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实践哲学视阈下的公共行政实践泛技术化之省察

〔摘要〕西方实践哲学的两大传统为辨明公共行政实践概念的实质与分析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实践传统，培根的技术实践传统主张对科学理论的经验化、技术化、工具化的强调以及将实践视为科学理论的现实应用与结果，构成了分析现代性公共行政实践的哲学依据。基于此，可以将公共行政中技术理性和科学方法的极端应用称为公共行政实践的泛技术化。公共行政实践的泛技术化主要体现为技术理性与专业主义的结合，对象的分解、还原与简化，结构性控制与谋求稳定秩序，重视结果而非过程与价值，祛魅化甚至主体的消解，强调理性化程序，经济与效率的至上。公共行政实践泛技术化的后果将导致种种异化、实践主体缺席、道德缺失与合作受阻以及远离真实行政世界等问题。公共行政的实践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也应该是道德性的，需要探索出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实践观。

〔关键词〕实践哲学；公共行政；实践泛技术化；危机审视

〔中图分类号〕D523；D03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1-003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研究”（11&ZD070）

〔作者简介〕刘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目前，公共行政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其都到了需要转换思维与观念，对公共行政学科中的相关概念进行全新解读，并探寻出克服和处理当前所遇到的各种现实难题与困境的时候了。而当前诸多领域所呈现出的实践转向或实践分析热潮，为我们寻找公共行政的新视角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公共行政学虽然自其产生以来，就有着浓重的现实关怀与实践取向，但是因其一直没有全面认识到公共行政实践概念的丰富内涵与实质，而导致了公共行政长期陷于身份危机与合法性危机之中。本文旨在结合西方实践哲学两大传统的基本观点，描述出公共行政实践的基本理念与概貌，尤其是全面解读作为近代产物的公共行政实践形态，即泛技术化的实践观，并对其表征与潜在危机展开深刻剖析，最后希望探寻出一种适于公共行政这一伟大实践活动的实践观。

一、西方实践哲学两个传统及其对公共行政的影响

追溯西方实践哲学的奠基人，得到公认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他在其《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将“实践”一词从一个泛指所有一切生命体（上帝、宇宙、人、动物、植物等等）及其运动或活动的概念而转化为一个专属于人类的概念，并将“实践”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停留在对实践的人类学界定上，而是进一步对实践及其形式进行划分，具体则是通过亚里士多德对人类活动所做的三种划分即理论、实践与创制间的区别与联系体现出来。亚氏的理论与实践概念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理论不是指“抽象的思想知识”，而主要指的是“沉思”，这是一种人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或者是实践方式。而实践也并非是理论在具体实际中的应用和产生的结果，而是一种其本身即为目的、充满善的考量与追求的德行，并构成古希腊城邦的基本生活形态。就理论和实践都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而言，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理论是最高层次的实践。但是理论以思考外在于自身的普遍必然的实在为目的，又区别于以人类活动及其中具体的善为对象、不直接受必然性制约的实践。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理论核心之一就是强调实践与创制间的对立关系，明确表示，“实践不是一种制作，制作也不是一种实践”。在他看来，创制主要是指生产和技艺活动，尤其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为创制并不以其自身为目的，其追求的是外在于自己的有形的或无形的产品或结果，结果要远远重于活动本身，其本身并不具有实践所内涵其自身的善。同时，创制依赖于各种物质材料和与有经验的工匠的技术相关的技艺，即必然要受外在条件的制约，因而创制与实践相比，其作为一种有条件的、非自由的活动也就必然要低于无条件的自由的实践。亚氏的实践哲学中有着崇尚实践而贬低创制的思想倾向，认为实践是一个自由个体所应从事的高尚事业，而创制则是一种奴隶行为。同时，又因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以追求善与实现善的德行为实践内涵，可以将其称为实践哲学的道德传统。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本质与实践哲学的道德传统存在着高度的内在契合。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是贯彻于公共行政始终的灵魂与精神，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对德行与实践的理性即“实践智慧”为公共行政实现公共性的本质提供了理论支撑与说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虽然描绘的是一种美好的城邦政治图景，但是其对具有积极参与和自治精神的公民的肯定和通过追求善的生活而实现和谐城邦的设想，对于以处理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和构建健康有序的公共领域为宗旨的公共行政，提供了一张进行公共行政道德化实践的理论蓝图。当然，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理论、实践与创制的概念内涵与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同于近现代意义的理解，因而在借用概念时要考虑到概念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但毋庸置疑的是，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决定了公共行政的道德追求，而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实践哲学传统则为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德性追求的公共行政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哲学解释力与明确的方向指引。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公共行政从本质上讲应具有的道德实践关怀却被近代以来以培根为首的技术实践传统所排斥甚至替代，进而导致公共行政出现了严重的实践泛技术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公共行政诞生之日起，公共行政的实践就被视为一种等同于亚氏所定义的创制或生产，这种将公共行政的实践贬低为一种目的外在于其自身的技术或技艺，这无疑对于公共行政这项神圣的人类活动是一个讽刺和沉痛的遗憾。

区别于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践的伦理之维和人类终极关怀的实践哲学传统，培根与同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们在对亚氏实践哲学进行批判与抛弃的过程中而提出了一种技术实践观，从此也扭转了实践哲学的发展轨道，通过对科学理论的经验化、技术化、工具化的强调以及将实践视为科学理论的现实应用与结果，奠定了技术实践观在近两个世纪直至今天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统治地位。具体来说，技术实践观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来体现：首先，遵循的科学分析方法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经验论基础上的归纳法；其次，培根对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技术性生产实践的强调，促使其将亚里士多德强调超验之维的实践转向了功利与实用的实践。第三，培根对基于经验和科学方法而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归纳法的强调，改变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科学和理论的含义，把科学单纯理解为经验科学。“在古希腊，科学和理论概念并不具有近代人观念中的狭隘意义。但是培根在《新工具》中却通过归纳法把科学紧紧束缚于经验之中，使科学和理论的含义变得狭隘了”〔1〕，“科学已由脱离实验方法发展成为一种关于可操作性关系的知识”〔2〕。伴随着科学理论被理解为一种探寻真理和获取新知识的工具，实践也被贬降为科学理论与技术知识的应用，至此，实践已完全被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创制即技术性生产活动所替代，现代科学被理解为一种基于经验并借助于严谨的科学方法以发现真理和实用为目的的人类活动，而实践的逻辑就是遵循科学应用和取得预期的实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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