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研究:公共行政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摘要：纵观西方公共行政百年发展的过程，就其方法论而言，理性的线性思维与经验的实用分析方法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中，理性只是一种途径，非理性的研究途径也是理解公共行政领域行为的重要方法。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对于促进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提升公共行政学者的研究品质与研究质量，拓展公共行政研究的新领域，促进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适应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非理性从总体来说是属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的范畴，因此，学界在继续推进非理性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从处理好公共行政理性研究与非理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加强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加强公共行政非理性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结合、加强多学科研究的协作攻关力度和进一步拓展非理性研究的国际视野等方面，着力提升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质量。

关键词：非理性研究；理性研究；工具理性；公共行政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5－0078－05

在人类历史上，真正地颂扬理性和崇拜理性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们高举“理性”的旗帜，把“理性”作为裁决一切的唯一权威。牛顿力学是理性科学研究的最高成果，是科学研究的典范。理性思维方法成为主宰学术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一切被冠以“科学”名称的学科都必须以理性的原则建立起来。理性观念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畅行于工业社会之中，于十九世纪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达到了高峰。工具理性是工业革命赖以成长的精神基础和原动力，它以追求程序化、标准化、高效率、等级制、制度至上、“成本一收益”核算等为目标，其首先集中体现在工业流水线中。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公共行政接受了这一系列目标追求，其手段就是引进工业化管理技术。当年威尔逊创立这一学科的目的在于提升政府官僚的效率，这种意图在《行政学之研究》中一目了然：“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这种理性的研究方法把公共行政定位于一种实现目标的工具，注重对公共行政的科学性、规范性、非人性化的实证主义研究，而使公共行政缺乏人性化。与理性的研究方法相对应，非理性研究是将人的情感(道德情感、社会情感、个人情感)、信仰、意志、需求(个人需求与社会、组织需求)、欲望、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引入行政组织、公共政策、管理机制的构建等公共行政管理中进行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注重研究人的能动性，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注重发挥人的自主性，注重启发人的创造性等。从哲学的角度看，人类实质上是以理性为主导的兼有非理性特性的统一体。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体力和脑力、物质和精神、智慧与品德、身体与心理的和谐统一，其中人的非理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公共行政研究对象，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研究人类的理性的东西，也应当研究人类的非理性。笔者认为，非理性研究，开辟了公共行政新视野，丰富了公共行政研究方法，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与重要的价值，应该引起重视。为此，本文拟在对公共行政研究方法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对公共行政的非理性研究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更多的同仁来关心这个问题。

一、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反思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多元理论共存、多元典范共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局面。从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来看，大致经历了两大阶段，即传统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阶段。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组织理论是建立在人类行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基础上的。在这一传统下，许多组织研究都是预先假设在大规模和复杂的组织中，决策和行为可以被理性的规范和有意识的过程所指导。正如戴蒙德指出的，在大多数占主导地位的组织理论中，所假设的人类特征是内在生活的一维空间。这种定位为后来的公共行政学者们所继承，古德诺、怀特、古利克、西蒙等都秉承这一思想。尽管马克斯·韦伯看到了计算的和理性的“手段－目的”方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据此建议提出事实和价值的区别，然而，其官僚组织理论还是建构在结构理论的信念之上。西蒙也同马克斯·韦伯一样将价值与事实进行了区分，他的贡献在于发现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但他还是继续强调理性行为在决策中的作用。尤其是古利克，他的言论集中反映了那一时期公共行政学者的心声：行政学科中基本的“善”就是效率，行政科学的基本目的就是以最小的人力和材料的消耗来完成手头的工作。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从马克斯·韦伯到西蒙，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工具理性主义研究方法。这种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从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以理性的思维方式为手段，以理性与科学的发展为主导，注重研究行政内部的结构及规范性的制度，把行政看作是通过建立规范性制度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工具，并通过这种工具获得高效率。

公共行政的发展在20世纪30－40年代引入了行为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完成了由重事向重人的转化。在20世纪50-60年代引入了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生态论的研究方法，对公共行政管理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整合，在注重研究行政环境的基础上，由重人转向了人与事并重。在这个阶段，虽然行政研究的范围、内容发生了变化。但是，公共行政研究的方法、行政追求的目标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是以政治学研究方法与管理学研究方法为其特征。20世纪60-70年代，在公共行政学界开始了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批判，使公共行政的发展逐步走向多元化。公共行政重新考虑与政治和与社会的关系，公共行政的目标由追求效率加入了对行政责任的追求。但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此时的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以工具理性的线性思维方式为主导，对公共行政的研究仍然是实证主义的功能性研究，对公共行政研究的层面仍局限在操作层面，仍然把公共行政看作是一个达到目标的工具，忽视对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的研究，忽视对公共行政的伦理追求的研究，使公共行政達到高度的“理性化”。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行政出现了新的困境，如财政赤字迅速攀升、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公信力迅速下降等，在此背景下，市场取向的新公共管理诞生了。新公共管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及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工商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然而，新公共管理与传统的公共行政相比，虽然理论基础、公共行政管理的方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从方法论的高度考察，新公共管理的“理性经济人”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绩效评估、项目预算、战略管理、顾客至上、绩效

工资制等精确性的经验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仍然是以理性与科学为基础，以传统理性(工具理性)思维方式为主导，其目的是将公共行政管理“科学化”，其研究层面仍然是实证主义的。

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公共行政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就其方法论而言，理性主义的理性思维与经验的实用分析方法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与长处，事实上没有这种研究方法，公共行政也发展不到现今的程度。然而，站在现今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高度来反思这种研究方法，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缺陷就是：工具理性的研究方法，使得对公共行政的研究只注重正向性、单一性(线性)、内向性的单一维度的研究，缺少多维度的研究方法，缺少人性化及非理性因素的研究视角，从而忽视了人的生存的多维性、人的精神需要、人的内在的体验以及人的情感等。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对一切重大和复杂社会进程与现象的把握，绝非仅仅依靠工具理性与实证研究就能够充分实现的。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忘记了价值关怀的公共行政学必然在其发展进程中遭遇危机，这种所谓危机的最大特征就是无法解答和解决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正因为如此，公共行政研究就不应仅仅局限于研究人类的理性的东西，也必须研究人类的非理性。值得欣喜的是，在公共行政领域，已有一些理论家，用非理性的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领域的一些问题。最初在传统行政的行为科学时期，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其代表人物有乔治·埃尔顿·梅奥、道格拉斯·默里·麦格雷戈、切斯特·巴纳德、亚伯拉罕·马斯洛等。从总体上来说，这个时期公共行政研究的特点是用动物学和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行政行为的心理和行为的特点。这种研究方法拓宽了公共行政学的深层次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对行政人员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更值得称道。进入20世纪80年代，对公共行政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代表人物是戴蒙德和麦克斯怀特，他们是利用精神分析的非理性方法来分析组织行为的最成功的公共行政学家，他们认为精神分析理论可以在很多方面对公共行政学有所帮助。

目前国内学界将非理性研究应用于公共行政尚处于早期阶段，并在研究运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惑，如公共行政的非理性研究怎样避免陷入非理性主义?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过去没有正面系统地研究过非理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在公共行政的非理性研究过程中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等。笔者认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走向成熟化都需要一个过程，研究中存在的困难，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将会迎刃而解。尤其在当前世界各国日益重视人本管理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以非理性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领域内的问题，不仅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而且必将对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重要价值

研究方法的成熟度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尽管工具理性的实证主义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曾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非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也在不断地彰显其研究的魅力。事实上，了解“行政现实”的方法是多样的，科学和理性只是一种途径，非理性的研究途径也是理解公共行政领域行为的重要方法。以非理性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问题，将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引入行政领域，能够促进当代公共行政研究在研究主体、研究客体、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发生一系列转变，对促进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具有如下重要的价值。

1.提升公共行政学者的研究品质与研究质量。公共行政学者是公共行政研究的实际承担者和新理論的直接创造者，对公共行政的研究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一影响中，非理性的作用是绝对不容忽视的。首先，公共行政学者必须具备坚定的学术信念、持久的兴趣和强烈的激情。在大多数学者看来，信念和激情等都是非理性的，但正是这些非理陛因素，对公共行政学者进行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与自然科学的显性成果相比，公共行政学的成果是隐性的，其价值评估和意义显现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公共行政学者也因此很难及时得到应有的评价。而且，公共行政学的强意识形态性还很可能给研究主体带来一些不应有的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行政学者必须具备为所从事的研究而献身的坚定学术信念，否则，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公共行政研究的。还有，人类精神和社会历史活动的连续性，决定了公共行政研究无法绕开其内部各学科的发展史。因此，公共行政学除了要对当前的人类行政活动状况进行研究外，还有一个重回学术史，对以往成果进行发掘和再研究这样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在这一任务中，公共行政学者必须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埋头于考据、辨析、梳理等活动之中，皓首穷经，其艰辛可想而知。若没有持久的兴趣和强烈的研究激情，研究活动迟早都会夭折。

其次，公共行政学者还要有丰富的个人情感、灵感及较强的体悟和直觉能力。情感、灵感、体悟和直觉等虽然是非理性的，但是，“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情感不仅是公共行政学者进行科学研究的内驱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客体也决定了公共行政学者必须具备丰富的情感。因为，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客体就是由无数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及其活动所构成的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世界。要研究和把握客体，主体除了要有强大的理性推理和思考能力，还必须具备丰富的情感。只有具备丰富的情感，公共行政学者才能较好地与客体进行情感的交流和沟通，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客体，从而得出更为合理的判断或结论。其实，非理性对公共行政研究的主体所具有的影响远不止这些，如宗教信仰、欲望、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都对公共行政学者的研究活动具有非凡的影响和意义。

2.拓展公共行政研究的新领域。长期以来，公共行政研究主要集中在正式的政府组织机构，把公共行政定位于一种实现目标的工具，注重对公共行政的科学性、规范性、非人性化的实证主义研究，并关注公共行政的产出或结果。达尔在《公共行政学的三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了公共行政学传统所遇到的如下三大难题：一是公共行政学与规范价值的关系问题，二是公共行政学与人类行为的关系问题(把心理学上的个人包括进去)，三是公共行政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达尔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批判，可以说击中要害，指出了它的三个最主要的缺陷，成了批判传统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先导。而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将注重研究人的能动性，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注重发挥人的自主性，注重启发人的创造性，从而改变传统公共行政只注重对物的管理而轻视对人的管理的弱点，进而打破目前理论界主要从理性视角进行单一的研究的局限，改变现状，使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更加坚实，更加客观。

3.促进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研究方法

的变革与创新往往是推动科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在必要的时候也必须采取一些非理性的方法，而这些方法的独特作用往往是理性的方法无法企及的。比如说，在涉及人的信仰、情感、欲念等非理性因素时，理性的方法基本上都属于“堵”和“塞”的模式，结果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相反，非理性的方法大多属于一种疏导的模式，以使这些非理性的情绪或冲动等能够得到及时的宣泄，从而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从当前情况看，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方法仍然比较单一和偏狭。中国的行政学者习惯于静态分析，忽视动态分析；重视非生态分析的方法，忽视生态分析的方法；重视理性分析的方法，忽视非理性方面的分析。在“非理性”研究模式下，由于“非理性”比较广泛，可能要涉及与哲学、心理学、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广泛联系。要真正探索行政规律，就必须通过行政现实问题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去认识行政管理的实践，必然要涉及众多学科知识的融入和众多研究方法的运用。从这个角度讲，“非理性”研究有利于推动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4.适应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基本特征。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客体是整个物质世界，那么公共行政学面对的则是一个充满价值和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渗透着大量的非理性成分，我们的研究者不应该对其回避，而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首先，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客体中，人无论如何都是第一位的。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理性和非理性都是人性中的一个方面，没有非理性的人与没有理性的人一样是不可想象的。毕竟，理性也不是万能的，人类需要非理性的认知、表达和宣泄等。因此，作为公共行政研究客体核心的人，一定是具有较强的非理性。其次，作为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各种活动和现象，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活动或由其衍生的活动，而人在活动中不可能每一步都进行严格的思考和逻辑推理，因为直觉、兴趣、欲念、情感和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往往能够直接引导人的活动。实际上，我们也不应该在行动的每一步都进行严格的思考和逻辑推理，因为社会生活本来就包含着很强的不确定因素，是规律性与无规律性、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的有机统一。英国著名经济学家G·M·霍奇逊甚至认为：“由于行为不必与推论过程紧密相连，非理性的程度可望扩大。”我们只有认清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特征，才能采取合适的研究方法，并取得预期的效果。认识到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非理性特征，把非理性作为一个切人点和视角，对我们进行公共行政研究将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三、提升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质量

非理性研究是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非理性从总体来说是属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的范畴，因此，学界在把非理性研究方法引入公共行政研究領域时，很难给出科学的概念界定和完整的研究方法，可能致使非理性的研究如水上浮萍没有根系，使研究难以为继。当然，学界不应放弃这一可贵的探索，而应在继续推进非理性研究的同时，着力提升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质量。笔者认为，提升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质量，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从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与发展动力等基本原则与方法出发进行非理性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之上，需要我们对公共行政与非理性研究方法的结合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1.要处理好公共行政工具理性研究与非理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研究侧重于达到对公共行政的真理性认识。客观地说，工具理性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其固有的缺陷和内在矛盾，但是，它在西方公共行政研究方法中曾一直居于主导性地位，充分说明了这种研究方法的生命力及其重要价值。实际上，工具理性的研究方法，在推动公共行政的学科发展以及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从而为人类提供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生活条件，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等方面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理性始终代表着人类精神的发展方向，人类理性智慧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带来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而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将人的情感(道德情感、社会情感、个人情感)、信仰、意志、需求(个人需求与社会、组织需求)、欲望、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引入公共行政管理，开辟了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与新的思维方式，这种研究方法侧重于对公共行政善与美的追求。但是，目前学界一方面对非理性研究持有一种模糊的认识，而且如果过分地强化组织行为的心理方面，必将使公共行政学研究陷入神秘的不可知境地；另一方面是非理性研究中方法论的缺乏，尤其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其研究工作的指导。因此，公共行政的非理性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公共行政的理性研究的基础之上，将两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2.要加强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对中国期刊网篇名含有“非理性”的一千多篇文章进行检索发现，大部分文章探讨的问题很少涉及公共行政领域，只有一部分强调对公共行政的某一个或某一方面的非理性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在政府决策、政府管理经济、政府的腐败问题上等，并提出一些具体的相应对策，简单重复的工作较多。对公共行政的非理性进行学理上的系统研究和探讨的文献目前还没有发现。笔者认为，只有从学理上对这个问题加以阐述，进行必要的、系统的、深层次的研究，才能真正全面促进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如非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定位、公共行政中非理性形成的规约因素、公共行政中非理性发展的动力与规律、公共行政中非理性的运行机制等深层次问题，亟待学术界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

3.要加强公共行政非理性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结合。目前学界对非理性的研究总体上重规范研究，重一般理论研究，轻实证研究，泛泛议论较多，却很难看到切实的可操作方法。非理性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实践中激发和创造出来的，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离开了一定的社会实践，则无法理解非理性。这就要求公共行政学界不要仅仅局限于在理论层面上进行分析，而要深入到实践生活中，对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实践领域涌现出来的非理性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揭示其本质，上升为理论。此外，还要注重实践操作层面的研究。如何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特点，利用非理性研究的深化来引导和影响我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探讨培养人的非理性因素，强化非理性的积极作用，弱化和克服其消极作用，以协调人们的社会生活，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是当前理论界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

4，要加强多学科研究的协作攻关力度。在公共行政的非理性因素研究当中，学界目前还没有形成多学科的自觉协作，目标分散，力量发散，泛泛议论过多，没有达到对非理性因素某些课题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多学科协作攻关。因而，在研究中，一旦遇到较大的困难，就难以深入地研究下去，一些课题不得不中止或转向，致使非理性因素研究陷入窘境。从学科上看，非理性研究涉及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科学方法论、文艺理论等学科，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去探索非理性因素的不同侧面，才能不仅大大丰富研究内容，开阔思路，而且有助于全面地、系统地把握非理性因素的本质和规律，并使理论研究的成果更快地付诸实际运用。

5.要进一步拓展非理性研究的国际视野。非理性是不同历史时期，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具有的客观存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都比较注意研究公共行政的非理性，并积累了一些很好的经验。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学术界应该放眼世界，加强对国外有关非理性研究成果的译介、分析与整理，研究其他各国归纳、弘扬和培育非理性的做法和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方面的论著是比较缺乏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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