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都寿春城水利考古研究的探索与思考

摘 要：楚都寿春城遗址所在的寿县城位于淮河南岸、八公山南麓，东淝水从东南向西北绕城而过，西边是寿西湖，西南方有大型水利工程安丰塘（芍陂）。依山傍水的独特地理环境造就了寿春城遗址，无论从宏观角度的都城选址，还是微观角度的高台建筑、给排水设施等方面，与水和水利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文章从回顾寿春城遗址水利考古的尝试与探索历程入手，对寿春城遗址研究的成果与收获进行了小结与思考，以期对将来的工作有所裨益。

关键词：楚都寿春城;水利考古;回顾与思考

作为楚国晚期最后一个都城，楚都寿春城也是为数不多的南方地区先秦时期大型城市的典型代表。寿春城遗址的考古研究工作，对于了解楚国城市的发展过程、对比研究战国时期南北方都城的异同以及探索中国古代都城从周制向汉制的转变等问题，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极具特色的地理位置和区位条件，使得水利考古成为寿春城遗址考古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试图通过对以往考古工作进行简单的回顾和梳理，以期有助于我们今后工作的思考和探索。

1 寿春城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

楚都寿春城遗址位置的确认是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得出的成果。根据文献记载，寿春城的地望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今寿县县城附近;第二种是城西四十里;第三种是城西南四十里的丰庄铺。在李三孤堆楚王墓的发现揭开了楚文化研究的序幕之后，寿县地区陆续在一些基建工程中发现了“大之器”[1]、鄂君启节[2]、大量的金币郢爰[3][4]和部分青铜重器等高等级遗物，寿县地区的文物工作者还在调查中发现寿县县城东南一带时常出土大量的板瓦、筒瓦和一些陶器碎片、水井等遗存。围绕着今寿县城，其东南方向的长丰、杨公一带经调查发现除李三孤堆墓以外仍有一批具有高大封土的墓葬，其中有11座大中型墓葬已经过发掘[5];其西南的双桥一带也发现有相当数量的保存有较大封土堆的中等贵族墓葬[6][7]①;而北部的八公山南麓至东淝水之间发现有大量的中小型战国晚期墓葬。上述这些发现与研究使学界对寿春城遗址位于寿县县城一带的结论基本达成了共识。

寿县城的位置，从大的地理区块上来说，地处黄淮平原的南部，淮河中游的南岸，其主体地形地貌为平原与低矮丘陵、小型山地相间分布的状态。寿春城遗址依山傍水，其北部的八公山为一条起自凤台、淮南直至定远、嘉山一线的低山丘陵带的最高峰。发源自江淮分水岭的东淝水和淠河分别从遗址的东、西两侧穿流而過注入淮河干流，淮河北岸最大的支流颍河也在遗址西侧的正阳关入淮河，淮河干流则自西南向东北从遗址的西北面流过。从气候方面来看，此地为我国气候南北分界的过渡地带，受季风影响较大。这一方面使本地区降水和地表径流量均较为丰富，另一方面比较集中的降水季节性和年际变化均较大，存在较大的水旱隐患。作为都城选址的寿春城，之所以选择在寿县城关附近，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和具备良好的军事屏障的区位优势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根据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国古代中原通江南之道大概有以下几条线路：一是关中通往南阳盆地和襄樊的“商山—武关道”;二是河南南阳盆地与湖北襄樊之间的“南襄隘道”，又称“夏路”;三是淮河上游地区与长江流域之间的“义阳三关”;四是淮河下游地区连接长江流域的“邗沟”，即江淮运河;五是连通淮河中游地区与长江流域的“巢淝通道”[8]。而寿春正是处于中原通江南的“巢淝通道”的交通要冲①。晋伏涛《正淮论》中有描述，寿春“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龙泉之陂，良畴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简而言之，寿春城北面有八公山作为天然屏障，东淝水在古城的东、北两面形成天然的护城河，西南部分河湖水网密布，良田沃野千里，物产丰富[9]。春秋晚期受楚国挤压而迁至州来的蔡国对该地区的经营与建设，为楚国晚期迁都于此奠定了前期基础②[10]。战国初期越灭吴，随即楚灭蔡并控制江淮，至战国中期楚人又将江南南陵、铜陵等地的铜矿占据[11]，加之春申君黄歇的苦心经略，春秋时期开始修建的安丰塘周围形成了良田沃野，提供了丰美的粮草，这些均为楚最终迁都寿春提供了有利条件。

2 寿春城遗址水利考古的尝试与探索

在寿春城遗址地望尚未完全确定之前，安徽省文物工作队联合寿县博物馆组成专题调查小组，于1983年春开始对寿春城遗址的专项考古调查工作[12][13]，以期确定寿春城遗址的地望，探明其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等问题。这也是寿春城遗址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工作。

通过综合分析此前业已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情况，工作组决定以寿县城东南部区域为重点工作区。为进一步了解遗址的年代问题，又分别在东关村的东岗以及东津乡的邢家庄、吴家咀、黄家庄等地点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并以寻找城垣为目的开展过部分钻探工作。1985年，因寿蔡公路拓宽，于东津渡西侧的柏家台南地点发现了相当丰富的铺地砖和建筑构件板瓦、筒瓦等遗物。工作组随即对该区域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面积680平方米，清理出一座大型建筑基址。据后期钻探资料记载，该建筑基址修建在一处曲尺形夯土台基上，台基东西最大长210米，南北最宽约130米，残高0.8～1米。已发现的该处建筑基址位于台基的西南部，其面阔53.5米，进深约42米，总面积达2000多平米。建筑外围发现有内外两排石柱础，紧挨小石柱础内侧铺放两排槽形砖，第二排槽形砖之内铺放长方形素面地砖。建筑内部柱网结构不清，南面和西面中间各发现一处门道，东南部大石柱础外侧发现一处用完整筒瓦扣合而成的下水道遗迹。出土的遗物当中则以建筑材料为主，极少发现生活用品，瓦当主要出在槽形砖附近，多为圆瓦当，少数为半瓦当，纹饰有凤鸟纹、云纹、树云纹和四叶纹等。

上述工作主要集中在寿县城东南部，尤其是柏家台南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基本上可以视作这一带为战国晚期楚都寿春城位置所在地的直接证据[14]。然而，由于迟迟未能发现城垣遗迹，导致无法最终确定楚都寿春城的具体范围。为此，1987年5月，寿春城遗址工作组与安徽省地质研究所遥感站合作，主要利用1954—1980年先后成像的6套航空照片和卫星影像资料对寿春城东南地区进行遥感考古研究。通过判读并结合实地调查，发现原定遗址南部外围存在着纵横交错的古水道，寿县城外围也有两周古水道，而后据此绘制了1∶10000的遥感解译图，并发表了详细的工作报告[15][16]，初步确定了外郭城、护城河及城外相关水系和城郭内的水道系统等信息。综合相关文章描述[17][18]可知，护城河伴西、南郭城城垣延伸，东北护城河在遥感图像上无反映，推测可能利用了当时的淝水。护城河与芍陂和淝水相通，即由距城约30千米的芍陂通过引渎引水，从城西南角注入护城河。一从王圩子西侧入城，向西北流经今县城东入淝水;一从九里沟入城向东横贯全城入瓦埠湖（淝水）。古寿春城内的水道发育，在遗址的南面一带表现比较明显，在平面上呈现规则的方形或长方形网络，从北往南、由西向东分别有东九里沟、十里头、黄家台、双埂楼、新圩、兴隆集等6个方形水道网络，并且相互沟通。

1988年前后，又采用对称四级电阻率法在双更楼一带古水道和古水道内侧可能为南城墙的位置进行了物探，以验证遥感考古的研判是否正确。可惜的是，这项工作没有留下记录材料。而伴随着主要负责人工作调动等原因，导致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至1991年戛然而止。更为遗憾的是，这一阶段工作原始记录材料的遗失和详细完整的工作报告未能及时出版，导致后续的工作无法有效衔接①。

自2001年起，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组成新的寿春城遗址考古工作队，继续开展寿春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19]。这次合作一直持续到2003年，可视为寿春城遗址考古工作的第二阶段。针对第一阶段利用遥感技术和实地考古调查、钻探、试掘等工作验证的成果和认识，怀揣着开展城市考古研究课题计划的工作队却遭遇了一个相当突出和严峻的问题，即前期资料中描述的城垣、城门和重要的夯土台基等遗迹，在实地的田野工作中没有发现与之对应的相关迹象，这无疑造成了工作队对城墙具体位置的怀疑。针对这种有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工作队认为楚都寿春城的研究还是只能从调查遗址分布、判定遗址年代、寻找城垣等基础工作开始，原定计划的大部分内容必须在这些基础工作完成后方可开展。这之中首要的任务就是对遥感解译图的重新验證和检讨。

关于城垣的验证，首先选择在小宋家台北进行试掘，原因是这里为解译图中描述的北墙自西向东穿越之处，而且这里有一处基本没有被改变过地貌特征的水塘可以作为相对稳定的参照点。在验证无果的情况下，工作队将验证的方向转到了前期工作比较肯定的西墙和南墙，采用的工作方法是以沿古水道内侧为线索进行大范围的钻探为主，并选择在范河南（针对西城墙）、新塘村南和张家圩北（针对南城墙）等地点进行试掘，也没有发现任何城垣遗迹。关于古水道的情况，工作队将寿县外围的第二周古水道，即所谓的汉代城壕作为主攻方向。根据航片的提示，该水道环绕寿县城的东、南两面，南段西端至于寿西湖，东段北端至于东门外，县城的西面和东北面看不到古水道现象。工作队首先选择几处地点进行了钻探，如大宋家台西的古水道较宽，东西约30米，中间最深处约3.3米，靠近县城一侧较陡、另一侧较缓，包含陶片等遗物;南关外汽车站院内的试掘情况显示，这里位于中段偏东，古水道呈浅槽状，北岸（靠近县城）地势比南岸略高，经钻探北岸20米范围内没有发现夯土遗迹，且从该探沟所获取的信息来看，古水道的开凿年代不早于唐代，沿用至南宋[20]。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工作队没有对九龙集附近所谓“先秦城壕和城内水道”及时开展工作，致使与寿春城遗址密切相关的水利考古工作没有得以延续和发展。

3 对以往工作的评述与思考

如前所述，楚都寿春城遗址的确认，尤其是城址范围的认定，最主要的证据为利用遥感解译所见的古水道②[21]。因为较之于没有也无法被确认的夯土城垣来说，古水道毕竟是一种清晰可见的客观存在。就方法论而言，寿春城遗址水利考古的实践，即将遥感、物探等科技手段与传统的田野考古调查、试掘和发掘工作以及古代文献的梳理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成功范例，对安徽乃至全国范围内遥感考古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22]。在百般寻觅城垣等遗迹无果的情况下，通过对古水道的解译乃至于护城河的判定，为寿春城遗址的范围、城垣走向和城内布局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可能性，这无疑体现出特殊地理环境背景下的楚都寿春城遗址考古研究中水利考古实践的特殊功用。然而，无可否认的是，水利考古的根本落脚点和核心验证手段仍是考古工作，这一点体现在第一阶段的考古工作中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也存在相当的失误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就考古学的研究而言，对遗存的认识和解读均建立在明确的时空框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工作组在没有进行充分的考古验证工作、缺乏足够说明年代问题证据的情况下，将遥感解译出的古水道年代推定为先秦时期，是有失严谨的。此外，工作组“没有着眼于古水道整体，而是专注于局部现象”[23]，就将古水道定性为先秦护城河和城内水道网的做法，也值得商榷。

第二阶段的考古验证工作同样没有对被认定为“先秦城壕和城内水道的”古水道进行大范围、全面的解剖，而是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遥感解译所认为的汉代城壕上。而后根据文献梳理分析对遥感所见古水道的推测，如认为古水道与“大香河”相吻合、大香河又与芍陂渎的关系密切等，也是基于古代文献而得出的认识。虽然说这些认识某种意义上对今后的工作也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没有充分地运用和结合考古工作，因此对寿春城遗址的研究和定位也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对寿春城遗址范围和城墙与古水道的关系还存在很大的争议，古水道的年代还需要科学的考古和其他学科的研究，其现有的结论也就缺乏可行度。

自1955年寿县蔡昭候墓因治淮工程取土而发现[24]开始，寿春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总是与水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研究的内涵而言，我们认为水利考古应包含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内容。从宏观层面来说，寿春城遗址的水利考古研究，必须将与之关系密切的经遥感解出的古水道包括东淝水、寿西湖①以及芍陂（安丰塘）等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关于古水道，我们深感有必要继续重新开展广泛的、成系统化的考古验证工作，采用钻探、试掘和适量的田野发掘，探明古水道的结构、堆积层次、包含物以及年代等问题，尤其是要搞清楚这些古水道是否为人工修筑以及始修年代及其功能的问题。作为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大型水利工程，我们对芍陂尚缺乏系统的水利考古工作，相关考古发现也极度缺乏。目前所见的材料，只有在1959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配合史、淠、杭灌溉水利工程时发现的汉代闸坝遗迹[25]。时至今日，有关芍陂的始建年代问题学界仍存在争议，其核心问题是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能够说明在先秦文献中不见的芍陂确属春秋时期楚相孙叔敖所建。有鉴于此，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7年8—9月间对芍陂（安丰塘）进行了一次专题田野考古调查工作[26]②，正式启动芍陂的水利考古研究工作。

而就微观层面来说，寿春城遗址内发现的陶圈井、大型建筑基址的排水管道以及各类型零星发现的供、排水遗迹都应纳入水利考古的范畴。在柏家台大型建筑基址东南部大石柱础外侧发现的一处用完整筒瓦扣合而成的下水道遗迹之外，我们又分别在牛尾岗、邢家庄等地点有新的发现③。牛尾岗所发现的排水管道，在南北宽60厘米、保存深度35厘米、剖面呈筒状的东西向小沟G2内底部，南北并列铺放两排，其中南面一排遭后期破坏只保留了三节，北面一排暴露五节，两段两节均向外有继续延伸。水管每节长约50厘米，口径约25厘米，拼接方式为口对口相接。邢家庄发现的排水管道，南北宽60～80厘米，圜底，深约50厘米，暴露陶制管道4节，西高东低。每节由上下两半对合而成，半个水管的大小、质地与普通的一块筒瓦基本相同，长42.1厘米，口径15厘米，舌长2厘米，壁厚0.6厘米，相邻两节的首尾以子母口形式套接。绝大多数的排水管道和陶圈井附近均发现有堆积比较丰富的灰坑或灰沟，甚至是纯粹的瓦砾堆积，遗物有瓦砾、槽形砖等，可知其与大型建筑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寿春城遗址所在的寿县城，在秦汉时期分别是九江郡的治所和淮南国的国都。现存的寿县古城虽一般认为是南宋时期形成，但其布局却是比较典型的唐代寿州城的城制。其城内现存的两处水利工程设施，即分别位于城内东北隅和西北隅的涵洞、月坝遗迹，目前学界对其结构和供、排水的具体操作方法仍比较模糊④[27]。我们认为，从古今重叠城址研究的角度来说，寿春城遗址的水利考古研究，在统筹好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工作的基础上，还要对城址本身历时性的发展变化进行必要的关注。从目前的考古研究成果证明，蔡国迁都下蔡是寿春为都城的初始，至少历经了战国寿春城、汉代淮南国等都城修筑以及历次郡治的整治，在西北淮河和东南、北面为东淝河以及南边安丰塘大水系的环绕下，历代对水利的治理和疏浚都是不可避免的重大工程。在密集的水网分布区域，如何找到哪些水系与当时筑城有密切关联，哪些是排水道，哪些是航道等使用属性，以及水利系统的变迁和闸坝、设施节点的增补修筑等，在将来的考古研究中需要特别侧重，也是水利考古研究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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