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城西市的市场管理与供水运输

摘 要：西市位于唐长安皇城的西南方，始建于隋，兴盛于唐，繁华程度盛极一时。西市的繁盛与其市场管理机构的设立和供水、运输的设计密不可分，本文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两个角度，结合市署及常平仓、永安渠及放生池、漕渠三个方面对唐长安城西市的市场管理与供水运输做了深入研究，并认为漕渠没有流经西市。

关键词：唐长安城；西市；常平仓；永安渠；漕渠

隋大兴唐长安城，是隋唐两朝的首都，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和中国古代最大的都城。西市位于唐长安皇城的西南方，始建于隋，兴盛于唐。东西二市的形制相同，平面呈方形，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市的周围筑墙，每面各开二门，内设16米宽的南北向街和东西向街各二条，交又成井字形，将市内划分为九区。每区四面临街，各种行业的店铺临街而设。[1]据文献记载，西市自贞观已来，即为聚钱之所，龙朔以后，它的繁荣更远远超过了东市，因又有“金市”之称。西市的繁荣，唐后期达到了极盛，这在部分西市街巷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2]

西市的繁盛与其市场管理机构的设立和供水、运输的设计是密不可分的。市署作为西市的市场管理机构，起到了市场日常管理、质量监管的职责，常平仓及常平仓署的设置更是从经济调节的角度治理市场，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统治的作用。人们的生产生活离不开水，生活供水与水运是市场发展的基础，西市在生活供水与水运方面开支渠引永安渠水入西市，为西市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漕渠的开凿与运转或许也与西市有关。笔者将从以下三个面来深入探讨唐长安城西市的市场管理与供水运输情况：

1.市署及常平仓

市署是设立于东西二市，负责市场管理的机构。

据《新唐书·百官志三》记载：“两京诸市署：令一人，从六品上；丞二人，正八品上。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伪轻重。”可知，市署是由一名主管，两名辅助官员组成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主持市场交易，监管贸易物品的质量和数量。唐代韦述所著《两京新记》卷三中也有关于东西二市“市署”的记载。至于清代徐松著《两京城坊考》、《长安志·西市》中所记“市局”，应和“市署”一致，指同一个市场管理机构。市署的具体位置，《两京城坊考》卷三记载东市：“当中东市局，次东平准局。”东西二市按照对称的原则布局，西市正中也应该是“市署”的所在地。《长安志图》卷上也有相关记载。

文献中关于市署记载，在考古资料中得到了印证。据考古发掘报告，在西市中央发现的遗迹，与文献记载的市署相吻合。市中央部分呈长方形，东西长295，南北宽为330米。钻探的结果，知道尚遗有残砖墙和铺地砖。从发现有大量烧土和灰烬以及乱砖堆积看来，房屋建筑可能是被火焚毁的。此外，其余各方内亦有大量的砖瓦堆积，但未发现铺地碎的遣迹。[3]

市署的所在地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实，那么可以推测，文献中记载的平准局、常平仓及常平仓署等机构的位置也有一定的可信度。

常平仓是中国古代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它起源于战国时期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历史上虽然置废不常，有时设立，有时废弃，但是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调节器，自汉武帝始至明清终，长期被上层统治者采用。设立常平仓的目的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粮食供应，遇到丰年，因为粮食多而粮价低，政府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一方面充实了粮库，另一方面避免“谷贱伤农”，降低农民的损失。遇到歉年，因为粮食少而粮价贵，政府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一方面可以防止“谷贵伤民”，减轻百姓生活压力，另一方面，增加市场的粮食量，避免社会饥荒动乱。常平仓的设立，在经济上起调节作用，在政治上起稳定作用。

据《通典》卷二六职官八中关于常平署的记载：大唐武德（618-626年）中，置常平监官，以均天下之货。市肆腾踊则减价而出，田啬丰羡则增籴而收，触类长之。后省监，置常平署一人，掌仓粮管钥，出纳粜籴。凡天下仓廪，和籴者为常平仓，正租为正仓，地子为义仓。可知，常平仓在唐代也有设立，其功能也是调节粮价、储粮备荒，并设有专门人员管理。

而常平仓在唐代的置废情况，《旧唐书·高宗本纪》中记载：高宗时永徽六年（655年），置京都东西市常平仓，并设常平署官。安史之乱（755年），常平仓废。德宗即位（780年），始复京城东西市常平仓。[4]关于常平仓的管理，据《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词条的载：太府卿之职……总京诸市署、平准、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属。所以东西两市应各置有“常平署”，有常平仓设立的时期，就有其管理机构常平署的存在。

由此可知，东西二市不是一开始就设有常平仓，常平仓也不是一直存在的，自隋大兴城建城后（583年）设都会（东）、利人（西）二市至永徽六年（655年），东西二市没有设立常平仓。自永徽六年（655年）至安史之乱（755年）的一百年间，常平仓设立于东西二市，并设有常平署官。自安史之乱（755年）至德宗即位（780年）这段时间，东西二市的常平仓于安史之乱中被毁，此后不存。自德宗即位（780年），恢复长安城东西市的常平仓。直至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长安城被毁。

以上是从文献记载的角度研究常平仓，在考古资料方面，尚未发现与常平仓有关的遗迹遗物。

2.永安渠及放生池

永安渠是唯一有文献记载、且经考古资料证实的流经西市、供应西市用水的水渠。

永安渠筑于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因渠水引自交水，亦名交渠。永安渠从城西南入城，自南而北贯穿全城，是唐长安城西部的供水渠道。

永安渠流经西市的记载最早见于中唐韦述所著的《西京新记》：“西市，隋曰利人市，市西北有海池，长安中，僧法成所穿，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之所。”[5]关于在西市开凿池塘，引永安渠的水注入作为放生池一事，许多文献亦有记载。如《宋高僧传·周京师法成传》记载：“长安中，于京兆西市疏凿大坎，号曰海池焉。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之所。池上佛屋经楼，皆成所造。穿池之际，获古石铭云：百年为市，而后为池。自隋朝置都立市，至于时正一百年矣。”[6]再如永安渠石铭《全唐诗》卷八百七十五：“武后时，监察御史王守真乞出家为僧，名法成。于京兆西市疏凿池，支分永安渠水注之，以为放生之所。穿池之际，获古石铭云

云。”[7]

在考古资料方面，据《唐长安城西市发掘》报告，在钻探西市及怀远坊时，发现永安渠往北流经怀远坊及西市东邻，且沿西市南大街北侧向西又伸出一段长约140米、宽3.4米、深6米的支渠，这是供应西市一般用水的来源。[8]

宿白先生也在《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中分析到：在钻探西市和附近里坊时，发现永安渠流经西市东侧时，在沿西市南大街北侧向西伸延的长约140米、宽约3.4米、深约6米的支渠，横贯市内。这条支渠大约即是《长安志》卷十所记：“（西）市西北有池，长安中（701至705年）沙门法成所穿，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池”的遗迹。[9]

至于开支渠引水至西市的时间，宋《长安志》载于武周长安中（701-705年）由法成所开。而同为北宋所著《宋高僧传》的记载却有些混乱。据《宋高僧传》，在西市开凿大坑，引永安渠的水至西市形成放生池的时间为“长安中”，与之矛盾的是，其后记载：“在穿池之际，，获古石铭云：百年为市，而后为池。自隋朝置都立市，至于时正一百年矣。”隋于大兴城建城后（583年）设都会（东）、利人（西）二市，100年后开渠的时间则应为683年。但是，《宋高僧传》记载中开渠中获古石铭预言一事，多有为主持开渠的高僧法成增加传奇色彩的成分，其可信度难免受到怀疑。所以，西市内开渠引自永安渠用作主要生活用水的时间为武周长安年间（701-705年）。

由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印证可以得知，唐代曾开支渠引永安渠的水至西市，并于西北角开凿了放生池，但是并未发现放生池的考古遗迹。

3.漕渠

流经西市的水渠除了永安渠的一条支渠，文献中还有关于漕渠的记载。然而，对于槽渠是否与西市有关，是否自西市引渠，文献记载不一。

清代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记：“漕渠，天宝元年开。京兆尹韩朝宗分潏水，入自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之街，以贮材木。永泰二年，京兆尹黎干以京城薪炭不给，又自西市引渠，经光德坊京兆府东，至开化坊荐福寺东街，北至务本坊国子监东，由于城东街，逾景风、延喜门入苑。渠阔八尺，深一丈。”[10]

对此，宿白先生也有引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京兆尹韩朝宗又分潏水开漕渠，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漕运。《唐会要》卷八七记漕渠云：“入自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之西街，以贮林木”，永泰二年（公元766年），京兆尹黎干以京城薪炭不给，又自西市引渠，“自（光德坊）京兆府，直东至（开化坊）荐福寺东街，至北（务本坊）国子监正东，至于城东街正北，又过景风门、延喜门入于苑。（渠）阔八尺，深丈余。[11]

由此可以看出，《唐两京城坊考》记载与宿白先生的观点一致，是开漕渠时自西市引渠。但是《旧唐书》、《唐会要》的记载和李健超先生的观点一致，漕渠并没有自西市引渠。

《旧唐书·代宗记》载：“（永泰二年）九月庚申，京兆尹黎干以京城薪炭不给，奏开漕渠，自南山谷口入京城，至荐福寺东街，北底景风延喜门入苑。阔八尺，深一丈。渠成，是日上幸安福门以观之。”

《唐会要》记：“其年。京兆尹韩朝宗，分渭水入自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之西街，以贮材木。永泰二年七月十日。凿运水渠，自京兆府直东至荐福寺东街，至北国子监正东，至于城东街正北，又过景风门延喜门，入于苑。阔八尺，深丈余。”

李健超先生在其所编《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一书中指出：“黎干于永泰二年‘又凿运木渠，自京兆府直东至开化坊荐福寺东街’。并不是‘又自西市引渠经光德坊京兆府东，至开化坊荐福寺东街’。”

由于在考古资料方面缺乏有关漕渠的材料，所以，漕渠有没有流经西市，还存在争议，笔者倾向于李健超先生的主张。上述文献均记载开漕渠的原因是因为京城薪炭不给，而槽渠的目的则是由城外至城内运送木炭等货物。由上述文献记载一致的漕渠路线来看，槽渠先东向再北向，过皇城景风门、延喜门入宫城，最终流向西内苑。漕渠的路线围绕着皇城、宫城，很明显是为了皇城、宫城内的木炭运输而开凿的，其物资的主要使用者是宫城内的权贵们。西市位于唐长安城的西部，其附近集居了为数不少的中亚、西亚人[12]，是中西民间贸易的中心，漕渠运送往宫城的薪炭与西市贸易没有太大的关系，漕渠流经商铺密集、人员繁杂的西市反而会给西市的贸易带来不便。而漕渠的路线，应该是《旧唐书·代宗记》记载的“自南山谷口入京城，至荐福寺东街，北底景风延喜门入苑。”

也有历史文献指出，黎干所开的这条漕渠虽经施工，并没有完工。《新唐书·黎干传》载“京师苦樵薪乏，干度开槽渠，兴南山谷口，尾入于苑，以便运载，帝为御安福门观之，干密具艟船作倡优水嬉，冀以媚帝。久之，渠不就。”《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四《唐纪四十》也载：“京兆尹黎干自南山引涧水，穿漕渠入长安，功竟不成。”当然，由于缺乏考古方面的材料，以上关于漕渠的观点还有待进一步的事实检验。

综上所述，本文从市署及常平仓、永安渠及放生池、漕渠三个方面，结合文献及考古资料，对唐长安城西市的市场管理与供水运输做了具体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德志，《唐代长安与洛阳》，《考古》，1982年，第6期.

[2]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3]庄锦清，《唐长安城西市发掘》，《考古》，1961年，第5期.

[4]《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

[5]韦述、杜宝撰，辛德勇辑校，《西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6]徐松（清）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2006，第259页.

[7]徐松（清）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2006，第259页.

[8]庄锦清，《唐长安城西市发掘》，《考古》，1961年，第5期.

[9]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10]徐松（清）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2006，第260页.

[11]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12]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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