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与感悟8篇

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与感悟篇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战略思想是着眼于全人类发展与世界未来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一向是负责任的大国，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错综复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蔓延的背景下，中国能够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念和解决方案是具有建设性和重要意义的。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所遇到的问题与灾难都可能影响周边国家，没有哪个国家能置身度外。因此，加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交流显得尤为重要。世界各国要一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平发展是实现世界稳定的基石，各国之间要通过文明交流，实现互利合作，而不是企图依靠强权政治实现本国繁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主要在于：一、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三、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四、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五、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深刻内涵是建立在以建设好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之上，各国之间持续对话协商、相互尊重、同舟共济，为实现一个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而共同努力。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且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和担当。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理论创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外交的道路。中国一直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不遗余力地推动共同发展，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提供新的动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理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体现着中国的大国风范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远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以来，不断发展，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是实现人类和平发展的美好目标。当然，现实情况总是复杂困难的，还需要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一起克服艰难险阻，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而不懈努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与感悟篇2

　　数字货币的全球大博弈正悄然激烈化

　　随着“十四五规划”首次明确提出“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以及“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国正式打开了“数字金融”时代的序幕。相比于传统金融的风险形式与传染路径，数字金融所具有的风险突发性、隐蔽性和破坏力更强，尤其是隐藏在数字货币变局背后的风险，更是将贯穿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

　　厘清数字货币的五个类别

　　当前，电子货币、数字货币、虚拟货币等新型货币形式的定义并没有全球统一的意见，需要从源头上进行概念与类别厘清。

　　电子货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15年11月《数字货币》研究报告，电子货币是“以电子方式存储在诸如芯片卡或个人计算机中的硬盘的设备中的价值”。这可以视为是广义的电子货币概念。但在中国，“电子货币”的概念更严格，即“电子货币是法定货币的电子化或数字化形式，常以磁卡或账号的形式存储在金融信息系统内，以方便储藏和支付为主要目的，货币的价值与法定货币等值”，即法定货币发行的电子化，比如微信支付、支付宝等。

　　虚拟货币：根据欧洲中央银行2015年2月的 《虚拟货币计划-进一步分析报道》，虚拟货币是价值的数字表示形式，不是由中央银行，信贷机构或电子货币机构发行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用于替代金钱，并明确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虚拟货币不是金钱或货币。” 比如通常所熟知的Q币、游戏币等。过去十多年，随着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发展，欧洲央行将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等也纳入到了虚拟货币的范畴。但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和电子货币，由于是法定货币，不属于虚拟货币。

　　加密货币：基于以上逻辑，加密货币是虚拟货币的一种。牛津词典认为，加密货币是“可用于在线买卖而无需中央银行的任何电子货币系统。”韦氏词典定义为：“仅以数字形式存在的任何形式的货币，通常没有中央发行或监管机构，而是使用去中心化系统来记录交易并管理新单位的发行，并且依靠加密技术来防止伪造和欺诈性交易。

　　数字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年报告《虚拟货币和超越:最初的设想》讲道， 数字货币包括虚拟货币和电子货币。综合其他相关文献，数字货币是一种可用数字形式的货币，不同于实体货币如钞票、硬币，也不同于在游乐场、赌场中购买的游戏币与筹码。它具有类似于实物货币的特性，但可进行即时交易和无边界所有权转让。

　　央行数字货币：IMF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定义得更严格，即“是一种新的货币形式，由中央银行以数字方式发行，旨在用作法定货币。因此，CBDC是可以看做是数字货币的一种主权国家法定数字货币形式。对于非法定的数字货币，统称为私人数字货币。

　　基于对以上5个概念的梳理，可以将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关系用图1表示。

　　数字货币是广义电子货币的一种。根据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有化》一书中的说法，国家不能垄断货币的发行。数字货币根据发行主体，可以分为由一国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和由私人、机构所发行的私人数字货币。

　　按是否为法定货币的标准，也可以将数字货币分为“狭义的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狭义的电子货币指的是法币的电子发以及相关衍生货币产品，例如各种电子钱包、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华为钱包等等，都属于狭义的电子货币。虚拟货币按技术方式，可以分为加密货币和非加密货币，例如游戏公司发行的各种游戏币等，采用中心服务器认证的方式，可以发挥虚拟货币的功能。加密货币在技术手段上又可以分为中心化加密货币和去中心化加密货币。

　　换句话说，在未来的世界，随着技术的普及与价值交换的场域不同，在数字金融时代，货币存在在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

　　数字货币的全球大博弈

　　数字货币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私人数字货币，私人数字货币有加密或者非加密的形式，可以是中心化的，也可以是去中心化的。例如目前大众广为知晓的比特币等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加密虚拟货币。

　　综合全球情况看，包括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在内的私人数字货币话题不断被炒作，关于货币发行制度化的思考不断深化。笔者相信，那些不是由一国中央银行发行的私人数字货币，会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在不同场域的充分竞争之后，逐渐走向规范化。

　　目前，更受到全球关注的数字货币，是与私人数字货币相对应的“法定数字货币”或叫“央行数字货币”。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就是其中一种。据国际清算银行2020年1月对全球66家央行进行调研的报告中显示，约80%的央行在开展数字货币相关研究，其中40%已经从理论概念研究阶段进入到了实验和概念、相关理论验证阶段；约10%的央行已经在进行数字货币的开放和试点工作。除中国的DC/EP外，瑞典央行正在开发的电子克朗，乌拉圭央行正在开发的电子比索等也受到了普遍关注。美联储表示，将认真研究并测试央行数字货币在美国的应用潜力，一度持抵触情绪的日本也在2020年10月表示，将在2021财年对数字货币进行可行性研究。

　　中国是最早研究和实践法定数字货币的国家之一。早在2014年就启动央行数字货币研究。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成立，是全球最早就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成立的官方机构。2020年，在深圳等多个城市已陆续推行数字人民币。

　　比较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战略考虑，前者更注重支付的个人隐私保护、系统安全和本国金融系统的稳定等；而后者更希望通过数字货币增强金融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提高支付效率，增加流动性，增强本国货币主权等。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货币与数据主权密切相关，而目前欧美数据主权方面的博弈多于合作。2020年7月16日，欧洲法院正式判定2016年签署的《欧美隐私护盾》“无效”。这是一套对美国企业将欧盟用户数据传输到美国的规定。欧洲法院认为，该协定允许美国对欧盟公民的个人数据进行大规模监控，不符合欧盟对隐私保护的要求。这一判决对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企业，例如脸书、谷歌、亚马逊等带来挑战。最直接的影响是这些企业将要被迫停止在美国的服务器上存储欧盟居民的数据信息。美国对此反应也比较激烈。可以看到，未来欧美双方在数据隐私保护方面的主权矛盾还会加剧。

　　在数据主权竞争大于合作的大前提下，欧美双方对数字货币是否会“革命”本国的国际金融主导地位，显得更为审慎。2019年以来，美国监管机构对数字货币的积极性并不高，持续向计划推出Libra数字货币的脸书公司施加压力。从Libra白皮书2.0看，虽然Libra已经弱化了对抗美元的特性，但依然存在对美元以及其他主权国家构成结构性的威胁。例如理论上看，Libra用户可以绕过美元体系直接用Libra结算，这将直接威胁美元的国际结算中的主导性地位。另外，Libra并非锚定单一货币，在国际货币市场取得一定地位后完全可以有能力做到与美元等任何主权货币脱钩。从Libra的情况看，美国如果不再积极推动数字货币发展，美元将遭受了全所未有的“降维”打击。

　　换句话说，在数字金融时代，一场关于货币发行与流通的革命正在悄然出现。大概率地看，动摇原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地基，即美元的全球霸权、欧元的区域主导地位的，恐怕不一定是新兴国家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或央行数字货币崛起，也有可能是私人数字货币的崛起。全球数字经济时代，货币发行是战略制高点，也是多种国际行为体未来激烈角力的关键之地。

　　数字货币发展，关乎中国战略全局

　　数字人民币作为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在研发与实践领域上均走在世界前列。这为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金融改革都赢得了新的战略窗口。十四五期间，中国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数字人民币的战略作用变得更重要。

　　一是数字人民币有利于构建金融和实体经济和谐统一、内外部金融和谐共融的全球化大金融体系。数字人民币是数字现钞，由国家信用背书。除有记账、支付、储值等功能外，数字人民币能够实现货币生命周期的全数据管理。较之于传统货币，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下，数字人民币的使用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依托数字人民币，对金融稳定性的监管将更为及时，对金融和经济的危机的控制能做到更为精准。立足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序发展，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数字人民币未来将有可能发展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稳定锚。

　　二是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工作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有利于抢占数字金融时代的国际货币市场先机。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双层投放”和“双层运营”数字货币框架体系已被全球大部分国家所认可，当前相关试点工作进展迅速。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先发优势明显。随着数字经济的全球化融合，DC/EP在国际市场中的支付、结算、定价功能的技术和制度优势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有效抓手。数字货币是全球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制高点，DC/EP的发展是今后将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渠道。

　　三是DC/EP将有利于增强区域化合作的金融粘性。DC/EP的便捷性和可靠性有利于与中国周边国家建立更为多样、灵活的金融合作。DC/EP将为国际货币市场提供抵御美元等风险的优良替代选择。从目前国际舆论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对DC/EP表示高度关注。DC/EP将为推动与各国的双边共赢投资建设，联合抵御系统金融风险、增强区域资本市场活力提供全新的动能。

　　四是DC/EP将促进金融体系与财政体系并行、相对独立地稳健发展。DC/EP的技术特性有利于央行把控货币供应总闸门，有利于进一步做好人民币外汇管理、维护汇率稳定，也将有利于及时通过数字货币大数据反馈精准探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痛点和“疑难杂症”，全面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总体来看，DC/EP的发展路径选择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将会是全方位的。当前我国人民银行是按行政区设置的，数字金融时代对货币运行的监管将超越区域性的限制，可能会涉及到整个央地银行机构改革。并且，DC/EP能够建立全新的、实时的动态金融业监控预警指标，在数字货币变革的驱动下，中国社会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发展将迎来全新的时代。

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与感悟篇3

　　2021年的地方两会上，数字经济成为热词，多地政府吹响数字经济号角。北京提出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上海提出加快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广东提出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高地，浙江提出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2.0版，贵州提出深挖大数据“钻石矿”……

　　数字经济为何变得如此火热?这主要得益于其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抗冲击能力。近年来，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数字经济异军突起。2017至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年均增长达20%。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35.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6.2%，比2018年提高1.4个百分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电子商务、视频会议、网上购物、在线教育、共享平台、协同办公、远程医疗等“非接触经济”加速发展，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6.9%，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4.8%。数字经济成为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的“生力军”和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

　　不只在中国，数字经济在全球各国都展现出其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抗冲击能力。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4%，高于同期全球GDP增速3.1个百分点；其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41.5%，比2018年提高1.2个百分点。2020年，数字经济更是以其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活力在全球经济下行中逆势上扬。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各国抗击疫情进程中快速发展，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远程办公、视频会议、云端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异军突起。这既为维持各国经济社会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对冲世界经济下行注入了新的动能。

　　不仅如此，数字经济还展现了其抗击“逆全球化”的强大韧性。近年来，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科技脱钩等“逆全球化”声浪不断。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让本已脆弱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逆全球化”思潮变本加厉。疫情冲击之下，多数国家实施了严格的跨境旅行和国际运输限制，意大利、捷克、西班牙、法国、日本等少数国家甚至实行全面“封国”。这无疑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全球化的国际生产更加不稳定，国际贸易甚至一度中断。与此同时，跨境旅行、国际贸易的受阻和中断导致抗疫防疫物资短缺，部分国家在抗疫中捉襟见肘，全球化因此成为疫情危机的“替罪羊”。美国、日本等国誓言以本国生产和区域化替代全球化。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着本国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革命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合作方式。数字技术、数字贸易、数字金融、数字政务和数字安全在丰富经济业态、提升贸易福利、优化资本配置、促进跨国协作、增强信息防护等方面，极大地维护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各国利益更加紧密相连，成为抗击“逆全球化”的强大力量。

　　不同于疫情是加剧“逆全球化”浪潮的短期变量，数字经济这一数字化、信息化的力量是抗击“逆全球化”的长期因素。数字科技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以及数字经济在稳定社会生产和生活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既反映出疫情下保护主义触发“逆全球化”浪潮的对冲力量，也从生产方式变革的维度透视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自由贸易的经济根源。因此，数字经济必将对各国经济贸易格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乃至人类文明进程产生更加持久的影响。

　　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和数字经济国际治理新机制的形成。一方面，通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既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加强与各国之间的数字经济治理合作，完善全球数字治理既有的国际规则。另一方面，通过双边和多边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加强数据安全、跨境电商、电子认证、信息技术合作，致力于维护全球供应链开放、安全和稳定，推动数字经济更加规范、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发展，为加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与感悟篇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蕴含深刻洞鉴，赢得越来越多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的共鸣与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嵌了三重“赋力效应”，启发、影响和推动了当代大国形象认知、国际关系理论嬗变和全球持续发展进程，这也是其深入人心的内在依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三重“赋力效应”

　　“赋力”（empower）一词意指赋予客体力量或使之更为强壮自信，这里的客体既可指人，也可指抽象的物。相应地，“赋力效应”在这里是指强大的思想力量对事物发展过程的有益启发、正面影响和积极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赋力大国形象认知。一个“大国”是在全球范围施加影响力的主权国家。二战后兴起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两个维度考察大国的影响力或者实力：输入与输出。从输出侧看，大国的实力就是指其战争能力。从输入侧来看，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列举了五种实力来源：人口与领土规模、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与政治能力。 

　　这种传统的大国认知在冷战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大国对立造成了许多国家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但同时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在特定地区出现抬头的趋势。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21世纪的各国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但在环境、健康、知识传播与创新、安全、多边制度与全球善治等领域，由于缺乏市场激励以及存在“搭便车”现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全球公共品提供严重不足，阻碍了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于大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期待不断增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对于大国责任的预期，明确大国有义务和激励提供更加充足的全球公共品，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塑造了国际社会对于大国形象的新认知。近年来，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举办一系列主场峰会外交活动，建设性参与气候变化、金融治理、国际维和、疾病防治等国际议事与实践，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得到进一步巩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雨伞术语（umbrella term），为国际关系理论嬗变提供了一个研究范畴，在此范畴中，各种学派努力寻求理论假设和推理逻辑的最大公约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赋力全球持续发展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植于全球发展，为全球发展合作廓清了认知迷雾，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中方坚定支持联合国所设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在贸易开放、气候治理、精准扶贫、国际援助等方面创新引领，取得巨大成就。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发展合作实践注入了理论活水，中国自身构建过程中最典型的实践是“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着力打造绿色、健康、智力与和平的丝绸之路，理念与实践成就被写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相关决议。根据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7.4万亿元人民币，基础设施项目、自贸区谈判、对外援助等稳步推进，与沿线国家金融合作、人文交流越来越紧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经贸等领域签署近280项合作文件，成为推动全球发展合作的机制化平台。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发展计划与治理制度创新，中国经验为北南合作、南南合作提供一种务实方略。当代发展中国家面对“逆全球化”思潮和“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过程中，需要打破线性发展的思维定式，正确处理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生态保护等的非线性关系，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意。

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与感悟篇5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近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以视频方式举行。在题为《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的重要讲话中讲到，当前，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

　　同舟共济，“心连心”方能画好全球战疫“同心圆”。著名的“蝴蝶效应”，大意说的是亚马逊雨林中一只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也许两周后就会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从“蝴蝶效应”中，不难看出事物、事情之间细微相连、相互影响的道理。新冠肺炎疫情当前正在全球蔓延，在这互联互通的时代，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当中国在抗击疫情的艰难时刻，援助之手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当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中国及时向有困难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分享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的道义与担当、大爱与大义、风采与风范。“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在疫情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面前，“独善其身”难免固步自封、作茧自缚，正所谓“独木难支”“孤掌难鸣”。各方只有正视挑战、加强合作，才是应对疫情的上上之策。只有同“病”相“连”、命运与共，形成同舟共济、携手应对的共识，发挥团结合作、共渡难关这一有力武器，才会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才能打好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

　　守望相助，“手拉手”方能画好全球战疫“同心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道不远人，人无异国”“守望相助，共克时艰”……这是中外相关国家捐赠物资上的寄语，令人感动，引起强烈共鸣。这一来一往、一赠一送，温馨的话语给国际关系留下了暖心时刻，而这只是国际社会团结携手应对疫情、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其中一个片段。没有风雨同舟，哪来“轻舟已过万重山”?没有守望相助，哪来“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休戚与共、命运相连，在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只有“手拉手”，才能筑起阻击疫情的“万里长城”，画好全球战疫的“同心圆”。只有“手拉手”，才能走出寒冷的冬天，迎来温暖的春天。各方应在开展国际联防联控、加强药品和疫苗研发科研合作、加大对患者救治力度、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等等方面做文章、下功夫，迅速行动、共同应对，以一个又一个的“硬核”举措书写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动人篇章，以一个又一个的骄人“战绩”回答共担风雨、共沐阳光的历史考卷，全力降低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害，共同护佑人类的健康与福祉。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只有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加强团结合作，携手抗击疫情，化挑战为机遇，化危机为生机，我们才能够彻底战胜疫情，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与感悟篇6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世界社会主义如何适应时代变化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实现复兴，是其面临的根本性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正确方向， 而且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社会主义理想和奋斗目标，为推动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为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处理国际事务贡献了中国智慧， 对于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从世界的前途和命运的角度来思考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的。它超越了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蕴含的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展现出的是宽广的人类情怀和强烈的担

　　当精神。而这也就使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了伟大而深刻的世界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与感悟篇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蕴含深刻洞鉴，赢得越来越多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的共鸣与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嵌了三重“赋力效应”，启发、影响和推动了当代大国形象认知、国际关系理论嬗变和全球持续发展进程，这也是其深入人心的内在依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三重“赋力效应”

　　“赋力”（empower）一词意指赋予客体力量或使之更为强壮自信，这里的客体既可指人，也可指抽象的物。相应地，“赋力效应”在这里是指强大的思想力量对事物发展过程的有益启发、正面影响和积极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赋力大国形象认知。一个“大国”是在全球范围施加影响力的主权国家。二战后兴起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两个维度考察大国的影响力或者实力：输入与输出。从输出侧看，大国的实力就是指其战争能力。从输入侧来看，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列举了五种实力来源：人口与领土规模、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与政治能力。 

　　这种传统的大国认知在冷战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大国对立造成了许多国家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但同时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在特定地区出现抬头的趋势。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21世纪的各国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但在环境、健康、知识传播与创新、安全、多边制度与全球善治等领域，由于缺乏市场激励以及存在“搭便车”现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全球公共品提供严重不足，阻碍了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于大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期待不断增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对于大国责任的预期，明确大国有义务和激励提供更加充足的全球公共品，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塑造了国际社会对于大国形象的新认知。近年来，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举办一系列主场峰会外交活动，建设性参与气候变化、金融治理、国际维和、疾病防治等国际议事与实践，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得到进一步巩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雨伞术语（umbrella term），为国际关系理论嬗变提供了一个研究范畴，在此范畴中，各种学派努力寻求理论假设和推理逻辑的最大公约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赋力全球持续发展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植于全球发展，为全球发展合作廓清了认知迷雾，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中方坚定支持联合国所设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在贸易开放、气候治理、精准扶贫、国际援助等方面创新引领，取得巨大成就。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发展合作实践注入了理论活水，中国自身构建过程中最典型的实践是“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着力打造绿色、健康、智力与和平的丝绸之路，理念与实践成就被写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相关决议。根据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7.4万亿元人民币，基础设施项目、自贸区谈判、对外援助等稳步推进，与沿线国家金融合作、人文交流越来越紧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经贸等领域签署近280项合作文件，成为推动全球发展合作的机制化平台。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发展计划与治理制度创新，中国经验为北南合作、南南合作提供一种务实方略。当代发展中国家面对“逆全球化”思潮和“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过程中，需要打破线性发展的思维定式，正确处理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生态保护等的非线性关系，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意。

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与感悟篇8

　　中国有句古话：“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中国人民历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体现着兼济天下、协和万邦的胸襟气度。在全球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中国对外援助尽显大国风范。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以多种形式感谢中方千里驰援，雪中送炭，多国民众也在网上点赞中国，在街头高呼“感谢中国”。

　　2020年初，在中国抗疫最困难的时刻，“千里同好、坚如金石”的铁杆朋友巴基斯坦政府不撤侨、不断航，并拿出了全国医院库存口罩捐给中国；日本伸出援手，随同“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等美好祝愿向中国捐赠了大量医疗物资；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后，意大利第一个派出了医疗专家团队前往四川灾区援助，前期，中国处于抗击疫情的紧要关头，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向中方提供了急需的物资援助。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受疫情、灾情双重影响，巴基斯坦正面临数十年未有之严峻挑战。中国虽正处于举国抗疫的最吃劲阶段，但仍不忘“巴铁”兄弟情谊，提出综合治理蝗虫方案，无偿援助70多吨治蝗和抗疫“厚礼”；中国防疫物资也陆续抵韩国、日本；伊朗疫情加剧，中国第一时间向伊朗捐赠25万只口罩和5000份核酸检测试剂盒；在驰援意大利的物资包装上用英语和意大利语印着古罗马时代哲学家赛内加的一句话：“我们是同一片大海的海浪，同一棵树上的树叶，同一座花园里的花朵。”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国际社会对中国提供的政治支持，以及79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为中国人民提供的抗疫物资援助。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在着力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同时，我国已向89个国家、4个国际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援助，向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塞尔维亚和柬埔寨这5个国家伸出援手，派出7批医疗专家组，并积极分享防控经验，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并积极主动与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交流信息，为世界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窗口”，彰显了“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般的守望相助、风雨同舟精神，向世界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情怀和担当。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团结合作是最强武器，共克时艰是唯一正解。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多国多点暴发，当务之急是各国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携手抗击。此刻最应该做的是拿出胸襟和气度，用事实说话、以行动发声。雷厉风行且行之有效的中国效率和做派，说到底，是中国之治的恢弘力量，更是一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积极宣示。

　　“青山一道，共担风雨。”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只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就一定能够共克时艰，早日驱散疫情的阴霾，共同护佑世界各国人民的康宁，抵御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我们更坚信：经历共同抗击疫情的考验，中国和友好国家的感情会更深，关系会更牢固，合作会更活跃，未来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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