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的狂欢与落寞

摘要：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科技和文学艺术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在教育体制上仍带有浓厚的苏联模式的色彩。本文对中国教育苏联模式的历史和现实影响进行了一些分析，并对中国目前的教育改革提供借鉴意见。

关键词：拿来主义；教育；苏联模式；反思；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0)05—0183—02

新中国成立以后，就着手建立符合自己教育特色的一整套体系。在当时，向苏联借鉴教育经验是新中国在全而推翻旧教育体制并且要建立符合自身教育特色的体系的首选。1950年2月14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结成了全面的同盟关系。从文化上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科技和文学艺术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在教育体制上仍带有浓厚的苏联模式的色彩。所有这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都值得引发我们的反思，并可作为未来教育改革的借鉴。

一、新中国成立初十年对苏联教育模式狂热的学习与复制

1.基础教育领域的学习与复制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便对基础教育的一些原有课程进行了改革与整顿，逐步确立了新的、统一的关于基础教育的课程制度和体系，从而为新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1953—1957年期间，根据当时党和国家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以及国民经济建设任务，再次对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

“一五”时期，当时中小学的性质和任务重定，强调“以俄为师”，把课程改革作为改革方针和重点，不仅在全局上规定了我国基础教育今后发展的方向，也为我国课程的改革提供了重点指导。当时，许多课程的教学大纲就是在苏联相关课程大纲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就做成的，同时，在各科还强调苏联素材在教学的内容选择上具有重要性和优先性。教学大纲也是严重苏联化，这不仅体现了我国在当时以苏联为师的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的政策和方针，也体现了当时我国全面学习苏联所包含的心态近乎“狂热”。

2.高等教育领域的学习和复制

新中国在教育领域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时，将苏联多年来已经取得很大成效的高等教育制度全套照搬过来，并着手改革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首先，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的全国高校跨校间的院系调整到1953年基本完成。同时以改造旧的课程体系、设立政治课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教学改革在全国各高校展开。大规模高等教育改革的实施以苏联模式为蓝本，于1952年秋正式开始。院系调整是按苏联模’式进行的大学体制改革，把全国的高等院划分为综合性大学、专业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同时全面改革和调整了大学里的系和专业的设置，一些专业的学制根据需要也延长到5年。然后按照苏联学校的一些经验对教学制度的方面电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时任高教部长马叙伦对于在全国全面学习苏联高等教育领域的意义与内容说道：“进行教学改革、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次革命。”1956年5月，高等教育部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将教育改革的经验以规章的形式规定下来，也标志着新的关于高等教育的制度基本确立。

其次，建立了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以专业为中心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制度。内容包括在高等学校中设置有关专业，在参照苏联大学基础上根据当时的实际制定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以及教学大纲。根据有关统计，1954年共制定了173个专业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其中理科11个、工科119个、文科5个、财经12个、医科5个、农科9个、法律2个。此外，国内还组织人员大量翻译苏联的教科书、关于教育方面的书籍和教学大纲。如凯洛夫的《教育学》到1956年共印了29万多册。

再次，邀请苏联专家到中国，在教育领域帮助提高中国大专院校的教育水平。从1950年到1957年，共有大约750名苏联专家在新中国的高校教书或在教育教学方面进行指导。先后有5位专家曾经在i950到1952年期间任中国教育部顾问。同时，中方还大批派遣一些高校的教师到苏联各地去学习和进修。根据苏联有关部门当时的材料，在1949—1960年间，苏联专家帮助培训了19000名中国讲师(17000名在中国，约1700名在苏联)，约占中国大学教学人员的25％。正是由于这些在教学内容、教学制度、教学组织、教学方法等方面所进行的全面的改革，在新中国就确立了不同于我国以前旧大学的一些新的教学制度。而这种带有根本性的教学制度改革要比教育体制改革对新中国的高教制度影响更为深刻。

3.加强对苏联教育模式和经验的介绍与研究

当时教育类刊物也以着重介绍苏联教育的有关经验为主。从1950年到1957年，仅人民教育杂志社就先后在其所出版的77期刊物上刊登有关苏联教育方面的文章多达170篇，共计804页。苏联教育理论反映在多种作品中，最主要的是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的《教育学》。在该书中，凯洛夫认为教育是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教育具有历史性、阶级性的特点；凯洛夫强调教育学的“党性”原则，强调系统知识的传授，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等。凯洛夫的这一教育思想，既与中国的教育传统相通，更与当时新中国的政治要求相一致，因此被全盘接受下来。中国教育工作者，包括师范院校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逐章逐节地学习凯洛夫的《教育学》，因此形成了所谓“凯洛夫教育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影响了我国教育理论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至今仍有它的影子。

二、中苏交恶之后中国教育模式的变化

中苏交恶前后，中国教育界对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进行了反思和改进。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种批判开始半公开化，认为凯洛夫教育学是修正主义的，同时把批凯洛夫教育学与批赫鲁晓夫联系起来，认为苏联教育否定教育的阶级性，苏联教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教育，还批判了人道主义、母爱教育、量力性和系统性教学原则等，这种批判是猛烈的，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

总体上来说，这种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已有的教育体制，但对苏联模式从狂热到冷漠的态度转变已十分明显。1957年，高教部根据中央的指示和精神，开始对一些从苏联学习的做法与制度进行了修正。“教育大革命”的运动则在更大范围上积极地改变了以前的以苏联的模式为蓝本而形成的一些高教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制度。

1976年以后，教育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恢复与反思“文革”前17年的教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认定凯洛夫《教育学》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客观分析与评价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中国教育步入了恢复、发展与体系创建的新阶段。在此期间，中国也相继翻译出版了苏联的教育学教材或教育专著。此时，对苏联教育的学习，已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而是仅限于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富有理性的思考和辨析。到了20世纪90年代，素质和素质教育的讨论更加热烈，其热点是基础教育如何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许多教育理论工作者就素质和素质教育的概念、历史演变、特性、素质教育与个性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在数量、规模和培养能力上迅速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机会大幅增加。但与此同时，在片面追求增长的发展观的影响下，教育领域出现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学校差距不断拉大与新的“上学难、上学贵”问题，教育也成为民怨沸腾的问题领域。

三、对中国苏联教育模式的反思

在教育领域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时，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对苏联教育经验估计过高，把它推崇为绝对的和唯一先进的，而对欧美和旧中国的教育制度缺乏理性分析，缺少实事求是精神。一边倒地仿效苏联模式，既割断了中国教育的历史延续，又忽视了旧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经验和中国的文化传统，还丢弃了我国浓厚的民族特性和人文精神，再加上对欧美教育制度的全盘否定，其结果是文科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被削弱，财经、政法等专业大量减少。实践证明，即使是像苏联这个建设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教育制度和教育上的许多措施及其具体做法，也并不一定都是科学的和符合教育规律的。反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也有可取之处。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苏联的教育虽然带着计划经济和高压政治的严重弊端，但还存在一些优点，而中国在院系调整的时候受条件的局限却没有学到。对于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对苏联的全部经验一切照抄、机械搬运、盲目学习的做法，毛泽东曾在《论十大关系》)中严厉地批评过。1957年，毛泽东又要求教育界：“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虽然国内教育界后来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进行了纠正，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高等教育的体制和教学方法对我国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是有相当大负面影响的，有些影响至今还存在。

总之，教育现代化过程就是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外经验不断冲突、摩擦、融合、演变的过程，坚持用理性的、科学的、发展的心态和眼光审视和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并可作为中国未来教育改革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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