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生产行为：行政管理研究的新视角

检查力度往往只能“治标”，在一定时期的严查猛打之下，各类消极不良行为，如贪污、腐败、走后门等会有所收敛，一旦打击力度有所松懈，便容易复发。而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高压之下，有相当数量的消极不良行为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变得更加隐蔽，比如出现奢侈浪费的公款吃喝从原来的高级酒店转移到更为隐蔽的会所；食堂，公款接待席上用普通酒瓶装高级白酒等“怪现象”。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和中央纪委通报的各类严重违纪相比，公务员在日常办公中的一些消极不良行为同样值得重视。一些行为，如对上访群众态度恶劣、执行公务时用语或行为不文明、上班时间逛淘宝、聊QQ、磨洋工等，同样影响着公务员形象和群众满意度。因此，若想提升政府绩效和群众满意度，需要我们开阔视野，梳理公务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发生的各类消极不良行为，找出这些消极不良行为背后的症结所在，从而减少此类行为的不良影响和复发的可能性。

为此，本文尝试将“反生产行为”这一概念引入行政管理领域，为公务员各类消极不良行为的研究提供一个整合框架，也为各类相关研究提供对话沟通的平台。

二、“反生产行为”的概念演变

“反生产行为”是指组织中的消极、破坏性行为，其相关研究至少可以追溯至科学管理时期。科学管理采用科学化、标准化的管理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将管理从经验上升为科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就注意到，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存在故意放慢速度，控制自己的产量，以维护自己和同伴的利益[1]的现象。但早期对反生产行为的关注还是集中于破坏生产工具、盗窃等具有较大破坏性、易于发现和管理的具体行为当中。至20世纪40、50年代，管理学的研究重点从个体潜能的挖掘转向寻求组织合作效率的提升，员工在工作场所中的各种消极行为进一步吸引了学者的研究视线，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组织中偷盗、迟到、早退等各种具体的消极行为被学者观察研究，但可惜的是各个研究彼此独立，缺乏有效的整合，没有形成统一完整且科学有效的理论架构。最早开始对反生产行为进行整体关注的，是1975年Kaplan[2]对员工越轨行为（Employee Deviance）的研究。他以组织规则为判定的关键依据，即行为的“轨”，将这种员工违反组织规定的行为称为“越轨”，并认为这种行为具有一定的主观自发性，是个别利益对共同利益的侵犯。同年，Mangione和Quinn第一次提出反生产行为的概念，将之定义为雇员不作为的表现，一种与雇员创造利润的工作表现相对的破坏资方利益的行为，譬如故意破坏雇主的工具[3]。随后，与反生产行为对立的、具有合作和奉献精神的积极角色行为得到学者关注，“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被提出，这对反生产行为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刺激作用，将各个零散孤立的研究进行整合统一成为反生产行为领域研究的迫切需求。为此，研究者纷纷作出努力，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出发，对反生产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比如：从组织制度和组织规范出发进行界定的“越轨行为（Deviance）”；从组织公平角度进行界定的“报复行为（Retaliation）”；从社会心理学文献研究的角度出发进行界定的“攻击行为（Aggression）”。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虽然这些概念提出的视角不同，但在测量内容以及所反映的行为本质上具有很大的重叠之处[4]。正如Lisa和Spector（2002）所说，“这些行为的区别仅仅在于其术语命名和理论基础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具有伤害组织成员和降低组织运作效率的共性”。[5]也有学者认为，反生产行为与退缩行为（Withdrawl Behavior）、反功能行为（Disfunctional Behavior）、工作场所越轨行为（或译为工作场所偏离行为，Workplace Deviance Behavior，WDB）等概念在本质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CWB比WDB更具有管理学“色彩”，因为更值得推广。[6]因此，至20世纪末，学术界基本接受以“反生产行为（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CWB）”作为概括员工消极不良工作行为的整合概念。

三、反生产行为的概念内涵

Mangione和Quinn第一次提出反生产行为的概念并进行界定后，不少学者也对反生产行为概念的界定提出自己的看法。

Robinson和Bennett在1995年对越轨行为进行过界定，认为是“违反组织成文的或是不成文的规范，并且威胁到组织或其成员利益的主观行为”。[7]如前所述，这一时期越轨行为的概念与反生产行为的概念没有显著差异，可以将这一概念视为从组织规范出发对反生产行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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