭。”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方志的编纂者必须切实研究好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创新；二是创新的前提是什么；三是如何创新。　　

首先，方志的创新是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方志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志书的根本任务是反映断限内一地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为现实服务。当前，新志书的记载对象就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这一时期的时代特色，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对外开放等方方面面，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市场经济空前繁荣，先进文化百花盛开。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观念、道德意识、行为方式等也者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这些都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样应该关注的是，时代特色中必然融合着地方特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由于各地充分发掘和利用本地的资源、环境、人才等优势，形成了许多具有时代特点的、与彼地显著不同的特色产业、特色行业等。新方志如果仍然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就无法及时、准确、全面地反映这些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同时，方志本身也只能千志一面、无所发展。　　

第二，方志的创新要以继承优良传统为前提。春秋时期，齐国三位太史因记崔抒弑君的史实而被杀，但第四位太史仍冒死直书其事；汉代司马迁如实记述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1；明末清初查继佐著《罪惟录》历经29年，“手草易数十次，耳采经数千人”12……古代史学家“仗气直书，不避强御”13、博采史料而善加选择、不惧辛苦而呕心沥血等史德史责，都是我们所应传承的优良传统。当然，这里也包括其长期实践而形成的基本志法、基本体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轮修志工作中，方志工作者吸收前人的修志经验，并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形成了章节体、横排纵写等基本体例特征，这些也是我们所应继承的宝贵经验。　　

第三，创新是活用知识和经验，并从中寻找新思路、新创意。朗加明说：“对于创新来说，方法就是新的世界，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思路。”14自古以来，史学就是在不断继承、不断寻求新的思路中延续和发展的。从《史记》“八书”创立志书体裁，到《汉书》改“书”为“志”；从宋代方志之书“体例始备”15，到清代方志理论的创立，再到民国时期方志篇目的刷新……尽管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都在方志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方志性质的进一步明确，从而使方志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前，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工作已成为现代化建设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人民群众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方志必须在创新中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方志的创新主要是体例的创新。其一是篇目的创新。“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16我国首轮修志，大多志书采用章节体，少量志书采用条目体。二轮修志启动以来，许多方志工作者大胆进行探索和尝试，出现了卷目体、类目体、章节条目混合体、史志合一体、专题汇集体等诸多篇目样式。志书的篇目是为记述服务的，采用什么形式的篇目要以适合记述相关的内容为出发点。各地有各地的实际情况，各地有各地的特色，新事物层出不穷，许多事物都在发生质的变化，不能都拿一二种固有的篇目结构来套用，因此，上述的创新尝试无论成败都有其积极的意义。我以为，篇目的创新应立足于“活”字，即活用知识和经验，依据地方特点和资料实际开辟篇目的新思路，从而把志书写“活”。其二是体裁的创新。首轮修志确立了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其科学性、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但在其具体的运用中有较大的局限性，各种体裁的优势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志”是志书的主体，但其他表现形式亦不可成为志书的“点缀”或“附属”，比如“记”，不应仅限于“大事记”，还可增设“专记”、“特记”，有必要的话，亦可设专记“篇”或“章”，集中记述某些相关的重要事件或事物，如“技改记”、“扶贫记”等。二轮修志中，已有部分志书增加了“记”、“图”等份量。挖掘各种体裁的表现优势，在创新中运用，在运用中创新，使各种体裁相互补充、相互融合，有利于更全面、更深入地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也有利于增强志书的可读性和学术品位。　　

6.5 较好的运用现代化工具的能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电脑为代表的现代化办公设备已普遍应用于修志工作，传统的手抄、笔录方式已发生根本的变化。方志工作者有没有相应的运用现代化工具的能力，即将成为也必将成为衡量方志工作者能力高下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新方志的编纂者应懂得电脑及其附属设备（如打印机、扫描仪等）、复印机、传真机等的操作要领。其基本的操作能力包括：（1）文字打印能力；（2）图表制作能力；（3）图片扫描修整能力；（4）文件基本版式的设计能力；（5）文件的网络传送能力。要具备这些基本的能力，除加强培训外，更需要个人善于自学和钻研。　　

二、练好“外功”，是提高志书质量的基本保障　　

这里所说的“外功”，指的是志书编纂者的身体素质以及通过作用于他人而产生某种效益的能力。　　

1．良好的身体素质　　

修志工作不是一日之功、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种工作时间长、任务繁重的精神生产活动，需要健康的生理和心理素质。修志工作更不是“闭门造车”，需要经常走出去，上山下乡进行资料的搜集、考证和调查，没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也是无法开展工作的。　　

目前，一些县（区）的地方志编纂人员多为临时聘用或抽调的老干部、老科技文化工作者，甚至是已退休人员，年龄普遍偏高，其中有些人身体状况不佳，难以从事艰苦的调查、考证工作。我以为，地方志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生产活动，应培养和配备年富力强的工作人员从事此项工作，一方面，可以在连续多年的工作中积累大量的修志经验，提高专业素养，保障志书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因身体状况良好而不至“心有余而力不足”。　　

2．指导供稿人工作的能力　　

地方志的编修不仅是编辑部内部人员的集体劳动，也要紧紧依靠基层单位供稿人的大力配合。而基层单位供稿人能否高质量地完成资料的撰写任务，与地方志编纂人员的指导能力高低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诚然，基层单位的供稿人必须经过相关的业务培训，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地方志的编纂人员还应随时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主要包含六方面内容：（1）指导他们准确理解方志体例、篇目对其资料的要求；（2）指导他们对本系统、本单位的工作实际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并结合志书篇目进行归类，划分细目；（3）指导他们根据本系统、本单位的工作重点和志书的篇目要求开展查档、搜集原始资料工作；（4）指导他们有点有面、有详有略地撰写文稿；（5）指导他们的资料补充和修改工作；（6）指导他们的专题调查工作。必须指出的是，编纂者对基层单位供稿人的业务指导应站在历史的高度、站在全局的高度，高屋建瓴，准确定位，不可偏离实际“瞎指挥”。　　

3．组织协调能力　　

地方志的编纂涉及一地的各个行业、各个部门，没有这些行业、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修志工作将寸步难行。从修志实践来看，有的部门或单位对修志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深，或推诿拖拉、迟迟不落实相关工作，或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改变这种状况，除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外，编纂者还应积极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从而取得各部门、各单位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与配合。　　

我国方志工作源远流长，理论博大精深。笔者初涉方志编纂领域，见识浅薄，所述多有疏虞、偏颇，恳请方志界专家和同仁教正。　　

注：　　

①（清）章学诚《文史通义》　　

②（清）章学诚《文史通义》　　

③《新唐书 刘知几传》　　

④（唐）刘知几《史通·直书》　　

⑤（宋）郑兴裔《广陵志序》　　

⑥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　　

⑦《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第四条　　

⑧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　　

⑨（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⑩（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普西曾　　

11（汉）班固《汉书·司马迁》　　

12（明末清初）查继佐《罪惟录·自序》　　

13（唐）刘知几《史通·直书》　　

14 朗加明《创新的奥秘》　　

15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　　

16（唐）刘知几《史通序例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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