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党代会的历史细节

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坐在马林另一侧的李汉俊偶尔也补充翻译几句。

张国焘讲话后，由马林致辞，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马林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一直讲到将近半夜，给代表们留下深刻印象。十几年后，毛泽东对此还记忆犹新，评价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会议的议程和任务，一致同意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各地区的工作，然后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制订今后的实际工作计划，最后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这些议程分别安排在以后几天的会议中逐项进行。

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

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

7月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代表们在讨论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时，意见基本一致，但在个别问题上也有分歧。上海代表李汉俊认为，世界上的革命，既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共要走什么样的路，最好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再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经过一番研究后，才能决定。他认为，目前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共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北京代表刘仁静反对李汉俊的意见，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说中共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对于李、刘二人之间的争论，濮清泉如实记录了陈独秀的评价：

“张国焘、刘仁静两人是倾向极‘左’的，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他俩是醉心‘左’倾名词的‘疯子’，简直是痴人说梦。他俩也不看看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情况，以为那样少数的无产阶级就可以单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真是‘幼稚得可笑’。李汉俊却倾向极右，他主张党只能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他认为一切都要合法，不能进行非法活动，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落后了，要想像俄国无产阶级那样，最少还要几十年。陈独秀说，李汉俊要搞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可惨的是蒋介石连这个合法的人，也不允许他存在，必杀之而后快。李汉俊还免不了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陈说第一次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两种倾向，制定了党的章程（按：应为党纲）。他说这个章程是按照列宁建党的原则，即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精神而制定的，是定得好的，比欧洲各国的党章要革命得多。”

应该说，陈独秀对一大“左”、右两种倾向的概括是比较准确和深刻的，他对一大纲领的评价今天看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由于强调遵循布尔什维克列宁式的建党思想，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避免了第二国际式的社会民主党的弊病。

细节二：一大中央局选举，有一人没投陈独秀的票

一大最后一天会议进行中央局选举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刘仁静是这样回忆的：

“当时是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的。当唱票人念到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武马上就问：‘是谁选的？’我说：‘是我选的。’董必武就没有吭声。1923年李汉俊到北京时，我去看他，他对我在‘一大’上投他一票，还表示感谢。在1923年或1924年我碰到蔡和森时，蔡对我说，‘一大’时我选李汉俊有历史意义，因为那时选举好像事先有默契，选谁每人心中都有数。”

从刘仁静的回忆来看，中央领导机构3位领导人的选举似乎事先规定了候选人。从董必武的惊问来看，很可能这是所有选票中唯一未按事先约定投的一票，如果不是出于对有人越轨的极大惊异以及对李汉俊的个人好感，董必武大概不会忘掉无记名投票的基本要求，忍不住当场查问起来。

现在看来，刘仁静投了自己在一大上的主要争论对象李汉俊一票，首先说明刘仁静是个有个性、有主见的书生，看到李汉俊有学问有贡献，不免惺惺相惜。同时，这一票也说明刘仁静襟怀坦白，争论时对事不对人，即使对事而言，在他心目中也完全是同志间的正常讨论。刘仁静之子、刘仁静传记作者刘威立对此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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