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改革财政经济效应研究

　增值税改革的财政经济效应研究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19 年 3 月 21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以下简称《公告》）。《公告》主要包括如下几条内容：第一，降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适用税率，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第二，调整出口退税率，原出口退税率为 16% 的货物劳务，出口退税率调整为 13%；原出口退税率为 10%的出口货物、跨境应税行为，出口退税率调整为 9%。第三，购进不动产的进项税额由两年分期抵扣改为一年全部抵扣。第四，允许主营业务为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的纳税人对其自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进行加计抵减。第五，《公告》还规定了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等内容（下文将此次改革简称为“深化增值税改革”）。

　增值税是我国的第一大税种，也是近年来我国改革力度最大、改革频率最高的税种，因此，研究增值税改革的财政经济效应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对增值税改革的评估主要使用了两类方法，其中一类是投入产出法与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另外一类是计量经济模型。相比之下，投入产出法与 CGE 模型的优势在于可以对政策进行事前评估，而计量经济模型则需要改革推进一段时间并形成数据积累，因此，计量经济模型往往是事后评估而且对数据要求更高。

　我国运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研究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陈晓光（2013）研究了增值税有效税率差异所带来的效率损失，证明了增值税税率差异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进而指出我国在后续的增值税改革过程中应尽可能地减少增值税的税率档次；陈钊 等（2016）利用2008～2014 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结合双重差分模型证明了营改增对制造业的主辅分离以及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投入产出法与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方面，田志伟 等（2013）通过构建我国税收的 CGE 模型分析了营改增对我国行业税负的影响，发现营改增对行业短期税负与长期税负的影响并不一致，即使营改增中短期税负下降的行业，其长期税负亦有可能上升；田志伟 等（2014）使用 CGE 模型基于动态视角研究了增值税“1+7”扩围在不同阶段的经济效应，结果显示增值税“1+7”扩围在短期内能够明显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但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受增值税“1+7”扩围的影响有限；胡怡建 等（2016）将投入产出法与 CGE 模型结合，测算了我国建筑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及生活性服务业四大行业营改增的财政经济效应；刘元生 等

　（2019）建立了一个投入产出网络的一般均衡宏观经济模型，阐述了增值税减税对经济影响的传导路径，并进一步评估了不同改革方案的经济效应。

　外文文献对增值税改革财政经济效应的研究更加倾向于使用一般均衡分析。如 Bye et al.(2003）使用 CGE 模型分析了挪威 2001 年的增值税改革，发现标准的单一税率增值税比非标准的增值税更加有利于挪威福利水平的提高。GO et al.（2005）使用 CGE 模型分析了南非 1991年的增值税改革，发现增值税改革恶化了南非整个税制的累进程度，损害了低收入人群的福利。

　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能够刻画我国深化增值税改革一般特征的 CGE 模型，研究了深化增值税改革的财政经济效应。该模型的典型特征在于借鉴了田志伟 等（2014）的做法，将测算增值税税基的投入产出法与标准 CGE 模型相结合，使得模型能够测算出某一行业增值税税率的变化对其他行业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影响，从而保证模型能够准确地刻画出深化增值税改革在不同行业之间的传导机制。

　二、模型设置与数据基础（略）

　三、深化增值税改革的财政经济效应

　深化增值税改革无疑会对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其中，降低生产成本、刺激经济增长是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并且，在改革过程中，不同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因此，会对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产生影响。

　（一）深化增值税改革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表 1 呈现了深化增值税改革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深化增值税改革可以明显刺激经济，这对于我国现阶段稳定经济增速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深化增值税改革会使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0.362%。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 2019 年 GDP 总额高达 990 865 亿元，即深化增值税改革可以使我国GDP 增长 3 586.93 亿元。

　减税会通过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营收等方式来促进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起到促进投资、增加就业的效果。如表 1 所示，深化增值税改革对投资与就业均起到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其中，对投资需求的影响为 0.350%、对就业的影响为 0.028%。可以看出，深化增值税改革对投资

　的刺激作用要大于就业。这主要是因为深化增值税改革之后劳动力的成本基本保持不变，而对部分不可抵扣进项税的行业或者企业而言，固定资产的投资成本则很有可能会明显下降。

　从进出口看，深化增值税改革一方面增加了 GDP 与国内居民的收入水平，拉动了商品的国内需求，从而有利于进口，而不利于出口；另一方面，国内增值税税率下降时国内部分商品价格的下降幅度可能会小于或者大于国外商品的下降幅度。对国内商品价格下降幅度较大的商品而言，这类商品的出口会增加，而进口会减少；对国外商品价格下降幅度更大的商品而言，这类商品的出口会减少，而进口会增加。从结果看，深化增值税改革会使得我国进口增加 1.802%、出口增加3.606%，即深化增值税改革对出口的促进作用要大于进口。

　（二）深化增值税改革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降低增值税税率虽然会增加经济的发展水平，但是也必须考虑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在特殊情况下，减税不仅不会造成政府减收，甚至还有可能会使得税收收入增长。这是因为，减税可以带动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可以通过扩大税基来促进税收收入的增长。因此，深化增值税改革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可能会小于预期。本文专门考察了深化增值税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反作用，如表 2 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不考虑减税对税基的影响，增值税减税也不会全部转换为税收收入的减少。这是因为增值税减税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的留存利润，提升就业或工资水平等。而企业利润的增加会带来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增加，就业或工资水平的提升会带来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增加，等等。

　表 2 综合考虑了上述这些因素以及增值税减税对税基的影响，可以看出，深化增值税改革会使得我国税收收入减少约 4.780%。其中，国内增值税减税约 14.824%、进口增值税减税约16.066%，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及关税收入有所增长，分别增长了 0.846%、0.674% 以及1.329%，增值税出口退税缩减幅度较大，缩减幅度高达 16.47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深化增值税改革使得税收收入减少的同时，会提高我国的 GDP 水平，因此，宏观税负水平下降速度要快于税收收入的减少程度，宏观税负水平下降了 0.834 个百分点。

　（三）深化增值税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由于存在边际倾向递减规律，一般认为增值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呈累退性，即一般认为征收增值税会恶化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这是增值税制度设计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而深化增值税改革会通过两个方面来改变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首先，增值税减税会通过增加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报酬来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由于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构成是不同的，因此，增值税改革会改变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其次，增值税改革会减少商品中的含税量，从而通过

　居民的消费支出来影响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本文综合考虑以上两个因素后得到了深化增值税改革对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如表 3 所示。

　通过表 3 可以看出，随着分组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深化增值税改革对各分组收入水平的影响逐渐减少，平均看会使得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增长 1.480%。深化增值税改革可以使得“困难户”与“最高收入户”的实际收入分别增长 2.052%与 1.339%，“困难户”的收入增长幅度是“最高收入户”的 1.532 倍。因此，这次改革具有明显的累进性特征，使得我国的基尼系数下降 0.181%，即改善了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

　四、结 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能够反映我国增值税进项税抵扣特点的税收 CGE 模型，研究了我国深化增值税改革对 GDP、税收收入、进出口、投资、收入分配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增值税改革效应的释放往往具有时滞性，其政策效果并不会在一年内完全释放。从上文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深化增值税改革虽然能够起到带动经济增长、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的政策效果，但也会对我国税收收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长期看，若减税造成税收收入减少过度，则可能会影响减税效果的释放，甚至可能引起政府的债务危机。据此，本文提出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的政策建议：

　首先，要进一步推进以简并增值税税率为目标的深化增值税改革。除了零税率，我国增值税现在包括 13%、9%以及 6%三档增值税税率，税率档次仍然过多，这既不利于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的发挥，也增加了税收征管的难度。本文认为，短期可以继续降低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推进制造业发展与经济增长；长期看，可以适当提高 6%一档增值税的税率，并最终将我国增值税税率简并为两档或者一档。

　其次，在财政收入增长下行、增值税制度趋于合理、减税政策空间收窄的背景下，既要保持减税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巩固和拓展深化增值税改革成效，也要对深化增值税改革政策作出战略调整，创新深化增值税改革政策措施，建立起长期可持续性税收政策机制。尤其是现阶段，我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税收收入大幅减少，增值税改革更应该稳妥推进，以避免对财政收入造成过大的冲击。

　最后，虽然深化增值税改革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一些制度性难点问题有待破解，应结合增值税立法，完善增值税制度体系。一是适时放宽增量留抵退税条件，推出存量留抵退税政策，将存量进项留抵税额纳入留抵退税范围，以进一步缓解企业资金占用压力。二是应逐步减少减免税政

　策优惠，研究贷款利息增值税抵扣政策，到期后不再延长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使增值税更具公平和中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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