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的现代建国之路

总结和归纳现代建国原则和进路的“后进”位置上，但思想家足以以观念的力量矫正政治家的骄狂、冒进与失措。政治思想家在这一点上总是处在柏拉图所谓的“超级政治家”的优势位置上。这样的“超级政治家”，不是中国古代那种屈从于皇权的谋士型政治思想家，而是居于政治家实际操作政治过程之外和之上、引导政治走向的大师。在现代社会中，一切具有超级政治家地位的伟大政治思想家，都对现代政治的正常发展，发挥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但政治思想家后于国家建构实际进程的建国“设计”，也不都是正当与合理的。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思想家总是具有乌托邦冲动的人士，而政治家则总是具有权谋技巧心态的活动者，这是需要相互矫正的政治人群特质。因此，政治思想家必须对国家建构保持一种开放状态，秉持现代建国的基本原则—自由、平等、博爱，来处置自己建国方案的得当、失当与修正的问题。

政治家之借助政治思想家的观念，来具体展开建国或重建国家的举措，自然是围绕政治家的核心旨趣进行的。不要设想一个政治家毫无修正地实现一个政治思想家的国家设计蓝图。起码到今天为止，人们还找不出一个这样的事例。但政治家将概述此前国家运行方案的政治思想家的国家建国方案，以时间差来付诸局部实施的时候，书桌上的观念风暴，就会掀起政治上的滔天巨浪。因此，一个政治思想家必须秉承密尔强调的“伤害原则”，认真负责地构思自己的政治建国方案，而不能以杀伐作为国家建构或重建的进路。

一个国家在建构其现代国家形态时，将对内的理性和平逻辑对外，显示出屈从国际强权的态势；相反又将对外的强势政治逻辑用来对内，对国家的成员们滥施暴力，这是国家建构的一种悲剧。

刘苏里:不论思想家还是政治家，现代建国过程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两者如何与民众沟通，使得建国过程，不只是“一小撮人”的事儿，而体现“民主建国”的精神？

任剑涛:现代建国过程中，政治思想家着重关注规范的价值与政治状态，而政治家关注的是权力博弈及其结果。他们共同关注的则是政治运作状况—政治家关心权力实际运作，政治思想家关心政治价值运作。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参与建国的实际过程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政治生活并不是普通民众中重要的生活形式，而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已。那种强制普通民众必须关注建国大事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专断思维的产物。这不是说建国只是精英的事情，一小撮人的事情。建国必须经由普通民众的同意。不过这样的同意，可能是美国联邦党人借助公共舆论的、普通公众的理解与支持，也可能是在规范状态已经实现的情况下，民众借助选票做出的表达。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民主建国不是大民主的建国，而是有限民主的建国。有限，不是指限定民众的参与和决断，而是局部动员民众，不至于扰乱他们的正常生活，并获得他们对国家建国的表态—支持或者反对某种建国方案。支持，某种建国方案就行得通；反之，则行不通。这就是民主政治精神的体现了。

经过普通民众同意的建国方案，不等于是完备的方案。任何建国方案都不可能是完备的，都需要随时随地修正改善。因此，借助民众参与，国家不断处在良性重建过程中。民众的持续参与，推动国家处于一个健康的发展状态，民主的真精神就更是灌注其中了。

国家权力集团与民众的沟通有很多渠道：正式的制度渠道最为重要，那就是致力于规范国家的立法权力，一定要由民选代表执掌，否则民众就缺乏参与建国的制度途径，而非正式途径则更多，诸如借助公民组织的社会政治参与，借助公共媒体的表达，借助结社、示威、游行的社会运动方式，都可以实现与国家沟通的目的。一个健康的现代宪政民主国家，必定是一个国家政治信息得到顺畅传播的国家，国家不至于对一般的政治信息传播感到恐惧，公民也不会对迅速流动的、一般的政治信息过份看重。理性的政治理念与妥协的政治行动，便成为国家建构与重建的主流行动进路。国家便有福了！

刘苏里:如你所说，美国宪法通过过程中，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争论，正是人民介入建国过程的案例，同时也是一次伟大的公民教育。

那么，后发国家在学习西方人建国原则和经验中，常常出现的问题是什么？西方人在此过程中，又是怎样一种心态和姿态？比如施以援手或大加干涉？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对此的反应或有不同。

任剑涛:作为国家根本法甚或高级法的宪法，如果不为政治体成员所知悉，那么这样的法律根本不可能体现其根本法和高级法的价值。不是说制定这样的政治文件或法律文件，一定要普通公民通通卷入其间必有的政治冲突和法律专业事务之中，而是说普通公民有表达接受或拒绝的权利。经由这样的表达，并通过这样的表达，修正那些不符合成员组成的国家这一政治组织的规则，那么国家的同意统治就可以成功地建立起来。否则面对公民的反对运动，国家也就没有与之协商或加以镇压的理由。国家就会陷入无序的、混乱的状态。

先发国家在政治行动中谋求建构规范国家，诉诸革命或改良的进程，最后达成法律意义上的宪法，从而实现国家内部的规范化运作。后发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制宪的国家建构过程。主动，需要解决的是国家间的荣誉心安顿问题，而不至于陷入十分棘手的政治－军事冲突泥潭，如法国建构现代国家就经历了倾慕英国与仇恨英国的文化冲突过程；被动，会陷入国家被征服的政治－军事冲突之中，从而阻挡国家的宪政建构，如中国久久陷在对西方国家入侵的愤愤不平状态，结果将自己国家建构应走的宪政路子，当作先发的现代国家侵略性的副产品，一起扔掉了。

先发的西方现代国家对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国家的宪政建国，应当说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现代国家间的严重冲突如战争这样的冲突形式，几乎没有在宪政国家范围内出现过。但是，现代国家间关系毕竟是实用主义的、实力竞争型关系。人们没有理由指望出现“国家雷锋”，既先发的现代对后发的另一个现代化中的国家施以援手，让那个国家在与自己国家的竞争乘机胜出，从而丧失自己的国家间竞争优势。这是一种幼稚的道德主义的国际关系思维。一个国家的宪政民主建国，只能依靠这个国家自己来解决 ；一个致力建构现代国家的民族，没有将自己建国成功或失败的结果归咎于别国的任何托辞。

刘苏里:事实上我们看到，后发国家现代建国的历程，都非常艰难曲折，反反复复，文官政府、军事政变交替，人民在此过程中，有无奈的一面，但最后，还是人民的愿望和意志起到作用，比如最近缅甸民主化进展情况，就是很好的例子。

任剑涛:在现代建国的过程中，不论是先发的现代国家，还是后发的现代国家，都是人民意志决定的产物。不过人民的宪政建国意志得以表现出来，在时间上有早晚之分，在付诸实施的时候有成熟和幼稚之别，在建国的结果上存在模仿或创新的差异。现代建国的努力，出现反反复复，都不是问题，最终结果才是关键。无论如何，一个现代国家不可能回避宪政民主的抉择问题。

刘苏里:你在专著中，大篇幅谈现代中国人立宪建国实践，有经验也有教训。总结起来，现在的国人，应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

任剑涛:对于中国而言，现代建国已经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复杂过程：晚清宪政改革有心无意，最终落空。民国立定了宪政建国的目标，但孙中山却刻画了一个人为特性极强的军政、训政与宪政的进路，耽误了民国的政治前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萌生之际，由毛泽东亲手拟定了新民主主义的观念指南、联合政府的政治框架，但政治力量的对比结构改变，毛亦无心将其设计的现代建国方案付诸实施。

这段宪政进程，说明了中国建构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曲折。作为一个国家，中国规模太大，历史太悠久，政治技巧太圆熟，政治包袱太沉重，因此不太容易顺畅地实现现代建国。而且中国现代政治领袖大致都以推翻一个具体的政权，谋划一个新生的政权为诉求。权力的替代，成为国家建构和重建的直接目标。而对于现代国家的宏观总体框架，不甚了了。

刘苏里:你到底不能吃着现代的粮食，脑袋却留在中世纪。找到切入点，成了关键。

任剑涛:对于中国的现代建国来讲，必须超越自晚清以来的模仿建国进路，不能将国家建构放置到今天模仿一个国家，明天模仿另一个国家的建国“砧板”上，让别人的建国进路之“刀”，剁中国建国之“肉”。告别“悉照美国为准”（容闳以来的中国建国主流思路之一），同时告别“以俄为师”（“十月革命”以来的霸权性主流思路），并且告别模仿其他大大小小国家建构方案的思路，进入一个自主建构现代宪政、民主、法治国家的通道，中国现代建国才能走上一个“康庄大道”。中国的现代建国，就是要建构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这应当成为人们讨论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底线共识。如果这一点都达不成共识，那么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艰难曲折，仍将成为未来中国致力建构现代国家的政治主调。

市场经济发展、维权运动兴盛、私人空间自我维护的政治后果等，都是解决这一建国核心问题的强大动力。

从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实际进程来看，核心难题则是建国目标的既定性与建国进程渐进推展之间的矛盾。对此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现代建国，在实际推进上，绝对不是单纯人为设计的产物—既不是政治高层集群、少数领袖人士虚玄的“顶层设计”的结果，也不是政治思想家书斋里谋划的结果。而是中国政治力量积极互动的趋向性结果。这中间绝对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艰难曲折。人们必须对中国现代建国的困难有足够的估价，否则在线性进步的思维作用下，人们完全无法接受国家建构的起伏跌宕，结果将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视为一个一蹴而就的简单事宜。这样，反而大大耽误国家的现代转型进程，使国家不断陷入推倒重来的建国恶行循环。

就中国现代建国的政治具体难题而言，处理“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的政治遗产，则是重中之重，关键之关键。因为一个执掌国家权力的党派如何对待国家，是一个从上世纪初期到今天，中国人一直未能处置好的建国难题。无疑，“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具有其历史理由。因为在建构现代国家的沉重任务摆到中国人面前的时候，普通中国人确实反应迟钝，因此需要高度组织起来的政党对普通民众“以先觉觉后觉”。但这不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尘埃落定”状态，而是建国的一个插入状态；不是建国的最终结果，而是临时借助的手段和形式。就此而言，将政党－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中国走上宪政民主才可以期待。

刘苏里:在我看来，“顶层设计”启动讨论直到推动实践，得有多大的抱负和雄心，多大的智慧和勇气。

任剑涛:对于“顶层设计”，需要明确的是，它不是一种中国方方面面的政治力量都可以接受的建国方案设计，而是一种以政治家的勇气与智慧创制现代国家的设计；同时，也不是一种居于顶端的国家政治领导人一己之私的政治意见的公共施加，而是政治体共同意志的合理表达。这样的国家建构“顶层设计”，自然是不容易完成的。中国人民心地善良，给了自己的政治家以充分的时间和耐心，但现代国家建构的进展不大，失望甚巨。这不是说中国就可以将现代国家的建构任务遮蔽起来。须知建构现代中国的问题，回避是回避不了的。历史在记录这一切。政治家必须谨记，推进或延缓中国的现代建构进程，必将以其本来的姿态载入史册，因此，预期阻碍这一进程，不如推进这一进程。否则，一个极不容易跻身国家领导层的政治领袖，将会被历史羞辱。也许这样的历史记录，会让有机会大力推进中国现代建国进程的政治家们谨记于心，从而产生推进中国现代建国进程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刘苏里：今天的讨论，让我颇受启发。非常感谢剑涛。我们有机会再聊。

任剑涛，政治哲学家、行政学家。1962年生于四川南充。毕业于西南师大、中山大学。199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中山大学，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1998~1999年任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合作研究员、2010年10~12月任台湾大学访问研究员。现(曾)任国务院学位办MP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政治学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副秘书长、多家学术刊物的学术委员或编辑委员。

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与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研究。近期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理论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出版有《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政治哲学讲演录》、《为政之道》。近期将出版探讨建国问题的专著：《国家的重建—在“国家－社会”视野中的宪政中国》、《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等。其在政治哲学基本理论、国家建构与国家转型、当代中国政治等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受到学界同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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