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生态风险的现象学展现——关于生态文明研究的战略思考（一）（薛晓源）

什么是生态风险？

“风险”(risk)一般指遭受损失、损伤或毁坏的可能性。它存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中，不同的活动会带来不同性质的风险，如经常遇到的灾害风险、事故风险、金融风险、环境风险等。“风险”通常被定义为在一定时期产生有害事件的概率与有害事件后果的乘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教授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精辟地指出：“风险的来源不是基于无知的、鲁莽的行为，而是基于理性的规定、判断、分析、推论、区别、比较等认知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对自然的控制能够日趋完美。在今天看来，科技不仅仅具有正面作用，同样相伴而生的是它的负面危害。今天的科技成了一种潜在的危险，这种危险不是仅仅在今天刚刚产生，而是相伴科技而产生的，以前这些危险不是没有而是表现的数量相对较少，故而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或‘灾难’，而是一种相对可能的损失、亏损和伤害的起点，而在这个疆界消逝的科技全球化时代，风险也就必然全球化了。”张小军认为：“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基于以上引述，我认为生态风险具有以下特征： 1、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生态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人为的，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2、生态风险较为完整地展现科学技术的负面效益，它促使人们质疑“科学能打理一切的神话”。3、生态风险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人们在短时间内很难觉察。4、生态风险的存在方式具有突变性的特征，某一地区局部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打破量变质变规律的常态，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崩塌。5、生态风险的治理具有长期性和艰难性的特征，其爆发与危害很难在短期内肃清。

生态风险展现的三个阶段

1．第一个阶段：生态风险从隐蔽性到可见性

1958年1月，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收到一位名叫哈金丝的女士来信。后者在信中说，在她生活的那片土地上，过去充满了鸟语花香，但一年夏天，政府为了扑灭蚊虫，播洒了大量的DDT，结果蚊虫是不见了，可小鸟也被杀死了很多。一个美丽的城镇在春天里，被可怕的寂静笼罩。一些官员和生产杀虫剂的厂家还在保证，杀虫剂是无害的。这是真实的吗？蕾切尔·卡逊被震惊了，为此她阅读了几千篇研究报告和文章。有关的研究报告使卡逊忧心忡忡，她写道：“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最近几个世纪的历史有其黯淡的一节——在西部平原对野牛的屠杀；猎人对海鸟的惨害；为了得到白鹭羽毛几乎把白鹭全部扑灭。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现在我们正在增加一个新的内容和一种新型的破坏——由于化学杀虫剂不加区别地向大地喷撒，致使鸟类、哺乳动物、鱼类，事实上使各种类型的野生物直接受害。”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揭露，农药和杀虫剂污染了河流、湖泊、地下水、土壤以致森林和“绿色地表”，经过动植物的“生物浓缩”在食物链中引发中毒和死亡的连锁反应，从而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生命。

20世纪60年代是化学产品泛滥的时代，面对各种虫灾，人们不顾后果地使用上亿吨的杀虫剂。这些“杀伤力十足”的杀虫剂通过飞机喷洒在农作物、森林、植被上，继而通过地表渗透到地下水，流到河流、湖泊，最后这些杀虫剂含着“剧毒”流到海洋，造成了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鸟儿不再啼叫，春天开始寂静，只是一个征兆。生态风险从隐蔽处走到敞现处，从不可见到可见，预示着生态风险乃至危机的产生和爆发。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为《寂静的春天》中文版所作的序言中说：“《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蕾切尔·卡逊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

2．第二个阶段：从可见到可触——文明的活火山——生态风险与人类的感官

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对自然的危害和破坏，在化学、物理或生物的影响链条上，不再外在于我们的个人的经验；相反，它们越来越清晰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这里列举最突出的现象：森林破坏的加剧，内陆河道和内海充满了泡沫，动物身体受到石油的污染，建筑和艺术品被腐蚀，一系列的泄毒事故、丑闻和灾难，以及传媒对此的报道。每日的食物和用品中所含毒物和污染的名单变得越来越长。”

风险社会理论是对未来世界也是对现实世界将可能存在和业已存在的“社会疾病”经过详细地了解分析之后得出的一个诊断性结论。贝克说：“我们的世界是个世界风险社会。必须将它理解为这样一种现实，它进行自我侵害的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3. 第三个阶段：脆弱的地球——生态风险与我们所在的世界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人口爆炸，工业生产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森林大面积被砍伐，土地荒漠化不断加速，气候日益变暖，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物种大量灭绝，水资源急剧减少，大气质量持续下降，人类已经遭到了来自大自然的严厉惩罚。与此同时，病毒基因的突变与重组导致新的致命性传染病出现和肆虐：艾滋病、疯牛病、禽流感、SARS、口蹄疫等已经让人类感到了巨大的恐慌。由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科学技术愈来愈发达，地球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不断加剧，对‘生态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不发达国家，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工业生产不受影响，竟然拒绝签署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2005年3月30日，来自全球95个国家的 1360名科学家经过4年通力合作完成的 “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正式公布。“报告”警告说，人类对自然界的强行干预，2/3的支持地球生命系统运转的生态环境已经被严重破坏，维持人类生存的一些重要自然资源也几近枯竭。

全球化加速生态风险，形成全球风险社会

由于风险具有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和超常规性，这使得专家在面临新科学技术时，往往多注重科技的贡献而忽略其副作用，或故意隐瞒其副作用，以至于人们在开始使用科技时，就已经为风险埋下了发作的种子。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复杂性（超出了任何单一专家系统可以解释和控制的范围）、广泛影响性（波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危害的全球性（因为现代风险的危害已远远逾越了现代工业所内含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其疆域边界的逻辑），因此，风险治理的主体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由个别的民族国家的政府来承担。贝克对现代社会里技术安全神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探讨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前景。与阶级社会的“平等”理想不同，风险社会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出于恐惧的心理而不断走向联合：“焦虑的共同性替代了需求的共同性。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的形成标示着一个新的社会时代，在其中产生了由焦虑转化而来的联合。”

20世纪60年代，生态风险对全球而言，还只是具有个别性特征。20世纪80年代，爆发了像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等重大事件，生态风险开始跨越国界，呈现为区域性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生态风险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播撒，生态风险呈现为无间断性和常态化，生态风险和食品安全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生态风险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