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和桎梏（章昌裕）

环渤海地区经济竞争力优势

１．环渤海地区的区位与自然优势。环渤海地区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区域，位于我国沿太平洋西岸的北部沿海地带，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扼渤海出口，京津冀为内陆腹地，总面积约１１２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１２％，人口２．６亿，占全国总人口的２０％。与全国其他经济区相比，环渤海地区的比较优势是：第一，地理区位优越，该地区处于东北亚经济圈中心地带，向南联系着长三角、珠三角和东南亚各国，向东沟通韩国和日本，向北联结着蒙古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独特的地缘优势，为该地区经济发展和开展国内外多领域合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条件。第二，自然资源丰富，该地区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矿产资源、油气资源、煤炭资源和旅游资源，同时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基地，粮食产量占全国的２３％以上。第三，海陆空交通发达，区域内拥有４０多个港口，构成了我国最为密集的港口群，区内海运、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线路密集，形成了以港口为中心的陆海空立体交通网络，成为沟通东北、西北和华北经济和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集散地。第四，工业基础雄厚，该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和重化工业基地，其中尤以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为产业特色，具有较强的资源和市场比较优势。第五，科技实力最强，京津两大直辖市所属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员占全国的１／４，科技人才与资源优势对国际资本产生强大的吸引力。第六，已初步形成以京津为中心，大连、青岛、烟台、秦皇岛等沿海开放城市为扇面，以沈阳、太原、石家庄、济南、呼和浩特等省会城市为支点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和外向型、多功能的密集城市群落，在全国和区域经济中发挥着聚集、辐射、扩散、服务和带动作用。在国际经济中心不断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大趋势下，环渤海地区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在我国对外开放和沿海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

２．产业结构在调整中正在凸现新的优势。环渤海地区长期受惠于计划经济，在历史上就打下了雄厚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基础，２００５年，重工业增加值占整个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辽宁高达７０．１％，河北为７８．７９％，山东为６５．１１％。改革开放后，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京津冀地区已经形成了能源、化工、冶金、建材、机械、汽车、纺织、食品等八大支柱产业，同时以优势的教育、科技资源带动了高科技产业发展，新兴的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等已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导产业。２００４年，京津冀地区的三次产业比重为８．５∶４７．３∶４４．２，产业结构已由传统的“一、二、三”转变为“二、三、一”。

３．众多港口推动了立体交通网络优势的形成。渤海湾是我国最大的内海，海岸线长５８００公里，在漫长的海岸线上，除了丰富的海洋资源外，沿岸２０多个城市首尾相望，６０多个大小港口星罗棋布，其中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日照六个港口的年吞吐量都在千万吨以上，加上丹东、营口、锦州、龙口、威海、旅顺、葫芦岛、蓬莱等地方中小港口，形成了一个大中小相结合的港口群。这些港口的货物年吞吐量占全国沿海港口的４０％，其中发送量占全国的６０％，通过港口出口的外贸总量占全国的７８％。突出的港口优势，加上北京的中心地位，各干线铁路、公路、航空均以北京为出发点，使环渤海地区成为我国的交通枢纽地带和铁路、公路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这一特定的立体交通网络优势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

４．商务与金融环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东北亚区域经济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东北亚各国地方性经济交流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十分迅速。随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经济日益成熟，２１世纪后环渤海已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又一热点地区，２００６年以来，辽宁、河北省利用外资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山东省第一季度实际利用外资额高居全国首位，京津冀地区以政治中心吸引外资的优势依然存在，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投资性总部和研发中心的数量超过了广东和上海。随着国家批准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外资进入这一地区的步伐更明显加快，随着空中客车Ａ３２０中国总装厂落户天津，说明我国２０多年承接国际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局面开始改变，标志着我国制造业开始转轨迈入向高端发展的新阶段。２００５年《财富》全球论坛从上海、香港移师北京，也说明外商已把更多的关注目光投向以环渤海为代表的我国北方地区。

５．高校云集，教育发达构建了优势的人力资源环境。环渤海地区教育资源堪称全国最优，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成果丰硕。北京的重点高校占全国的１／４，天津有３０多所高等院校和国家级研究中心。北京是全国学子向往的地方，每年大量的高层次毕业生从北京各大学毕业，其中２／３的人才留在了北京，使北京成为全国聚集人才的最强势地区。

６．旅游与环境优势。环渤海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多彩，既有闻名天下的泰山、五台山、趵突泉等自然景观，又有３０００多年历史的北京历史和人文景观，加上黄河三角洲湿地、内蒙古草原风光和变幻莫测的海洋景观，汇集成海光山色独具风格的旅游特色，突出了这一地区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

７．两大发展契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为整个区域提供了经济增长“引擎”，北京奥运投资达到２８００亿元人民币，将带动整个环渤海地区建筑、建材、房地产、旅游、广告、体育博彩、城市公交等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据国家统计局预计，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经济”在近年内，平均每年能拉动全国ＧＤＰ增长０．３－０．４个百分点，奥运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后续影响将会持续１０－１５年，作为环渤海的主要城市，均可能从奥运大规模建设和承办中分享一定利益。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将立足天津依托京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为环渤海地区再次提供新的发展契机。

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桎梏

环渤海经济圈概念初始于“八五”期间，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加快环渤海地区开发开放的战略要求，此后这一地区列为全国开放开发重点区域之一，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式确立了“环渤海经济区”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单独的区域规划和给予了很多特殊的优惠，但从目前“两角一湾”总体经济竞争力看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从制度与体制竞争优势看是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桎梏仍然较大。

１．体制性障碍阻滞了生产要素按市场规律流动和配置。各自为阵、独成一体的诸侯经济使各方联系松懈，优势不能互补，最后导致区域内竞争大于合作，整体实力不强，“环渤海经济区”实质性进展较慢，在很多方面至今仍停留在地理概念上。现行的体制决定了我国目前仍以行政区域规划经济发展的思路，致使在环渤海区域内，北京、天津关注的是如何联手打造“京津冀经济圈”；随着东北战略实施，辽（宁）大（连）发展重心偏向东北；山东半岛形成了以青岛为龙头的良好产业带，“半岛都市群”经济重心向南偏移，这都使要素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步履艰难。

２．在区域内，京津地区的辐射半径还没有到达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而两个半岛对京津冀地区的辐射则更为薄弱。在经济关联度方面，两个瓶颈地区成为大区发展的掣肘，京津与东北，相隔辽宁省的朝阳、阜新两个老工业地区，与山东相隔河北省的沧州农业区，这两个瓶颈地区目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且没有先天优势条件，本省顾及不到，对京津的优势资源辐射承接不起，使产业扩散效应难以发挥。

３．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尚不合理，新的产业链难以形成。从行政管理看，环渤海地区内三大板块的行政干预作用仍占主导地位；从经济结构看，国有经济比重仍然偏高，所有制特征相似度较大，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较强和对企业干预程度过大，导致整个区域经济不仅具有浓厚政治经济色彩，还产生了超强的垄断特征，垄断阻滞了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产业链形成。诸侯经济使区域内产业结构趋于雷同且关联度小，难以形成科学的产业链和合理的分工体系，两个瓶颈更使得区域内出现产业链断裂。如区内大部分省市在过去都形成了自成体系的钢铁、化工、建材、电力、重型机械、汽车等传统行业，目前又都在竞相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甚至都要求有自己的出海口，天津、秦皇岛、京唐港，加上正在兴建的曹妃甸，四大港口集中在半径不到２００公里的范围内，其密集度世界少见。由于北方地区的水资源匮乏并导致的环境污染，使重化工业发展与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日渐突出，２０多年来，区域内围绕水资源的竞争之势不断加剧并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４．优于“天子”又囿于“天子”的历史原因，使“回波效应”产生的负面影响加大，而“灯下黑”现象更加大了地区发展桎梏。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指出，一国国内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引起周边地区经济衰落产生的负面影响就是“回波效应”。从历史角度看，自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北京一度大力发展重工业，致力于建设莫斯科型的工业大城市，并与邻近的传统工业城市天津出现同构现象，近年来，北京又在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而奋斗，天津为了与北京拼争“大都市”和“中心城市”，从没有放弃过拓展自己的建设。但遗憾的是，北京、天津在发展的同时，也使牺牲周边为代价的“天子”作用发挥到了最高境界，当北京、天津获得高速增长的时候，在河北省却存在着相当多的贫困县，这就是所谓的“灯下黑”现象。２００５年８月，亚洲开发银行公布了第一份省级发展研究报告《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该报告根据调查，发现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３７９８个贫困村、３２个贫困县，２７２．６万贫困人口。河北省贫困人口中超过一半分布在环京津地区，１／３集中在环京津的２４个县，报告认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报告指出，造成这种落差除去历史的原因外，更多的是政策结果。首先，环京津贫困带地处京津冀众多城市的上风上水位置，是京津的生态屏障，近２０年来，为保护首都及其他城市的水源和防止风沙危害，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其次，环京津贫困带作为京津的水源地，为给京津提供充足、清洁的水资源，这一地区大规模压缩工农业用水，关停了众多效益可观而耗水严重和排污标准低的企业；第三，近年来实施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要求在该区域内大范围地封山育林，使得当地农民原来赖以增收的畜牧业严重滑坡并蒙受巨大损失。当这一地区的贫困人口和低素质劳动力涌入京津城市，形成城市贫困阶层和贫困居住区，再次产生另一轮回波效应，这不仅直接影响着京津的国际城市形象，也影响首都的社会安全。如不能很好地解决围绕着北京、天津的“灯下黑”问题，使周边城市群和腹地经济以完善的产业生态快速成长，仅仅靠京津单兵突进，不仅达不到环渤海地区共同起飞的目标，反过来还会起到阻滞和制约作用。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本文是作者２００６年完成的《世界都市圈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课题报告的一部分，该课题报告已由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