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淳：建立有长江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图）

杨淳，1955年7月出生，河北丰润人。1982年1月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工结构工程专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2年6月至1998年，在长江科学院水工所先后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所长兼总工程师、所长。1985年1月至1986年1月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1998年10月至2000年12月，任长江科学院院长助理兼副总工程师。2000年12月至2002年4月，任长江科学院总工程师。2002年5月至2004年8月，任长江委副总工程师。2004年8月至今任长江科学院院长。湖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在水工水利学研究方面，作为课题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主持或参与了三峡、南水北调中线、隔河岩、水布垭、江垭等10多个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枢纽布置、消能防冲、通航、施工截流和建筑物水利学研究。

在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方面，作为技术负责人参加了湖北、湖南、安徽等省的长江干堤加固工程和河控工程设计及10多个水利工程设计工作。

在科研管理方面，作为水工专业所负责人和长江科学院技术负责人，在三峡、南水北调、水布垭、长江重要堤防隐蔽工程等数十个工程项目中，负责科研管理或科研技术管理工作。

在水行政技术管理方面，负责或参与了长江防汛、河道管理、工程建设管理和长江委信息化管理工作。

---------------------------------------------------------

特约记者 李真 刘小康

回忆采访长江科学院院长杨淳的情景是一件愉快的事儿，有一种精神大餐的感觉。杨淳很健谈，语速极快。在录音整理时我们发现，他的正常语速在每分钟140字到180字，而有时可能会达到200多字。我们知道正常的播音语速是200字，当然播音员是照稿念。语言学家认为，人的语速反映人的思维速度。由此可见杨淳的思维速度。

从小在北京长大的杨淳15岁离开北京后再也没在北京住过。如今51岁的他，薄薄的嘴唇却依然将北京话每一个字都吐得字正腔圆。

当我们带着采访提纲来到杨淳办公室时，他笑着说，他最怕这种“命题作文”。在我们2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杨淳流露的很多想法与看问题的角度令我们耳目一新。

尽你的职责，在职业之外寻找乐趣

51岁对于很多职场上的人，已经接近准退休状态，特别是有过蹉跎岁月的“过来人”，易在脸上看到暮气或产生看破红尘的想法。面对我们一堆有关人生经历与情趣爱好的提问，杨淳完全用他自己的理念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职业理念课。

“什么叫职业化，在一个发达社会，一个逐渐完善健全的社会中，社会的成年人只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控制社会的人，第三种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中间一大块国外叫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职业人。一个发达国家职业人应该占80%。中国这一块人数正在增加。对于我来讲，我把自己定位为职业人。

“当然成功的职业人有三种标志。第一种人是一生中只做你最喜欢的事儿，你还从中能创造财富。这是职业化的最高境界。第二种人是尽你的职责，并从中发现乐趣。它跟第一种人的差别在于，他的职业是社会对他作的选择，而不一定是他自己乐意的。我属于第三种，尽你的职责，在职业之外寻找乐趣。（爽朗地大笑）你们的很多问题我都解决了。为什么我喜欢收藏，这是职业之外的事儿，我有乐趣。不成功的职业人咱们不谈，最糟糕的职业人是尽你的职责，你却发现没有乐趣。

“我理解的人生幸福是两种平衡。第一，人与社会之间的地位平衡。职业人为社会作贡献，社会给你各方面生存的回报。第二，内心世界的心理平衡。做到这两种平衡的人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十年前我是个职业工程师，十年后我是个职业管理者，是个职业的水利科技管理者。我履行我的职责，我会在职业之外寻找我自身的心理平衡和快乐。两条都做到了，我觉得我幸福了。”

杨淳说这样的幸福观是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回国后确定的。

说起杨淳的经历，好像有点“苦大仇深”。

家住北京虎坊路的杨淳中学没毕业就随父母下放到了宁夏五七干校。因为担心喜欢打架的杨淳惹事，父母让初中没毕业的杨淳到青铜峡水库放了一个冬天的羊，还不到15岁的杨淳每天一个人要把400多只羊放出去。在寒冷的冬天，放羊的杨淳看到了长城故道，历史的沧桑、生活的艰苦和凄凉使他有了深刻感受。16岁，到乌江渡水电站当工人，做了6年的架子工，很苦。参加工作第一周就看到工伤死亡，参加工作第一天就被师傅叫去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那时算是真正开始初步了解生活的艰苦、社会的动荡和职场的残酷。因为干得还不错，1977年春节前，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杨淳被推荐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刚上大学，第一次测试初等数学，有人说杨淳连初中都没毕业肯定考不了。结果他考了满分。那几年，自学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并逐渐使他养成了自学的习惯。

杨淳庆幸自己到长江科学院遇到好时机，时间不长就做了很多大的项目，并成为长江委“文革”后毕业生中第一个派出国的留学生。1985年他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了一年。

杨淳坦率地谈了他的三个体会。一是确确实实是理念上的眼界开阔了。因为当时还比较早，他感到文化上的震撼，在与外国人交往时，才发现世界上还有如此多的个性和不同。杨淳认为文化理念上对他的影响最大。二是在科学上。由于受到完全不同的科学方法的教育，他个人感觉更重要的不是知识上的，而是方法上、思维上的教育。这两点收获影响了他后来的20年。第三，也是他很重要的体会：回国是个正确选择。“当时我是唯一一个要求回国的。虽然当时两所大学都让我读完博士回来，但我认为像我们这样的水电工程师，我们的领域更多在国内。到今天为止，作为职业选择，我觉得我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虽然大部分人选择留在了国外。”

杨淳承认这些观点，现在的人来看，也许很不以为然了。

假如社会选择让杨淳当更大的“官儿”了，他会怎样呢，我们执拗地很想知道。

“我说过，真正职业的最高境界，是选择你最喜欢做的事，还能从中发现财富。但我不属于这种人。因此社会的每项职业选择，对我来讲都是按职业化来要求自己：履行我的职责。也就是说当社会选择我时，我会无条件接受。因为这是职业需要。因为我是职业人，我会在我的职业之外寻找新的平衡。（笑）从职业角度来讲，我一定尽最大努力把我的职业履行好。如果履行不好，一定是我水平和能力不行。”

使河流保持健康的工作状态

不久前，长江流域综合规划重新修订工作正式启动，“维护健康长江，促进人水和谐”已经成为长江委新时期治江战略思想。作为水利部四大科研院之一的长江科学院，多年来在长江的治理开发中发挥了重要的科研支撑作用。作为一院之长，杨淳对于健康长江这一治江理念有他更为深入细致的思考。

他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在今天大家来提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现代科技和人类社会的空前发展，到了人类已经足够强大，可能把这个资源毁坏，或者可能把自己毁灭的转折点上。因此，理念上要解决人和自然如何长久共同发展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健康长江也罢，和谐社会也罢，就隐含着这样一个观点：把河流看作一个健康的工作的河流。另外，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讲，河流是一个客观事物，任何客观事物都有它成长、壮大、衰老以及死亡的过程。比如中国人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河流也有它的生老病死不可抗拒的规律。

第二，长江现在的健康状况如何？中国四大涉水问题，全国都一样。水多、水少、水脏和水土流失，这四大问题在长江流域也很严重。中国整个能源缺乏，长江担负着目前中国能源振兴极为重要的角色，目前我国几十个电站在建或者在规划之中，大部分集中在长江上游和西南诸河，现在中国几个在建的大电站也都在这些地方。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四大水问题的压力会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提出长江既要工作又要健康，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期。

第三，如何实现这个理念，杨淳说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杨淳将这个“难”归纳为四个层次。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基础数据库。要有一个在流域层面上基础共享的大家没有争论的数据库，否则就没有共同点了。

“难道我们现在建立的各种数据库还不够多吗？”

“现在数据库应该是建立了很多。由于我们国家流域管理的现状，这些数据掌握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行业，而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行业，用这些数据为各自不同的说法提供依据。因此往往争论很大。”

其次，是建立在这个基础数据库之上，所有相关涉水专业，大家拿出真正的专业水平，来科学地解释这些现象或者作出预报。现在这个层面上也是不统一的。而关于科学问题，健康长江中有些问题是目前科学可以回答的，有些属于科学还不能准确回答的，有些现在可能还有很大误区，比如说健康长江的指标体系，它应有科学依据，但是它的科学问题没有解决。

因此就到了第三个层面。无论哪一个学科，解决流域的河流管理问题，一定是一个利益博弈。就拿长江泥沙来讲，对于上游来讲，是水土流失。但对于上海来讲，就完全不是这个概念了。没有水土流失就没有上海。上海就是长江的泥沙冲出来的。对于中游来说，泥沙既是灾难又是利益。所以说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利益集团来讲，无论怎么解决问题，流域管理一定是利益博弈。尤其是，在这种利益博弈之中，河流本身往往是无声的。这样就需要一套利益博弈上的和谐机制。这就是我们所谓流域管理层面的创新机制。但这第三个层次也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必然上升到最后一个层次，最后就是用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来平衡这些利益，建立和谐社会。

建立有长江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

今年11月6日，杨淳在长江委第四期领导干部进修班上，作了题为“建立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创新型长科院”的报告，他用了大量篇幅对长江科学院的发展历程作了细致的回顾。

杨淳说：“作为长江科学院历史发展的亲历者，我想更多的是通过一些问题的思考来认识现实，也更能感受到我们观念转变的难度。不看到这个过程，就不知道现状是怎么回事。去年我们开始作调整的时候，争论还很大，包括很多老同志都还不很理解，因此我们必须把历史给大家说清楚。”

今年6月，在长江科学院召开的2006年度第二次院务会议暨科技创新工作会上，院领导班子高调提出了建立科技创新体系的战略目标。作为院长的杨淳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说：“长江科学院作为国家水利行业的重点科研单位，创新应是我们的根本。建设一个具有创新特色的长江科学院，将能为以‘维护健康长江、促进人水和谐’为宗旨的新时期治江思路起到科技支撑作用，同时还可以增强我们的市场核心竞争力。要解决流域的科技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必须要有创新机制。我们的目标就是建立有长江特色的创新机制，这也是我们企事业单位的文化核心。”

杨淳向我们坦言，他有三大困惑，他认为这些困惑也是国有大中型科研单位行政管理者普遍存在的。第一是所有的院所长有太多相互矛盾的责任目标。第二，科研院所改革以及创新体系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没落实、不到位。第三，由于历史的原因，积淀的负担和改革成本很高，谁来为此埋单。目前最大的困难，是观念的转变。

其实杨淳的困惑远不止于此。他说和谐社会的提法是科学的，和谐组织的提法不太科学。因为组织领导人有太多相互冲突的责任。现在社会处于转型期，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的责任，组织一旦承担这些目标，必然冲突它自己组织的安排。长江科学院组织的文化是长江特色的创新型组织，从这个组织的现实来看，许多问题不是你这个组织能解决的，但你这个组织又不得不去解决。杨淳说的其实涉及管理学中的组织问题。杨淳定义的和谐组织，就是能够把绝大部分职工的愿景与组织的目标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任何一个组织。杨淳认为，我们很多问题是组织成员愿景上的冲突造成的不和谐。因此用这个目标来衡量，我们现在远谈不上和谐组织。

杨淳表明，建立创新型组织是我们的战略目标，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保持稳定是我们的前提。关键是决策层要选择好变化的“度”。

也有让杨淳感到欣慰的。最近两年，长江科学院公益型科研单位成为院里发展最快的单位。包括水资源所、水土保持所、空间信息所、河流所在内的公益型科研所，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发展很快。

杨淳承认长江科学院建立科技创新体系当前面对三大制约因素，一是实力不强，二是长江委公益科研项目分配面向多个单位，三是没有市场准入。

“靠自己。”杨淳充满信心地表明了应对制约的办法，“比如实力不够强大，你能拿出像样的成果，创新型体系建立起来，可以去参与竞争。分配上，委内可以来协调。实力强是你的，实力不强当然做不好。市场准入没有，我们可以积累经验，申请资质。今年我们已经申请到好几个资质，如甲级工程咨询资质，这是我们科学院历史上的重大突破。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市场准入的资质了。”

关于如何建立创新型长江科学院，杨淳又与我们进行了更深入的交谈。

问：今年6月，长江科学院第二次院务会上首次提出建立科技创新型体系的战略目标，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战略目标？

杨淳：一是为适应健康长江理念的要求。在人类从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到与河流和谐相处这种理念下，我们的科研就不能仅是围绕工程，还要做很多其他的研究。二是为适应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要求。如果不做这样的转折，你可能要退出舞台。这也是外界压力的必然结果。三是要适应市场的要求。过去计划体制中，我们从长江委内接到一些规划任务，它的科研都是切块到我们这儿，现在不同了，水电都是电力行业在做，那你必须要有你创新的成果，必须有你自己的主导产品、名牌产品才能占领市场。所以，无论是科技体制改革的环境要求，市场变化的环境要求以及治江思路转变的要求，建立创新体系，转变长江科学院的整个状态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长江科学院的创新体系是去年提出的，2006年加快了这个体系建设的进展，目前更多是从行政管理上我们有一些突破。

问：那么如何来建立这样一个科技创新体系呢？

杨淳：创新型体系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从我们院里来讲，我个人认为至少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与历史相关的思路问题。正视历史，尽快转变计划经济时代的科研管理模式。二是适应现在市场需求变化。三是解决我们自身的管理问题。

目前，长科院的改革发展分为公益型科研、工程型科研和科技型科研三块。就科技创新而言，对于这三个不同层面的要求不尽相同：公益型科研要尽快成为长江流域治理保护开发的科技主体；工程型科研要打造市场份额所指导的工程型科研创新；科技型科研要瞄准国家的需求和市场的导向，尽快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管理上，长江科学院要改变过去计划行政管理模式，建成以学科带头人、专业负责人和创新团队梯队建设的管理模式。这是一个低端标志。当然，按创新型的国家体制、水利部以及实际创新的要求，使现在十几个所依托于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把创新团队建设、科研体系的改革和现行的方式装进去，这是创新体系建设的低目标。当然这与过去的管理体制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问：当前重点开展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杨淳：例如，由土工研究所、岩基所、振动爆破所和工程安全所的一部分，构成了现在的岩土重点实验室，明年将作为第一个试点单位，按照重点实验室的要求，分成5个专业学科和12个专业方向，分头建立每一个专业学科的专业技术创新机制，真正实行学科专业带头人负责制，而不是专业所长负责制，真正开始按照重点实验室和创新团队的要求来重构它的组织关系和管理关系。

明年我们还可能与长江设计院共同成立水利部水工程安全与病害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对于我们的工程性科研来讲，如何依托这个中心和长江设计院建设一个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我请了一些法律顾问来探索怎样在两种单位中建设这种创新关系，目前还在前期准备中。

我们的防洪与江湖治理重点实验室，今后要打造成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长江防洪大模型，把若干个专业即符合这个实验室需要积累的专业，搭建在这个平台上，原来的行政机构暂不动。

两个重点实验室、一个中心分别采用三种不同的管理模式，从明年起开始试行我们的科研创新体制建设。到底哪种好，今后怎么发展，没有现成的结论，运行一段时间再说，各种各样的模式我们现在先进行一些尝试。我们和南北两院的特点不一样，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求来寻找发展道路。

从管理的高标准来讲，按照我们的实现目标，创新团队确实能提供满足国家需求的，比如说按公益型科学院所的验收标准，拿出一些重要的创新成果，真正把这些实验室打造成国家重点试验室，那会儿我们可以说管理上成功了。每个专业我们都有一个低目标，一个高目标。

对于公益型科研单位来讲，主要做国家这个层面，基础研究层面。长江委作为水利部在长江流域行使水行政职能的派出机构，长科院的公益单位对口长江委这些机关的职能局，能一对一地起到科技支撑作用，你的近期目标就实现了，比如江务局、砂管局、水政局。当他们在水行政执法时，需要解决哪些科技问题，哪些是我长科院解决的，而且我能够解决，那么就是说已经起到了低端的作用，实现了我们的低端目标。高端目标是在长江科学院建立起为健康长江服务的科技体系。

建设有长江特色的创新型组织是我们长江科学院的目标，当然未来我们也会走出长江，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对于工程型科研来讲，就是能不能把你过去原有的和未来市场需求的核心专业集约起来，产生一些我们专业品牌，以市场占有率来评判你是好还是坏。我们的市场占有率还很低，但我们有的市场占有率较高，比如我们的爆破专业市场占有率非常高，几乎西南诸河所有大的水电工程的爆破都是我们爆破所做的。岩土专业我们的市场占有率也很高。当然提高市场占有率不仅仅是科技创新的问题，还受到行业封锁、部门利益等因素的约束。我们要通过历史传承的和今后市场需要的，结合我们自己的特点来打造一系列的品牌，不可能所有的都做，然后去提高市场占有率。我认为，高目标就是任何一个专业都能做到市场占有率为第一。当然各专业的低目标和高目标，在实现起来还是要不断克服很多困难的。

（《中国水利报·现代水利周刊》记者果天廓、段连红参与策划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