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形成和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与其他任何引人注目的激进理论思潮一样，作为一种对传统极富挑战性的思想观念，于20世纪初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孕育并能够在日后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得到持续传承和广泛扩散，这并非是一个孤立与偶然的现象，相反，它根植于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在刚刚步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免不了要对它在20世纪生成的条件作出回顾，对它在21世纪乃至更遥远的未来应有的待遇和命运进行前瞻。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20世纪的社会生活现实，看看这百年的沧桑史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要我们对这一时期经济、政治、科技、人文和观念形态等诸方面进展的真实情况稍加审视，就不难攫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和发展紧密相关的若干重要因素。

　　一、企业的巨型化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日趋严重

　　企业的日益巨型化可谓20世纪发生于经济领域中的最为耀眼的现象。历史地看，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伴随着以资本集聚型为主的企业扩张模式的转变，具有强大集资功能的股份公司得到了广泛运用，企业的规模也就相应有了不断扩大化的趋势，但这时企业扩张的速度仍显缓慢。以美国为例，从19世纪中叶起，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时期向垄断时期过渡，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生产过程的进一步专业化和社会化，这些都为大企业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然而，这并未引起经济生活中现代大企业的普遍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只有极少数制造厂商的资本额达到100万美元，并且没有一家制造业公司的规模大得使它所属的工厂和办事处分别于数个州之间，仅有为数不多的铁路公司勉强可与现代大企业相媲美。到20世纪后期的1988年，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商业银行有50家，规模最大的花旗银行的资产达2036亿美元；1991年，在以年销售额计算的前100强工业企业中，位居第一的通用汽车公司的销售额高达1237.8亿美元，位居最后一位的沃纳-兰伯特公司也创下了51.7亿美元的不菲销售额。

　　在世界上其他多数国家，20世纪企业扩张速度虽从总体上看远不如美国大企业的成长快，但也缔造出了在其各自国度乃至全球堪称“经济帝国”的巨型企业。尤其是日本等新兴工业国，近几十年来大企业发展的进度丝毫不逊色于美国。这些国家的特大型企业与美国的“经济巨星”一起，不仅在其国内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企业规模的扩大，使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及企业相互之间竞争的力度得以增强，也为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大企业将若干生产经营单位纳入同一组织体系之中，使他们服从于统一的权威，这样“一系列的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由此可减少市场交易的成本。从此意义上讲，企业的巨型化能产生规模效应。但在另一方面，与企业的日益巨型化及其正面效应相伴随的，则是企业规模扩张引发的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企业日益巨型化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是破坏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在经济生活中形成滋生垄断和限制竞争的温床。换言之，当今业已被证实为妥适的竞争模式——有效竞争，一方面要求竞争者具备一定的经济力量，以保证竞争的强度，进而给竞争者以足够的压力，激发竞争者的进取心；另一方面则要求市场上有必要的竞争者数量，以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实现竞争的广泛性和充分性。20世纪以来企业的日益巨型化尽管不断壮大着作为竞争者企业的经济实力，然而却使市场的集中度日渐提高，从而构成其他经济活动主体进入市场的障碍；一旦这些巨型企业滥用其经济优势，其他经营者以及消费者又将蒙受更大的损害。这就是肇始于19世纪末的反垄断法在20世纪持续受到各国普遍青睐的主要原因。其次，如果说20世纪初期大企业还是主要的就业机会提供者，那么日后的大企业便成了失业大军直接和间接的输送者。因为，企业的日益巨型化与科技的发展和企业结构的重组是联系在一起的。科技在大型企业中的广泛运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善了劳动条件，但随之而来的是“技术和设备排挤工人”的现象。企业结构的重组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它的一个可能的后果是大量劳动者沦落为失业者。第四，企业的日益巨型化离不开大量资源的支撑，但由此也引起了资源存量的锐减和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尤其是在利益的驱动下，掌握大部分资源的少数垄断资本家对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和不合理利用，肆意排放污染物，使得资源和生态环境危机更加突出。资源过早地接近枯竭，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劣，已成为当今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阻碍，大企业也因其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缺乏公众所期望的社会责任感而备受指责。

　　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蓬勃开展

　　与20世纪企业日益巨型化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紧密相伴的是民众对企业的不满情绪日渐高涨，这种激扬的民众情感，最终演化成一次次如火如荼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如果把民众旨在敦促企业顾及非股东利益的有组织的活动都视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那么可以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并非20世纪的特有现象。不过，20世纪以来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无论在发生和影响的广泛性还是在关注点的多样性上，则是以往任何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所无法比拟的。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劳动者为维护其权益所开展的工人运动在经过18世纪和19世纪的高潮后，于20世纪取得了明显成就并继续向纵深方向推进。其次，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运动在20世纪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早在19世纪，资本家对自然资源肆无忌惮的掠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即引起了一些科学家和开明人士的高度重视，他们向当局提出建议，要求国家切实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在民众的推动下，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出台了一批早期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法规。尽管如此，资源锐减和环境恶化长时间并未真正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直到20世纪，具有广泛民主基础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运动才得以涌现。第三，以倡导消费主权、维护消费者权利为宗旨的消费者运动波澜壮观，成为20世纪各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道耀眼景观。第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以来，尽管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正当性的争论从未停息过，但企业应在利润目标之外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张得到了日益广泛的认同；企业通过社会责任行动，致力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也逐步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最后，20世纪前期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大都是各国国内呈现的现象，且主要致力于本国一些具体矛盾的解决，但在20世纪中后期，随着企业引发的社会问题日渐突出，尤其是全球贫富悬殊的进一步拉大，以及跨国公司对世界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逐步发展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国际潮流，它所关注的问题也更具有广泛性和全局性。

　　三、国家干预理论的兴起

　　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逐步取代亚当·斯密提出的统治经济学一个多世纪的自由放任理论而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的一场重大革命。凯恩斯主张对企业实行国家干预，以使企业既成为追逐私人利益，又具有实现充分就业功能以及分配均等化机制的工具。事实上，在历次大规模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中，往往都伴随着加强国家对企业实施干预的强烈呼声，人们提出，若大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则政府就应该采取更多的干预措施。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企业社会责任与国家干预间的牵连。凯恩斯的理论发表并推行了一段时期后，尤其是20世纪60至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又出现了以衰退、失业和通货膨胀为特征的“滞涨”现象，凯恩斯的理论也因此而受到冷落和质疑。尽管如此，国家干预并未被资本主义国家所放弃，而是在寻求干预与放任之间的平衡点。通过国家干预为企业设定社会责任的做法也相应地被保留下来，并以法的形式得到体现，这无疑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正是由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框架中包含了效率和正义，一方面，在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时必须正视效率与正义关系的对立，通过恰当的制度建构，缓和效率与正义的冲突，寻求效率与正义的平衡点；另一方面，效率与正义的统一性使得此二者又是可和谐共存的，这进而不但使企业社会责任不至于因其所追求的各价值间的对立而自我否定，而且预示着建立效率与公平兼顾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是完全可能的。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的原因也恰在于其暗含的效率与公平价值的对立统一，激发着全体员工为架构效率与公平良性互动的企业责任（义务）体系而进行不断的努力。（作者单位：省局专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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