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地区汉代以后古人骨的研究

摘 要：近年来，在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青海和内蒙古等地出土了一些有关 古代车师、鲜卑、高句丽、渤海、吐蕃和契丹等族的人骨资料。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课题组对这些古人骨资料进行了体质人类 学和分子考古学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填补了多项该领域学术研究的空白。

关键词：中国边疆；汉代以后；古代人骨；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59-8095(2006)04-0118-06 

一

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广泛应用，是目前国际考古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对地 下出土的古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特别是进行古代DNA的提取、扩增和测序分析被认为 是21世纪世界考古学的重大前沿课题之一，也是考古学综合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 古今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的考古工作中就显得格外突出。过去，学者们多将史前时期的人 骨作为研究的重点，因此，对汉代以后的古人骨研究的很少，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古人 骨DNA的研究在我国才刚刚起步，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在这一点上， 本课题的研究可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近年来，在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青海和内蒙古等地出土了一些有关古代车师 、鲜卑、高句丽、渤海、吐蕃和契丹等族的人骨资料，为我们运用人种学和遗传学的方法研 究这些历史上的民族提供了可能性。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中，种系和族属问题是一个经常遇 到、十分重要但又非常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边疆地区，如东北考古、新疆考古等领域 ，由于历史上和今天都有许多跨境民族居住与活动，因此，该问题又常常直接涉及到若干十 分敏感的地缘政治领域，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搞好边疆考古的 综合性研究工作，弄清该地区历史上各民族的族源、迁徙、分化、融合的历史过程，对进一步加强各兄弟民族之间的传统友谊和血肉联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等均具有重大的理论 意义和现实意义。在这方面，人种学和DNA的研究具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000年9月，我们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十五”重大项目“中 国边疆地区汉代以后古人骨的研究——人种类型与DNA”课题的研究任务。三年来，在国家 主管部门、有关省、市、自治区科研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本课题组的全体专、兼职研 究人员和研究生勤奋努力、勇于创新，出色地完成了研究任务，推出了一批新成果，填补了 多项该领域学术研究的空白。

二

在边疆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种学研究方面，我们分别对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内蒙古察 右前旗呼和乌素墓地、吉林省通化市万发拨子墓地、内蒙古商都县东大井墓地、内蒙古察右 中旗七郎山墓地、内蒙古兴和县叭沟墓地、吉林省大安县渔场墓地、辽宁省北票市喇嘛洞墓 地、新疆叶城县群艾山亚墓地、新疆莎车县恰木萨克墓地、黑龙江省宁安县三灵墓地、辽宁 省法库、阜新两地辽代契丹族墓地、内蒙古四子王旗城卜子墓地等遗址出土的汉代至元代的 十余批古人骨资料进行了系统的种族人类学研究，丰富了我国边疆地区古代居民古人种学数 据库，使人们对该地区的一些古代民族或部族（如鲜卑、高句丽、渤海、契丹、汪古等）的 种系构成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营盘墓地位于新疆南部尉犁县，墓葬的形制可分为竖穴土坑偏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类 ，墓葬的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汉代—晋代。根据形态观察和测量统计分析结果，营盘 墓地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属于欧洲人种，但其头骨趋向短化，眉部和鼻根部凹凸程度略有减 弱，表明营盘古居民欧洲人种因素有些弱化。与周邻地区古代组的对比分析表明，营盘墓地 居民与察吾呼三号墓地居民及肯科尔匈奴人关系最密切，他们的体质特征既接近于欧洲人种 ，又有一些蒙古人种因素的混入。^[1]

呼和乌素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呼和乌素乡泉脑村东的一处山坡 上，年代为战国至汉代。经研究，呼和乌素组居民在人类学特征上应归属于蒙古大人种，与 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最接近，与东北亚类型也有一定程度的接近。在近代对比组中 ，该组居民与华北近代居民在基本种系特征上最相近似。在古代对比组中，与呼和乌素组最 为接近的是白庙Ⅰ组所代表的那些“古华北类型”居民。^[2]

万发拨子遗址位于吉林省通化市金厂镇跃进村。由该遗址的春秋时期土坑竖穴丛葬墓 、战国晚期至西汉早中期石棺墓中出土的颅骨标本的观察和测量表明，不同时期、不同墓葬 的颅骨标本的体质特征是基本一致的，其测量值的变异范围在亚洲蒙古人种的变异范围之内 ，并且具有与现代东北亚蒙古人种比较相似的体质因素。万发拨子组东周至西汉时期居民与 本溪组、平洋组、完工组之间在主要体质特征上具有较多的共性，并与西团山文化合并组、 关马山组、邢家店组在某些项目上有着不同程度的接近关系，应属于当时活动于该地区的“ 古东北类型”的土著居民。^[3]

东大井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商都县。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8年对 该墓地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共清理墓葬18座，收集到人骨标本11例。据发掘者的意见，该墓 地的族属为东汉时期的拓跋鲜卑。本课题组对该批人骨资料的研究结果表明，东大井的鲜卑 居民也表现出显著的北亚人种的特征，与以北匈奴为主体成分的外贝加尔匈奴组最为接近。 ^[4]

七郎山墓地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右中旗，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于1995、199 6年对该墓地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共清理墓葬20座，采集到一批古人骨资料，其中包括颅骨 标本6例。据发掘者的意见，该墓地的族属为魏晋时期的拓跋鲜卑。经研究，七郎山组拓跋 鲜卑居民的种系类型应归属为北亚（西伯利亚）蒙古人种。在古代对比组中，七郎山组与扎 赉诺尔B组在体质特征上最为接近，其次是东大井组、朝阳组和三道湾组。由此可见，这些 汉晋时期的鲜卑族居民，他们在基本的种系特征上还是颇为相似的。^[5]

叭沟墓地位于内蒙古兴和县东北的团结乡境内，墓地分布在山间坡地上，东依大青山 ，西临二道河，西北面为开阔的土地。从葬俗和随葬品的形制上分析，该墓地的族属为鲜 卑人，其年代应为东汉至北魏时期。1991年7月，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对该墓地进行了第 二次发掘，共清理墓葬20余座，并采集到一批人骨资料，其中包括4例颅骨标本。经本课题 组研究表明其基本的种系成分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最为接近。此外，叭沟组鲜卑居民还与近 代通古斯组、蒙古组以及其他古代鲜卑组在颅骨的基本形态特征方面颇为一致。^[6］渔场墓地位于吉林省白城地区大安县境内洮儿河与嫩江汇合处的月亮泡南岸。1974年 ，吉林省博物馆文物队和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对该墓地进行了联合发掘，共清理古代墓 葬14座。由该墓地中采集到一例除下颌骨缺失外其余部分保存状况基本完好的人类颅骨（M2 07），收藏在吉林大学文物陈列室中。关于渔场墓地的族属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无最后定论， 有学者认为其应属东汉以至西晋时期的早期东部鲜卑遗存。从主要颅面部形态特征中可以看 出，该颅骨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之间存在着更多的形态上的一致性，此外，在个 别项目上也体现出某些与东亚类型较为近似的体质因素。在古代对比组中，与该标本在种系 特征方面最为接近的是朝阳鲜卑组，其次为三道湾组和扎赉诺尔A组，这一研究结果从人种 学的立场上支持了有关学者关于大安渔场墓地的族属应为早期东部鲜卑的推断。^[7］

喇嘛洞墓地位于辽宁省北票市南八家乡四家板村。自1993年至1998年，辽宁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和朝阳市博物馆等单位对该墓地先后进行了5次发掘，共发掘墓葬435座，其中包 括 三燕文化墓葬419座。本课题组对部分采集自三燕文化墓葬的可测量的颅骨进行了人种学的 考察。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基本上属于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同时亦与亚洲 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与古代对比组相比较，喇嘛洞组与山嘴子契丹组 、翭翯组、朝阳鲜卑组在种系特征上较为类似。^[8]

1999年9月至11月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喀什地区的叶城县及莎车县发掘了一批晋 唐时期的古墓葬，共14座。部分墓葬的人骨保存状况较为良好，为了解该地区晋唐时期古代 居民的人种成分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中，群艾山亚古墓地位于叶城县宗郎乡群艾山亚村村 西台地之上，共发掘墓葬10座，随葬品有陶器、珠饰、羊骨等，其年代应在公元6—7世纪； 恰木萨克古墓地位于莎车县卡群乡兰干村东的台地上，共发掘墓葬4座，未见任何随葬品， 根据墓葬形制、葬式、葬俗推测其年代应在公元8—9世纪。经本课题组研究，该两处墓地的 古代居民在种族类型上颇为一致，均与欧洲人种中的地中海类型最为接近。^[9]

N　　三灵墓地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上京城北约4公里处的牡丹江北岸，南与渤海上京城 隔江相望，其修筑年代应在渤海文王时期。关于三灵墓地墓主人的身份问题，一直在学术界 存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渤海国的王陵，有人说是渤海国的公主陵墓。虽然众说纷纭，但有一 点却是目前学术界的共识，即三灵墓地是渤海国的贵族墓地。1991年秋季，黑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对三灵2号墓进行了发掘，在该墓的墓底发现了十余具遗骸。经本课题组研究，三 灵 组渤海居民属于亚洲蒙古人种范畴，并且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在人类学特征上最 为相似，该组同时与东北亚类型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与各近代、古代对比组的比较中，三 灵组在形态学上最相似的是近代华北组、西南日本组以及古代的关马山组。^[10]

法库叶茂台辽墓位于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镇，70年代发掘清理，据发掘者介绍属辽代中 晚期后族萧义的家族墓地。阜新关山辽墓是2001年4—11月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 阜新市文管办、阜新市文管所在阜新市关山种畜场发掘的一处辽墓，根据出土墓志，可知其 为辽代中晚期最显赫的后族萧和家族墓地。由于该两批材料均属辽代中晚期萧氏后族成员的 遗骸，故研究者将两批材料合并为一组进行人种学分析，统称为萧氏后族组。萧氏后族组辽 代皇族的体质特征可以概括为：具有圆颅型、高颅型结合阔颅型的颅型特征，颇大的面部扁 平度，较大的垂直颅面指数反映出的低颅高面性质，垂直方向上具有相当平直的颌面部形态 ，该颅骨组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相似性，但在个别项目上（如 高颅）也体现出某些与东亚类型较为近似的体质因素。在与各近代对比组的比较中，萧氏后 族组与近代蒙古族组在颅骨的基本形态特征方面最为接近，而与古代对比组的比较中，萧氏 后族组在体质特征上与三道湾汉代鲜卑组最为接近，此外，山嘴子组和扎赉诺尔B组也与萧 氏后族组关系密切。这一研究成果填补了关于契丹皇族及贵族等上层统治阶级人类学研究的 空白。为探讨契丹族的源流及其种族构成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线索。^[11]

城卜子古城及墓葬均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乌兰花镇附近的丘陵山湾 之内,是内蒙古中南部规模较大且较重要的元代古城和墓葬遗迹。1995年4—5月，内蒙古文 物考古研究所、乌兰察布博物馆、四子王旗文物管理所联合对古城附近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 清理,共清理出32座墓,采集到一批人骨资料,其中包括头骨标本17例。据发掘者的意见,城卜 子古城为元代净州路，始建于金代，其附近墓葬应为与城卜子古城同时之元代墓葬,个别留 有生土二层台墓葬的年代上限可能早到金代，其族属应为汪古部当中的马氏汪古。经本课题 组研究，四子王旗城卜子金元时期居民的基本种系归属应在蒙古大人种的范畴之内，他们在 主要颅面部形态上与东亚人种和北亚人种有着更多的接近关系。但也不排除在某些因素上可 能受到了来自其他人种例如欧洲人种因素的影响。^[12]

除对上述新的古人种学资料进行的研究工作之外，本课题组还专门就辽宁省北票市喇 嘛洞三燕文化墓地的古人骨资料分别就头骨非测量性状、牙齿的错牙合畸形和古病理学问题 进行了调查和研究。这些专项研究开拓了我们在汉代以后古人骨研究方面的新领域，弥补了 国内学术界在该领域研究上的不足。

颅骨的非测量性状又称为小变异或非连续形态特征，对研究人群间的亲缘关系及种族 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学者在该方面开展的研究 工作时间较早，成果较多，国内学者涉足该领域的研究始于80年代，但对于我国古代居民颅 骨非测量性状的观察与研究，目前尚鲜见报道。本课题组对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市喇嘛洞三燕 文化墓地的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人头骨上30项非测量性状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并探讨了其在 群体、性别及两侧间出现的差异，为了解我国古代居民的颅骨非测量性状提供了一份重要科 学的资料。^[13]

错牙合畸形是口腔颌面系统在发育中，由各种先天、后天因素引起的牙齿、颌骨、颅 面的畸形，是现代人类的常见病、多发病，是口腔系统三大疾病之一，影响口腔健康、口腔功能、颌面部的发育及容貌外观。它的出现与流行常被视为与人类的演化与发展有一定的关系。我国对于古代居民错牙合畸形的研究始见于60年代，但研究的对象多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居民，可供观察的样本量较少，不能全面考察该病在历史上的患病率及形成原因。本课题组对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魏晋十六国时期居民的错牙合畸形进行了考察，比较和分析了该病在不同时代古人类中的出现率，并初步探讨了该病的发病原因，为分析研究错牙合畸形这一口腔疾病的发展演化规律提供了一份基础资料。^[14]

对牙齿疾病的观察和研究历来受到人类学家们的关注，但以往的一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 在史前时代和商周时期，秦汉时期以后的我国古代居民牙齿疾病的古病理学报道颇为鲜见。 本课题组对辽宁省北票市喇嘛洞魏晋十六国时期居民的牙病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初步探讨了 龋病和牙周病的罹患率与性别和年龄的关系。此外，对多生牙、先天缺额牙、融合牙、错位 牙以及第三臼齿的阻生等情况也分别作了分析与报道。^[15]

三

对古代人类遗骸中的DNA进行提取和分析是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该项 研究有助于阐明人类起源、演化、群体间以及群体内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在考古 学综合性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在我国的考古学科中开展该项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探 讨各考古学文化先民之间的种族遗传学联系以及各古代人类群体结构、社会组织形态等问题 提供科学的证据；另一方面还可以从群体遗传学的水平上了解我国古今各民族之间的渊源和流向，弄清历史上各民族的族源、迁徙、分化、融合的历史过程。

目前，我国学术界的古代人类DNA研究工作才刚刚起步，涉及到边疆地区古代居民的分 子人类学研究成果更是寥若晨星。为填补该领域学术研究的空白，几年来本课题组先后对出 土于内蒙古察右后旗三道湾汉代鲜卑族墓地、克什克腾旗龙头山夏家店上层文化墓地、青海省都兰县唐代吐蕃贵族墓葬、新疆吐鲁番盆地的交河故城沟北一号台地墓葬、苏贝希古墓以 及鄯善县洋海墓地和于田县克里雅河下游圆沙古城遗址等若干批古代人骨进行了分子人类学 的研究。

三道湾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红格尔图乡，1983—1984年间，乌 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对该墓地进行了正式发掘，共清理墓葬50座。从埋葬习俗和随葬品的性质上分析，该墓地的族属为鲜卑族，年代大约相当东汉时期。^[16]龙头山遗址位于 内蒙古自 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1987—1991年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获得了一批珍贵的古人骨材料。^[17]龙头山遗址在文化属性上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其年代相当于从商代晚期至战国晚期。^[18]本课题组对三道湾汉代鲜卑族居民和龙头山青铜时代居民骨骼中的线粒体DNA进行了提取、扩增、测序和同源性分析，发现尽管二者在DNA序列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同属北方草原民族系统的三道湾汉代鲜卑族居民与龙头山夏家店 上层文化居民之间具有相对比较接近的遗传学关系，而他们与属于中原地区华夏系统祖先类型的郑州西山新石器时代居民之间则存在着较大的遗传学距离。^[19]

1999年夏秋之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青海省都兰 县热水乡血渭草场热水沟南岸发掘了4座唐代的中、大型吐蕃墓葬。墓地位于海拔3400多米 的高原地带，从墓葬形制、随葬品和古藏文木简、碑铭的内容上来分析，这4座墓葬等级较高，属于吐蕃贵族墓葬。受发掘者的委托，本课题组对采集自该墓地的3例古代人骨样本进 行古DNA的研究，我们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所采集的样本中的线粒体DNA进行序列分析, 重建当地古代居民的系统发育关系，从而了解当地居民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实验结果显示，青海都兰唐代吐蕃族居民的3个线粒体DNA序列分散在现代藏族人群的序列之中，未形成新的分支。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断这3个古代序列应属于亚洲谱系，关系与现代的藏族人群比较接近。^[20]

新疆吐鲁番的样本采自该地区交河故城一号台地、苏贝希墓地和鄯善县洋海墓地,年代 相当于战国至两汉时期。本课题组运用4对重叠引物对线粒体基因组的调控区进行了扩增、测序。结果显示20例个体中具有19个DNA序列，其中来自不同墓穴的两例个体的序列相同，说明这两者间具有密切的母系遗传关系。系统发育分析表明吐鲁番古代居民的核酸多样性、遗传距离以及平均配对差异均处于欧洲和东亚的之间，系统发育树中吐鲁番古代人群位于欧 洲和东亚群体中间，与之最近的群体是新疆现代维吾尔人群。^[21]我们的研究结果 表明早在 吐鲁番盆地青铜及铁器时代，已存在有欧亚谱系混合现象的发生。^[22]而吐鲁番古 代人群比 现代新疆土著群体在遗传距离上更接近于欧洲群体。这说明在古代新疆地区，欧洲谱系对当 时人群的遗传结构的影响比现在要大，随着西迁的东亚群体逐渐增加，欧洲谱系的影响在新疆地区呈弱化的趋势。^[23]

圆沙古城遗址位于新疆南部于田县境内的克里雅河下游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心地带。根据陶器的特征和一组碳十四测年数据，圆沙古墓群的年代大致在西汉前后。我们在圆沙古墓群出土的古人骨中采集了5例个体的样品，进行了线粒体DNA高可变I区的片段分析，同 时将吐鲁番盆地的交河故城、苏贝希、洋海和罗布诺尔地区的古代居民与圆沙古城人群之间的遗传距离进行了计算并构建了群体间的系统发育树。此项研究对于认识克里雅河下游人类 活动的规律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十分重要，同时也为了解该地区古代居民的遗传学特征提供了 一份珍贵的材料。^[24]

我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等边疆地区从古至今一直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不同 的自然生态环境、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不同种系来源的人群在这里相互交融，孕育出绚丽 多姿的古代文化和众多族群。因此，边疆考古的综合性研究必然带有多学科的性质。运用考 古学、历史学、人类学、遗传学、环境学等学科的资料和方法来深入研究边疆考古的有关课题，不仅对探讨边疆地区不同时空范围内诸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谱系源流及族属等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进一步探索文化的嬗变与人类的迁徙、环境的变迁之间的关系等重大 理论问题不无裨益。三年来，本课题组运用体质人类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对我国边疆地区 汉代以后的若干份古人骨资料所进行的人种学和遗传学的研究，仅仅是我们采用多学科的方 式深入开展边疆考古综合性研究工作的初步的尝试。相信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日 益与国际接轨，自然科学方法在我国考古学研究中应用的深度和广度都会不断地扩大，多学 科综合性研究的优势必将更加突出地体现在中国考古学的实践中。

【附记】本课题的研究还得到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的资助。此外 ，在研究过程中， 承蒙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兄 弟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与合作，在此并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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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禾 女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Human Skulls Unearthed from the Cemeteries of Han Dynasty and the Following Periods in the Frontier Region of China

ZHU Hong 1， ZHOU Hui 2

(1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 n, Jilin, 130012, China;2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some of the ancient human skulls unearthed from the c emeteries of Han Dynasty and the following periods in Xinjiang, Liaoning, Jilin,Heilongjiang, Qinghai and Inner Mongolia were studied. Those skulls were from t he population of Cheshi（车师）, Xianbei（鲜卑）, Koguryo, Bohai, Tibetan and Qi dan, etc. These ancient skulls have been studied from point of view of physicalanthropology and molecular archaeology and a plenty of achievements have been go tten in this area.

Key words:Chinese frontier region; Han Dynasty and the following periods; ancie nt human skulls; physical anthropology; molecular archaeology

收稿日期：2006-05-28

基金项目：本课题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 大项 目（2000ZDXM780004）和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特殊学科点项目(J0030094)的资助。

作者简介： 朱泓（1951-），男，江苏镇江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体质人类学；周慧（1955-），女，湖南长沙人， 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分子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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