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山乡的老站长

官店，鄂西南建始县的一个偏远乡镇。由于高寒路远、贫瘠荒野，许多人不愿驻足。然而，有一个人却将自已的根深深地扎在这里，他就是担任官店烟草站站长长达23年的袁宏庆。

　　袁宏庆，一位地道的土家汉子，习惯别人叫他

　　“老袁”。23年来，在他的带领下，官店镇的白肋烟生产实现了由“赶鸭子”到“领头羊”的蜕变；官店镇的农民实现了靠种烟奔上小康路的梦想。他用真情和执着为“两个维护”做出了最好的注解和诠释。

　　“工作年年评先进，说明我维护好了国家利益”

　　老袁常对同事们说：“只有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年年被评为先进，才说明你真正维护好了国家利益。”

　　老袁是个执着的人。上任之初，官店的白肋烟生产状况令其寒心。产量不足万担，质量全县倒数第一，职工人心涣散，烟农怨声载道。县里一位专家批评：官店的白肋烟只配做“扎叶子”(扎烟把的叶片)。镇里的领导下达黄牌警告：“两年之内不把烟叶生产搞上去，你就莫在官店混了！”。带着耻辱和重压，老袁踏上了寻求官店白肋烟生产出路的征程。白天，走村串户，深入烟农家调研走访；夜晚，伏在案桌整理分析资料；晴天，下地对比实验；雨天前往一百多公里外的县、州拜访专家。一连几个月，他工作在烟田，吃住在农家，虽然离家不远，但回家的次数却少得可怜。就连女儿出嫁办喜事，他也只在家呆了半天，妻子埋怨他是野人，女儿怪罪他未尽父责。老袁常说：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经过半年努力，老袁终于摸索出“先施肥，先起垄，先覆膜”的白肋烟栽培技术，通过应用，烟叶产量和质量大幅提升。自90年代初开始，官店镇的白肋烟产量逐步发展并稳定在4万担左右，质量稳居全县前列，成为国家白肋烟出口备货基地县的一大“拳头”。

　　老袁是个爱动脑筋的人。以往，“大锅饭”风气在官店盛行。通过多年摸索，老袁发现问题的症结是职工的权责利不明。于是，袁宏庆在2002年开始推行“谁发展，谁管理，谁预检，谁收购，谁受益”的烟叶生产组织管理模式，将职工的收入分配与工作过程、工作业绩实行捆绑。改革之初，有人骂他闲着没事干，有人讥笑他玩“政治秀”，对此老袁未予理睬。结果到了年底，职工收入翻了一番，部分技术员收入超过2万元，成为当年镇里的重大新闻。由于“五谁模式”的建立，职工的工作热情高涨，以往压级压价、短斤少两的坑农损农行为明显减少，烟农的满意度大幅提高。有人曾戏言：“老袁的这把‘政治秀’，秀出了官店的新天地”。

　　老袁是个讲原则的人。烟站站长，官虽不大，但身处“烟财政”的官店，在别人眼里却是风光无比。曾经有一位镇政府的干部倒卖一车烟叶，被老袁知道后通知专卖人员查扣，镇干部一气之下纠集了十多人准备打他，老袁义正严辞地说：“倒卖烟叶是违法，今天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必须这样做。”后来，那位镇干部被镇政府开除了公职；1997年，两个因违规违纪被解聘的季节工带着现金和礼物找到老袁，让他恢复其工作，被拒之门外，老袁爱人的姑爷在烟草站工作，一次帮亲戚卖烟，被老袁发现后扣罚了半年工资。老袁的爱人曾出面求情：“不管怎样，他还是你的老辈子，马虎点算了。”老袁说：“坚决不行，越是亲戚越要严格，不然，以后我还怎么管别人!”爱人为此两个月未理他。

　　十多年来，袁宏庆和他所在的烟草站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都被他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但2005年全国混合型卷烟重点生产厂家安徽芜湖烟厂将白肋烟生产基地选定官店，却令他至今还在兴奋，因为袁宏庆心里清楚：“只有栽好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

　　“有烟农送鸡蛋，说明我维护好了烟农利益”

　　前年秋天，一位烟农送来一篮子鸡蛋，被老袁左推右拦，烟农火冒三丈：“我家3亩多烟‘走症’，是你掏钱买药将烟病治好，你半个月时间去了我家六趟，约我挽回了4000多元的损失，现在送点鸡蛋，你却横竖不收，你这是瞧不起我！”，说完便准备将鸡蛋摔到地下。见烟农如此气愤，老袁只好收下。类似情况时有发生，但每次收下后，他总是想方设法还掉人情。

　　老袁常说：“有烟农给我送鸡蛋，说明我维护好了他们的利益。”

　　2004年，一位烟农的两个儿子双双考取大学，由于家境困难，无法上学。得知情况后，老袁拿出准备买摩托车的5000元钱资助给他，让其两个儿子终于圆梦。从此，那位烟农逢人便讲：“袁站长真是我的恩人，我只有多种烟、种好烟才能报答他的恩情！”。一次下乡途中，下雨路滑，老袁乘坐的吉普车不小心滑进了一烟农的田里，原以为烟农会大闹不止要赔偿，没想到他不仅未闹，相反还叫来十多个人连拖带拉地将车子弄上公路。当老袁要给他赔偿时，烟农动情地说：“袁站长，你们为我们种烟的事，在这深山老林里遭罪，我们心疼都来不及，又怎么会要你们赔钱呢?”。

　　灯笼山村交通闭塞，烟农们每次卖烟，都要肩挑背驮10多公里。行路难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2003年，官店镇政府组织修路，老袁带领烟草员工昼夜奋战在工地。一天中午，山炮过后，一块石头不幸砸中老袁的头部，顿时头破血流，同事们几次三翻劝他休息，但他死活不肯，经过简单包扎后仍然坚持奋战。不多久，由于用力过度和血流过多，老袁晕倒在工地，同事们将他送往医院。但是第二天一早，老袁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再次赶回工地，因为他知道：　“早一天修通公路，烟农们就能早一天享福”。

　　时光荏苒，转眼老袁已年届五旬。组织曾多次调他上城里工作，都被拒绝。老袁常说：　“我的出身是农民，我的家在农村，我的心也在农村，我愿扎根农村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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