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及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

总结[1]，环境可持续能力的完成情况并不令人满意[2]。尽管在环境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不可持续地使用自然资源以及气候变化问题依然严峻。究其原因，在于千年发展目标7在设计过程中就存在一系列的不足：第一，涵盖的环境问题比较有限；第二，忽视了与其他发展目标的关联性；第三，环境目标治标不治本；第四，目标模糊，这些都导致各国政府难以执行。

此外，虽然千年发展目标为国际关系中的各类行为体，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且获得了发展中国家、援助国和国际组织的广泛认可。但是，千年发展目标的缺陷也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问题领域之间缺乏关联性及对发展的可持续性关注不足，尤其是没有充分体现环境与社会和经济之间的整体关系。这些问题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过程中都被给予了充分关注。联合国在2030年议程的制定中起到倡导作用，其理念是以连贯和全面的方式解决可持续发展中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而这一理念的核心是一整套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就问题领域而言，新的议程比千年发展目标更为广泛。

董 亮等：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及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年 第1期 2030年议程的有关目标和具体目标是在同世界各地的市民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密集公开磋商和意见交流、尤其是倾听最贫穷最弱势群体的意见后提出的[3]。该议程的制定以2012年的《我们希望的未来》报告为指导，随后不断推动国际政治承诺。2013年成立的高级别政治论坛是国际社会在实现“里约+20”峰会成果文件中的承诺内容，其的目的是综合全面审议全球挑战。同年，通过了开放工作小组成员分配方案。2014年正式启动SDGs的政府间谈判，8月联合国开放工作小组公布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确立了环境作为支柱地位[4]。为了进一步动员政治力量，联合国秘书长也于 2014 年 12 月提交了综合报告。这些报告与文本不断从规范、内容与制度上，对环境目标进行建构，并且反复确认环境在全球发展议程上的重要性（见图1）。

首先，2012年的“里约+20”峰会在国际制度与规范上的推动为SDGs进入2015后国际发展议程做好了准备[5]。大会主要关注了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绿色经济和消除贫困问题，最终通过成果性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其所倡导的体制框架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再承诺[6]，使SDGs的影响在国际制度与规范两个层面上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之后的报告进一步补充了“里约+20”的框架内容，强调了发展的整体性与关联性。

2012年6月，联合国系统任务小组发布的《实现人人想要的未来》（Realizing the Future We Want for All）报告体现了联合国系统的统一立场。它以人权、平等及可持续性为中心原则，并围绕包容性的社会发展、包容性的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性、和平与安全等四个方向设立目标，“要以整体的方式正视四个关键维度：①包容性的社会发展；②包容性的经济发展；③环境的可持续发展；④和平与安全。这种集中的做法是与千年宣言原则相一致的……并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报告强调在制定2015后联合国发展议程具体目标时，要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性及和平与安全间的强相互依赖性。该报告也成为此后开展国际谈判的重要参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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