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驱高语罕的曲折人生

主持会议，对南昌起义领导人分别给予批评、处罚，并要求陈独秀、谭平山、高语罕等人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承认错误。陈独秀等人一口回绝。后来，他们又集体反对极左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号召，被打成“托派”，开除党籍。

不为五斗米折腰

远离政治以后，高语罕猫在上海的亭子间，专心著述。这个时候，喧哗过去，亲友散去，他的内心是孤寂的，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爱情女神将女医生王丽立送进了他的生活，两个人在虹口区提篮桥和汇山路之间租房栖身。白天，王丽立去大马路南洋大药房挂牌行医，高语罕在家里奋笔疾书，煮字疗饥；晚上，两个人逛逛公园、喝喝咖啡，享受着难得的闲散时光。

据统计，到1936年，高语罕连续出版了20来种图书，其中，著作有《语体文作法》、《国文评选》、《青年书信》等，译著有《历史哲学纲要》（黑格尔）、《知识学》（费希特）、《辩证法经典》（马克思、恩格斯）等。

为预防不测，表明心迹，他还特意立下一份遗嘱：“予若以党争或其它变故及疾病而死，所有予之著作权皆赠与丽立。予之墓旁应留一棺之地，作丽立他年归结，藉践同分之约。”

在收获学术成果和爱情之后，高语罕也收获了友情。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逮捕，不久，就移送到南京江苏高等法院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关押。这是他第5次坐班房。陈独秀感到凶多吉少，就给高语罕写信，交代身后事宜：“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务请先生再去探望一次……”1934年7月21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在此期间，高语罕多次到看守所探视，送去衣物，嘘寒问暖，表达了深厚的革命情义。

1936年冬季，著名报人陈彬和创办了一张《申报》（港版），邀请老友高语罕帮助撰写社论。于是，高语罕携王丽立前往香港。后来，高语罕发现，他所撰写的社论，常因观点与报社老板不一致而被人改得面目全非，因此，他不顾生计中断，对陈彬和申明：“我的许多老朋友大半都为革命而牺牲了，有一些现在还关在牢监里。惭愧得很！十年以来，偷生海隅，实在对不起我那些或死或囚的老友们！只有一点政治的人格和良心，还没有出卖。现在要我出卖我的良心与人格，那就无异于戕害我的生命。请你原谅，我此后不能给你再做社论。”

“八一三”淞沪战役刚刚打响，高语罕就按捺不住报国激情，从香港回国，准备前往上海，投身抗日洪流。但回到国内以后，上海、南京等地相继被日寇占领，他无路可走，只身返回家乡正阳关，一边休整，一边等待机会。1938年春天，他得知武汉成为抗日大本营的消息，就在镇上办了一张难民证，前往汉口，住在难民所，那里可以免费提供食宿；8月，又由胡宗南（高语罕在黄埔军校任教时的学生）安排，飞往战时陪都重庆，经黄埔军校同事、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安排，请他做了一名参议，每月虽有一些收入，却是个“不参不议”的虚职。仿佛被迎面泼了一盆冷水，高语罕心情不爽，却也是无可奈何。

“关门弟子”吴敬琏

生活逐渐安顿下来，高语罕又打电报，叫来了在湖南常德避难的王丽立。不久，他听到陈独秀被提前释放、移居江津的消息，便搬了过去。两家相距不是太远，人们经常可以看见山间小路、荷塘岸边，一高一矮悠然漫步，倾心交谈。高个子就是高语罕，矮个子就是陈独秀。

在那个烽火连天的艰难岁月，江淮大地已经沦陷，寿县也被日军攻占，许多人背井离乡，逃往西南。1922年，潘康侯在寿县县城开设了中华大药房，成为当地西药经销第一人。流落江津后，开了一家食杂店谋生。萍水相逢，两位老乡格外亲热，经常在一起作诗、挥毫。在《高语罕在江津》一文中，潘际凡（潘康侯之子）回忆道：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见高（语罕）带着新版《烽火归来》托家父代售；又一次，高来我家，母亲特为他做家乡“小刀面”和“火烧馍”。高边吃边赞，勾起缕缕乡情，不禁嘘唏，乃将移居江津途中之作写成四扇条幅，赠送家父。其中一诗云：“香岛归来北地驰，慷慨唯嫌剑履迟。三度中秋闲岁月，满腔孤愤似呆痴。”不久，又赠诗曰：“十年鲁连不帝秦，输将热血洗乾坤。平生师友飘零尽，千里翻违伏枥心。”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走完了自己64岁的悲壮人生。6月4日，高语罕就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我们晓得一个思想家或一个文学家，若果要在他的生活奋斗的过程中，使他的学术上的创作和他的辉煌灿烂的人格保持着绝对的和谐，就必需具有一种为真理而牺牲的坚定意志和勇敢精神，而这种精神与意志之表现，第一是耐得穷，吃得苦。第二是把死生看得很淡。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解南京，陈先生在京沪车中酣睡达旦，像平时旅行一样。

抗战胜利前夕，民众的生活空前艰苦，高语罕也到了家无隔夜粮的地步。1945年7月，他应《新民报》社长陈铭德、总编邓季惺的邀请，迁居成都，一边为报纸撰写自传《九死一生》（连载），一边为四个初中生补习功课。1931年，邓季惺的丈夫吴竹似英年早逝，留下了吴敬琏等三女一男。一年以后，陈铭德与邓季惺结合，对这几个孩子视若己出。吴敬琏年龄最小，只有15岁。在辅导中，因为有小青年陪伴，高语罕的心情好了不少。他对吴敬琏格外看重，评价道：小弟（吴敬琏的乳名）“有心思，有条理，嗜学。”高语罕桃李满天下，吴敬琏可以视为其“关门弟子”。

1946年春天，高语罕搭乘新民报社的专轮，抵达南京，在明瓦廊街一所简陋的民居内栖身，不求那些做了高官的友人、学生施舍，继续卖文为生。他曾对人坦言：我现在既不属于共产党，也不属于国民党。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民主政治必须由民主政党来领导；这个政党必须彻头彻尾服从大多数民众的公意舆论，而不是强奸民意所制造出来的舆论；每一个真正的（不只是招牌的）民主政党，就是说，它内部压根儿就是民主的。如果党内没有民主，它便没有对人民实行民主的可能。

1947年3月，高语罕胃癌复发，卧床不起，无钱治疗，他曾想回正阳关养病，可是，当时国共两党正在打内战，淮河两岸兵荒马乱，重病在身，出行不便，于是，他就写信，请妹妹到南京服侍自己。后来，病情恶化，他被学生王持华等人送进医院抢救。4月23日，溘然而逝。临终前，高语罕希望自己能够落叶归根。可是，由于经费困难等，最后，被安葬在南京南门外花神庙，与《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墓隔路相对。墓碑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

2011年10月，中央党校哲学部胡为雄教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高语罕在20世纪上半叶撰写的《白话书信》、《理论与实践：从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出发（书信体）》、《青年书信》这三本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通俗著作。”“高语罕的著作社会影响巨大。1921年他的《白话书信》出版发行后，即与《独秀文存》、胡适《尝试集》一起，成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最畅销的三部书之一，后曾屡遭国民党当局查禁，却一版再版，共发行39次，总数达10余万册之多，该书影响了众多青年革命者。”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应是高语罕。

作者单位：《东北之窗》杂志社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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