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66岁生日》等

毛泽东的66岁生日

195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6岁生日。这一年，国内经济形势十分紧张，各地传来粮荒死人的消息。毛泽东从大清早起便愁眉不展。这天是卫士封耀松值正班。毛泽东说：“你去把银桥、高智、敬光、林克和东兴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客人到齐了，厨房也送来了饭菜。这天的主食是红豆米饭，一共有六道菜，即：奶汤鱼头、扒羊肉、干煸豆角、炒瓢儿菜、小干鱼、炒腌芥菜。开饭时，大家没有像往常那样在欢声笑语中祝贺毛泽东生日。饭局气氛沉闷，毛泽东不断讲全国形势，并要求大家下乡调查。

晚上，毛泽东吃过饭后给林克、高智等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去河南信阳调查。在信的结尾，毛泽东附上这么一段话：“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过了三个生日。这三个生日都过得很简单。三个生日宴上，没有酒，没有寿糕，也看不出丝毫喜庆氛围。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毛泽东的心情也开始好了起来。1965年12月26日，毛泽东72岁生日，请了许多工作人员一起吃饭。这次生日，毛泽东吩咐上了几瓶红葡萄酒，并带头喝了一杯。从这天的菜谱来看，比以往要丰盛多了。（摘自《中华读书报》，顾奎琴/文）

周总理和他的理发师

朱殿华师傅1924年出生在北平，13岁拜师学理发，16岁跟师傅学习正骨推拿。他还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日开国第一宴的主厨。

1971年随着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周总理国务活动特别多。每次有外事活动，周总理总是先到北京饭店来理发。当朱师傅看到身心俱疲、面容憔悴的总理时，心里特别难受，他趁着给周总理理发之际，手法轻盈地给总理按摩推拿，使劳累的总理一会儿就睡着了。周总理睡醒后，一般是吃一碗面条，饭后、理发完他必定吩咐秘书如数付款交粮票。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朱师傅给总理做面部整容，总理面部消瘦、双颊深陷，胡子老长，朱师傅泪流满面，失声痛哭，这是朱殿华师傅最后一次给周总理理发。

事后，朱师傅禁不住小声询问总理秘书：“总理这么长时间没理发，我几次要来，都没回音。”秘书流着泪说：“总理说‘你瞧我病成这个样子，老朱给我理了这么多年的发，他见了我会难受的，别让他来吧’。”听罢，朱师傅又泪如泉涌。（摘自《人民日报》，彭晓东/文）

启功和他的恩师陈垣

1933年，启功拿着自己的文章和画作去拜见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先生。陈垣认为“写作俱佳”，当即把启功安排在辅仁中学担任教员。然而没隔多久分管附中的教育学院院长发现启功连中学也没有毕业，把他解聘了。陈垣得知后，又把启功召回，把他安排到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也真凑巧，分管美术系的还是那个教育学院的院长，他仍然以学历不够格而将启功辞退。1938年9月，陈垣再次伸出援手。他对启功说：“你就回辅仁跟我教大一年级的国文课吧”。这是启功第三次到辅仁。

启功对陈垣的师恩时时不忘。他在《上大学》一文中说：“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

1971年陈垣先生因病逝世，启功十分悲痛。启功一直想用一种方式来纪念老师。1988年8月，启功义卖了一批书法绘画作品，筹集资金，在北师大设立了一个以陈垣书斋“励耘书屋”为名的“励耘奖学助学基金”。1991年，在陈垣先生诞生110周年之际，启功赴香港举行“启功书画义展”，共筹得人民币163万元。当时学校建议以启功的名字命名奖学金，启功却予以坚辞。1991年11月，励耘奖学金正式设立。（摘自《江门日报》，罗凌/文）

袁静芝两次行刺张学良

西安事变解决后，蒋介石要张学良护送他回南京。1937年初，张学良由南京被秘密转移到奉化溪口，幽禁在雪窦山。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也来到溪口陪伴张学良。

当时，蒋介石的侄媳——原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的妻子袁静芝也住在溪口。西安事变中，蒋孝先被张学良的部下误杀。蒋孝先死后，袁静芝一直住在溪口镇。她决心为丈夫报仇。她以在雪窦寺里为亡夫蒋孝先做法事由头，伺机刺杀张学良。这天，袁静芝披麻戴孝，在雪窦寺的大雄宝殿里焚香祭夫。张学良和于凤至散步时听到大雄宝殿里传来哭声，特务队长刘乙光说是蒋孝先的遗孀在做法事。张学良觉得该去上炷香。张学良为蒋孝先的亡灵上香拜祭后，转身对袁静芝道：“人死不能复生，蒋夫人，请节哀顺变。”袁静芝假意回礼道谢，同时将手伸进衣服里面去掏枪。千钧一发之际，于凤至大呼一声，跌倒在袁静芝身上。于凤至带着歉意道：“对不起，蒋夫人，我身体不好，失礼了。”袁静芝无法掏出枪来，行刺泡汤。

之后袁静芝决定在山林中射杀张学良。那天，张学良和于凤至在刘乙光等特务的“护卫”下登上了妙高台。而袁静芝就藏身在妙高台下一块巨石后面。张学良和于凤至的身影一出现在她枪击的范围内，她立刻开枪，子弹呼啸着从张学良身边飞过。刘乙光立刻朝枪响处扑去，袁静芝来不及开第二枪就被抓住，手下也都被控制了。于凤至挡在张学良面前，凛然呵斥：“我是汉卿的妻子，如果你一定要认定汉卿是你的杀夫仇人，那就让我代他一死。”

蒋介石知道了这件事，但并未深究，而是给了袁静芝一笔巨款，让她在上海买了一幢房子。袁静芝定居上海，解放后，随女儿搬到宁波居住，后任宁波市政协委员。（摘自《天津日报》，刘继兴/文）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除了各部有印之外，民国行使大权的只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这一方印了。一般在用印时，还要附上孙文的签名方能生效。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据江苏代表袁希洛回忆，1911年12月31日，“我去江苏都督府将篆刻好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捧回代表团，各代表推我在总统就职时为授印代表……”1912年1月1日晚，在孙中山宣誓后，“我手持大总统印授予总统，总统受印，交秘书长盖于宣言上。”大印的印文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孙中山立正躬身敬受后，立即启印加盖于《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通告海陆军将士文》的文告之上。这是大印的首次启用。

大印是何时制作的？从南京光复，到确定定都南京，只有十多天的时间。各省代表会的议员们一直在争论国体的问题，甚至为要不要“临时”二字争得面红耳赤。12月27日，各省代表马君武等人专程赴上海，向孙中山汇报组建临时政府问题。孙中山说，临时二字可以不要。28日，马君武等回南京后，向各省代表汇报告在上海与孙中山商讨的情况。代表会认为，“因各省有未独立者，正式宪法尚未制定，正式总统亦无从产生，仍须冠以临时字样”。

也就是说，直至28日才最后确定了大印的印文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而江苏代表袁希洛将大印捧回是31日。以此推断，制作大印的时间是29日、30日两天。（摘自《人民政协报》，刘小宁/文）

吉林抗日第一人冯占海

1931年9月，东北军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劝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抗日未果，愤然将部队带到永吉官马山，在一个叫老营盘的小镇上誓师，发出抗日通电，举起抗日大旗。

冯占海收编了宫长海、姚秉乾等抗日义勇军，被张作相任命为吉林省警备司令兼混成新编第一旅旅长，全军15000余人。之后又联合李杜、丁超、王之佑等人，成立吉林自卫军。

1932年4月中旬，吉林自卫军决定反攻哈尔滨，冯占海率部西进，连克方正、宾县等地，共毙俘敌4000余人，队伍增至3万多人。6月，冯占海所部自卫军改称为吉林抗日救国军，冯占海为总司令。

1932年7月初，冯占海率领部队向吉林挺进，打响了震惊全国的吉林省城围城战。久攻吉林省城不克，部队伤亡惨重，冯占海不得已撤出吉林攻坚战，带领部队转移，于1933年1月到达了热河北的开鲁县。张学良将冯占海所部吉林抗日救国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63军，冯占海为中将军长兼暂编91师师长。他率部参加了二三月间的热河保卫战，并参加了冯玉祥、吉鸿昌等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四路总指挥。

“七七”事变后，冯占海部相继驻守河北、河南、江西等地，参加大小会战，损失极大。国民党政府解除了冯占海的军权，给他一个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的空头衔。冯占海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于1939年春迁居昆明，经营旅店业。

新中国成立后，冯占海带头捐款支持抗美援朝。1958年10月，他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吉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3年9月14日，冯占海病逝于长春，享年64岁。（摘自《吉林日报》，姜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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