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群众歌咏的社会教育功能
摘要：近代以来，群众歌咏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发展，并在不同时期成为社会变革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精神力量。文章从纵向角度论述了群众歌咏这一音乐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社会作用，以及从横向角度论述了数次群众歌咏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群众歌咏；音乐教育功能
音乐的教育功能早在二千多年前就为儒家鼻祖孔子所重视，他认为音乐具有“成人”与“为邦”的教育作用。“成人”即通过音乐去塑造人、感化人，使人去恶从善，建立起崇高的品格，达到“成人”的目的；“为邦”则通过音乐为政治服务，把音乐用于国家社会的建设上，对社会民众进行改造，即所谓“以乐治国”、“移风易俗”。这是孔子追求的音乐最高理想，也是他认为乐的最高价值所在。
中国儒家音乐思想中主张音乐与社会的结合，音乐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在不同时代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不断重复实践着。近代，随着学堂乐歌的出现，群众集体歌咏的这一音乐形式成为音乐服务于社会的最好载体，并一直伴随中国革命不同时期，成为支持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精神力量。尽管群众歌咏音乐形式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欧洲的宗教合唱，但这种在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集体歌唱形式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就与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思想中的以乐治国的思想不谋而合。孔子为正民风，提倡的是大雅之“古乐”，学堂乐歌为振民魂，推行的是铿锵之“西乐”，两者都通过“乐”来对民众进行教育启发。如果说儒家强调“以乐治国”的思想，那么学堂乐歌和抗日群众歌咏则是则是直接“以乐救国”的行动了。因此，群众歌咏的巨大社会教育功能与中国儒家传统中强调音乐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本质是相合的，这也是为什么群众歌咏至近代在中国落户以来，一直长盛不衰，并在中国社会各个时期起到重要作用的原因。
一、各历史时期的群众歌咏
从中国近代学堂乐歌的集体歌唱开始至21世纪的今天，群众歌咏走过了以下阶段：一是群众歌咏的孕育期——学堂乐歌时代；二是抗日战争时期——抗日群众歌咏运动；三是社会主义初步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歌咏运动；四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运动歌咏运动；五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深化改革时期——社会转型时期群众歌咏活动。
不同时期的群众歌咏在中国社会不同时代里演绎着不同的社会教育功能。
第一阶段学堂乐歌时期，以音乐进行思想启蒙的阶段，孕育了中国的群众歌咏，乐歌成为近代先贤们在历尝政治、经济、军事等数种救国策略之后，找到的最有效的富国强兵之道。从音乐的教育功能中，近代先贤们看到了救国必先救人，只有把人们的思想从封建的桎梏当中解放出来，才能得以真正救国。所以当近代先贤们寻遍了许多救国的策略但所获甚微之后，便把目光投向了音乐教育领地，将铿锵有力的西曲引进中国，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讲到了西乐的作用时说：“……西乐之为用也，常能鼓吹国民进取之思想，而又造国民合同一致之志意……”。西曲风格的学堂乐歌就此成为20世纪初开启民智的一把钥匙。乐歌中的集体歌唱唤醒了20世纪初昏睡的民众，铿锵有力的军歌和队列歌曲的集体歌唱，极大地激发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通过学堂乐歌这种短小而铿锵有力的新式音乐风格对国民进行符合时代需要的“成人”教育，使国民意识得以迅速觉醒，为“为邦”即中华日后的崛起做了思想的铺垫。
第二阶段抗日群众歌咏时期，它是音乐“为邦”功能的具体体现。在这个特定的战争年代里，群众歌咏彰显了音乐强大的社会教育功能，成为抗日精神强有力的传播者，与抗日战场上的炮火具有同样的威力。抗日的歌咏燃起了全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热情与决心。通过歌声，抗日救国的思想传播到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把全国各地民众的思想都统一到救国图存的危难关头，发挥了群众积极支持抗日，参与抗日的作用。全民的抗日歌咏与战场上的抗战轰轰烈烈地同步行进，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正是这样一种最富于激情、最强烈作用于人情绪领域的群众歌咏掀起了全民抗战的热潮。抗日歌咏成为抗日的精神武器，为抗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歌咏时期。这一时期，群众歌咏由鼓舞人民坚持抗日的斗志转变为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由衷赞美和对建设新社会的热情讴歌中。它同样是“为邦”思想的再发展，用歌声引导着人民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一浪接一浪的建设高潮中，音乐作为一种精神的催化剂，鼓动着人们排除万难，建设美好家园。与抗日歌咏中保家卫国的单旋律相比，社会主义歌咏的歌唱题材更为广泛，既有表达社会主义建设的豪迈之声，又有表达人们内心对追求美好生活的甜美细腻之情，尽管这种歌咏现象出现的时间很短，主要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但反映了和平建设年代中人们精神追求多样性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末期，群众歌咏与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结合，歌咏运动逐渐趋于形式化，音乐趋于单调，逐步失去了音乐艺术通过自身作品的美达到感化人的目的，人们不是在自然的歌声中接受思想教育，而是以一种行政的手段，以形式化的组织来进行群众歌咏活动，这种强迫性的政治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教育效果可想而知了，它没有让人们得到多少美的享受或思想的净化，而是歌声随着政治的步伐越走越远，最终把狂躁的人们推到了文化大革命。
第四个时期为文化大革命歌咏时期。这一时期歌咏与政治运动为伍，成为了典型的为政治而歌唱的政治歌咏时代。这时期，群众歌咏大多以文革中的语录歌、颂歌为主。这时的群众歌咏与正常的音乐社会教育背道而驰，它成为特定时代下的畸形产物。但正如古人所云：“惟音乐不可以为伪”，音乐作为意识的产物，它反映了这个疯狂时代的疯狂景象。这时期音乐成为一面真实反映时代面貌的镜子，狂躁刺耳的音乐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音乐的教育功能在文革歌咏中所显示出来的反动与倒退就不再令人费解了。
21世纪初的今天，人们为了寻求精神家园的平静与谐和，重又回到音乐的伊甸园，进入为音乐而歌唱，为心灵而歌唱的群众歌咏时代，这一时期的群众歌咏与前4次有着明显的不同，前4次可以确切地冠之予运动之名，因为它们都与国家的政治目的直接相连，直接为某一时期的政治思想或社会目的服务，成为一种政治武器，歌咏活动也多以行政部门组织为主，而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群众歌咏，确切地说是一种活动，而不是运动，它以群众自愿自发的形式组织起来，体现的是音乐给予人们精神的寄托与安慰，人们以主动自愿的方式选择聚在一起歌唱，音乐的教育功能通过人们感受音乐本身的美，在音乐的熏陶中慢慢地反映出来的。这时期的歌咏，人们的歌唱以个人为单位，抒发自身的情感。不同的人聚在一起一同唱歌，得到不同的心里反映，有宣泄，有寄托，有是对未来的再次希望，有纯粹的消遣……这与前几次歌咏中精神思想的单一化是不同的。21世纪的群众歌咏与以往的不同还在于它由简单直接的“为邦”变为以“成人”为重，音乐不再单纯地局限在政治的目标上，音乐自身的美在更广阔的意识领域里面对人起作用，音乐的社会教育功能在此时期表现得更多得是给人予精神的慰籍。
二、各时期群众歌咏的内在联系与特点
从以上各时期群众歌咏所走过的道路来看，每个时期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尽管各时期所体现的社会教育目的不同，但从横向联系的角度来看，历次的群众歌咏出现都有着内在的联系与特点。
首先，这些群众歌咏无一例外地出现在社会变革时代，与时代紧密结合。究其原因，从哲学的角度看，音乐作为社会意识形态里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社会变革思想的先导，不论在哪个时代，社会变化的出现总是以思想舆论为先导的，而极具鼓动性的群众歌咏正好为社会的变革打开思想的闸门。联系每一次群众歌咏来看，各时期的群众歌咏都鲜明地为某一特定时代服务，预示或反映某一特定时代的特征。学堂乐歌反映了民众的意识苏醒；抗日歌咏反映了国民救国独立的强烈呼声；社会主义歌咏反映了人民建设新社会的热情；文革的语录歌反映了这一时代社会精神的扭曲；21世纪社会转型时期歌咏反映的是社会改革中主流社会群体以外以及改革中利益缺失群体的精神活动。由此可见，群众歌咏是时代发展的一面镜子，它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
其次，群众歌咏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音乐为社会意识形态服务的思想。尽管群众歌咏形式为舶来品，但其音乐功能与传统音乐思想中音乐为社会服务的观点相恰，使之成为自近代以来一直伴随着中国社会各个时代的一种民众音乐文化活动。5次的群众歌咏均体现了儒家“成人”与“为邦”的音乐思想渗透。歌咏运动与政治的结合一次比一次更直接更紧密，抗日群众歌咏、社会主义歌咏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歌咏都体现了政治为方向，音乐为动力的特点。前两次的群众歌咏，由于符合时代的需要，成为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力量，而文革歌咏由于逆社会发展而行，导致群众歌咏演变成疯狂的叫嚣，音乐的社会教育功能走上了反面，群众歌咏中所唱的歌，甚至不配称为音乐，只是让人疯狂的噪音而已。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群众歌咏运动在为社会意识服务方面，如果把音乐教育思想运用得过于功利化，音乐成为政治的附庸，音乐的社会教育功能就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这个时代的政治是符合社会的进步的话，那么群众歌咏就是一种动力，像抗日救亡歌咏一样，群众歌咏成为一剂救国图存，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凝聚剂。此外，这一现象也反映了群众歌咏的音乐教育功能运用不能脱离和忽略“音乐”自身的特性，它必须建立在符合时代需要，并为人们所喜爱的美的音乐基础上。要使人们从音乐中获得教育，音乐必须是美的，是使人高尚的，是使人获得精神享受的，音乐的教育应该是使人于无形之中潜移默化的，它不能以大跃进时期完成指标任务的形式来对民众进行教育，也无法以文革时的叫嚣来对民众进行教育，这样做出来得效果只能是政治上的形式主义，群众歌咏趋于僵化，音乐的美感不再，人们无法从音乐中感受到精神的享受与美的抒发，更何谈音乐对人教育呢。要达到音乐的社会教育功能必须首先从音乐角度出发，首先以音乐内在的美与情感来打动人，音乐的审美作用不能被抹杀，否则音乐失去了以美为依托的内在灵魂，只剩一个外在的喊叫形式，这种仪式化的群众歌唱活动是无法起到音乐教育作用的。
最后，从数次的群众歌咏来看，整体体现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注重形式到注重音乐表达人们内心情感的逐步发展过程，体现了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成人”与“为邦”两者间的不断协调、辨证发展的过程。孔子音乐思想的“成人”与“为邦”两方面本不矛盾，“成人”是“为邦”的基础；“为邦”是“成人”的目的。“成人”必须以美的音乐为基础，否则就谈不上音乐使人受教育了，但群众歌咏发展当中有过过分利用“为邦”的作用，而忽略了“成人”的经过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歌咏后期和文革时期的歌咏都偏离了音乐教育的正常轨道，音乐与政治关系失衡，群众歌咏流于形式，无法起到真正的教育作用。而21世纪，在中国发达大城市中的公园里出现许多群众自发组织的公园歌咏活动，由于其活动主要从音乐的角度，以人们自愿歌唱，接受音乐的熏陶出发，使这时期的歌咏活动具有符合音乐对人自然改造、潜移默化的特点，许多唱歌的群众在唱完歌后都感到身心的无比舒畅。这一时期，群众歌咏群众的主体多为社会主流之外的群体，他们通过音乐的洗礼，精神得以升华，许多在社会改革中失利的下岗和失业人群不再抱怨和愤懑，通过唱歌，他们的心态很快就调整过来。群众歌咏给予了许多社会非主流群体和改革失利群体以心灵慰藉，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稳定。所以，纵观数次的群众歌咏，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音乐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应不失去音乐自身的独立审美，群众歌咏的音乐教育功能才能得以真正发挥，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2、居其宏.20世纪中国音乐[M].青岛出版社,1993.
（作者单位：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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