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太湖蓝藻”暴发给国人的警示（瑞敏）

2007年4月至5月，太湖蓝藻大面积暴发，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未能赶上蓝藻的疯狂蔓延，5月29日，太湖明珠无锡全城水嗅，不仅饮用水，就是居民的生活用水都面临着严重问题。有关部门一方面采取紧急措施解决水嗅问题，一方面排查蓝藻暴发的原因，很快，“温度、风向、水位、光照”被确定为直接原因。然而，人们不能满意的是这些客观原因后面掩盖的深层次问题未能被触及。今年蓝藻暴发，从表面上看，是一次突发的生态灾害，但从根源上分析，是长期以来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一次集中反映，是大自然对人类损害环境的报复和惩罚。其实，生活在太湖边的人们早已有很多与蓝藻擦肩而过的经历，对那色彩、那气味都已经因司空见惯而麻木不仁，人们可以喝着纯净水悠悠地过日子。但这一次，蓝藻避开活性炭，绕过高锰酸钾，来到寻常百姓家，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给我们以警示。

警示一：要反思我们的生产方式

长期以来，我们延续着高投入、高增长、相对低效益的传统生产方式。苏南地区是民族工商业和乡镇企业的发祥地，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然而隐藏其后的高投入、低效益却较少为人关注。20多年的高速增长，总体上是一种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方式。

高投入、高增长和相对低效益为特征的传统工业化道路，长期沿袭着“两头在外”和承接国内外制造业转移的传统产业结构，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和产品占了很大比例。据统计，长三角地区仅占全国面积1%，其污染物排放量却占全国总量的20%。有一个城市的内河水质，劣五类水体由2002年3季度的58%提高到2006年4季度的87．7%，单位污染面积超过了承载能力的50%。其卫生防疫部门提供信息显示：2003年其城市肿瘤病患者死亡率达204．39/10万，首次超出200/10万的指标，表明恶性肿瘤已由“中发”向“高发”发展。2006年其肿瘤病患者死亡率是217．37/10万。当增长带来的污染已经危及公众健康和生存之时，我们还能津津乐道于先污染、后治理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赖以生存的环境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可持续发展？

发生在无锡的太湖水污染事件和供水危机进一步暴露了传统路径依赖、发展方式粗放所带来的矛盾和问题，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就无锡来检讨增长方式问题，则是远远不够的，自来水变味在太湖流域不是第一次发生，水污染的重灾区不只是太湖流域，类似的供水危机在其他地区也是屡屡发生。2007年1月15日发布的《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6》显示：82%的人“谈食色变”，81%的人“饮水思危”，73%的人“忍气吞声”，便充分表明当前环境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如果我们不能透过这一个案而关注整个太湖流域，乃至长江和更广阔地区的环境问题，那么，大自然就会以其更严厉的方式惩罚我们！我们今天可以从长江调水以“引江济太”，如果长江水被严重污染，我们又能引什么水济长江？2006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则显示，江浙沪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50470平方公里，比2005年增加4030平方公里。严重污染海域主要集中在长江口、杭州湾和宁波近岸。

警示二：要反思我们的生活方式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财富的积累，人们的消费模式、生活方式更多趋向于由西方发达国家移植过来的能源和资源的高消费，并由此引起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剧烈冲突。面对严重的水污染，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工业排污，而较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事实上，现代生活环境的优劣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倡导人们在衣、食、住、行、垃圾投放方式等方面的绿色生活方式，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得以平衡的重要内容。

虽然城市有污水的集中处理问题，但是家庭和个人也有一个节约用水、科学用水的责任和义务。表现在水的问题上人们较少节水概念，在家庭，一方面居民生活用水铺张浪费现象十分严重，自来水龙头无节制地开启，没有喝完的水随意泼洒……；另一方面，人们肆意使用洗涤剂，使得生活污水的成分日益复杂；污水又随意排放，造成水源的严重污染。节水专家分析，只要改掉一些不良习惯，就能节水70%左右。相应的浪费行为在单位、在公共场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关统计表明：北京市48家市区政府，人均耗能量、年人均用水量、年人均用电量分别是北京居民的4倍、3倍和7倍。

反思我们的生活方式，一是要节约资源，减少不必要的消费。二是要尽可能选择环境友好和可循环利用的卫生产品，科学减少洗涤剂的使用。许多用于打扫室内卫生和清理个人卫生的产品都含有各类化学物质，它们污染环境，并不能被生物分解，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人的健康。三是要拒绝不必要的包装。不买过度包装的产品，选择含有相当比例可回收原料的、再制造的、易于处理的和可重复灌装的产品，减少使用塑料杯、梳子、牙刷、筷子和圆珠笔等大量一次性用品。其实，每个消费者都通过自己的行为对环境造成某种影响：污染企业因消费者的需要而得以维持，污染产品因消费者的接受而得以生存；环保技术因消费者的关注而得到应用，环保产品因消费者的支持而得以发展。选择购买节能、可循环利用和环保产品，其意义不只是个人的环保行为，而且是把自己手中的钞票变成选票投给了绿色产业，有利于生产方式的转变。

警示三：要反思我们的行为方式

仔细想来，无论在发展生产还是城市建设等诸多问题上，我们更多习惯用增量的方法，而不是通过盘活存量提高效率和效益。面对经济增长，我们的第一选择是以更多的土地、资金投入，建更多的企业和项目，不是迫不得已就很难主动通过管理和技术创新等方式，在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上多做文章。以更多的土地投入（有一个人均占地不足0．5亩的城市，“十五”期间用掉土地44万亩，其中农用地33万亩），以更多的项目投资，获取更多金钱回报往往被放在第一位。

面对污水和垃圾，我们的第一选择是建更多的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设施，而不是首选使企业和家庭的水循环达到减排，力推垃圾分类回收使“废物”变资源。面对日益拥挤的交通，我们的第一选择是修更多的路，而在如何通过交通通行设计、交通规则设计、交通工具的选择，以较少的道路资源承载更多运力方面疏于研究和实践，以至我们的路愈修愈多，车比路增加的速度更快。如今，中国城市的私家车越来越多，城市的公交严重滞后，这种不可持续的公众出行模式，已有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以提示，我们却仍然听之任之。面对城市建设，我们首选拆而建，再选拆而再建。有一个城市街区，1993年拆了新建，2003年又拆了再建；有一所大学，因为城市新建大学城而搬迁，在2005年拆掉了2001年建造的教学设施，而这所大学的所有建筑都是“80”后。在原学校被拆的日子里，市民们议论纷纷，媒体也予以关注：因此产生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到底有多少？成本和收益该如何计算？近乎于天文数字的资金由谁买单？

警示四：要反思我们的价值观念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把增长视作发展，GDP成了各类统计报告不可或缺又排在首位的数字。太湖流域内，环保部门近年来公布了超过300家污染企业，其中有大量化工、印染、电镀、制药等高风险企业。在这些违反环境法规的企业中，既有规模不大但污染严重的乡镇企业，也有像均瑶乳品集团公司、常柴股份有限公司、正丹集团这样的国内知名企业，还包括无锡夏普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苏州市迅达电梯有限公司这样的跨国企业，它们没有承担自己的环境责任。企业追逐利润，将本该承担的治污成本外部化，是企业特性使然，应该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而使其增强环保意识和行动的自觉性。

事情的另一面则是，本应该履行监督企业相关行为的部门和政府又为什么听之任之或监管不力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是长三角的一个城市，有一个对此城市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毛纺企业，在其布料的染色过程中增添了一种化学物质以加强布料染色的牢固性，因其布料的色泽不退而赢得了市场，但是其添加的化学物质却难以在污水处理过程中有效分解。在一次应对国家环保部门的检查时，他们在污水中大量兑入自来水以稀释污染物，地方政府在维护增长还是有效保护环境方面选择了前者而默认了企业行为。我们不能把这看成是一个偶然事件，多少年来，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处于两难之时，我们往往毫不犹豫地选择增长，冠冕堂皇、振振有词地高喊“先污染后治理”！我们把污染企业放在区域河流的下游而怡然自得；我们在长江岸边排列了太多的高能耗、高污染项目；我们把城市的内河治理得很美，而把污水直排入海。似乎因此就能置身于环境灾害之外。许多沿江、沿河的地方领导，总以为“江河流量大，污染点没啥”。所以，总是把一些用水量或排污量大的工业企业规划建设在沿江、沿河地带，结果导致近年来流域性污染日趋严重，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西方人有一个词语：竞次（race to the bottom ），用以描述通过剥夺劳动、耗费资源、损坏环境而达到增长的做法。我们的价值观绝对应该摒弃这一做法，我们的发展必须建立在自然界涵养能力和更新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人与自然相和谐，而不是“一亩地用掉了七分田”式的发展，更不是“一地致富，八方遭殃”、“吃祖宗饭，砸子孙碗”式的发展。在当前的全球生态环境危机中，我们所要做的并不仅仅是去修补漏洞，更重要的是去拓展一种将人类与自然界融合在一起的视野，确立一种新的生态环境观念。用系统论的生态环境观念取代只重经济效益（有时则只是数字）的观念，实现立足点的转换。即所追求的效益应以有利于人与自然这一共生系统的进化为原则，真正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作者：瑞敏 单位：无锡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