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丁海关”

上海外滩的海关大楼，是百多年来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江海关自从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开始设立，鸦片战争后，根据《南京条约》开放上海等五口通商的约定，江海关征税事宜由当时清政府的苏松太(苏州、松江、太仓)道台兼理。1853年(清咸丰三年)，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馆，乘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之机攫夺了上海关行政权，组织海关税务管理会，由英、美、法各派一人担任税务司。从此，象征着国家主权的海关就被帝国主义把持了将近一百年，直到上海解放。我的父亲丁贵堂，在这座大楼里度过大半生岁月，海关有他终身的情结。建国初期他去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初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时，毛主席亲切地称他“丁海关”，这个称呼，很确切也很形象。

父亲1891年11月18日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一个农家，今年是他诞生120周年。幼年时代，祖父发现他聪明好学，智慧过人，就下决心即使贫寒也要集全家的收入送他去读书。先上私塾，后来在家乡上小学和奉天(今沈阳)高等学堂。19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开始在奉天新建的东关模范学校任教。1911年春，去奉天报考了政法学院和北京税务专科学院。五年后，从北京税务专科学校毕业，被派往安东海关任见习生，从此，开始了他长长的海关生涯。

海关里不屈不挠的斗争

父亲由于中、英文都强，工作又勤劳能干。从见习生很快就逐级上升。1919年他被调到北京海关总署任帮办。1927年调到上海海关任汉文秘书。1928年升任汉文科税务司。虽然升级很快，他看到海关大权完全掌握在洋人手中，心情郁悒而愤慨，总是盼望着能收回海关的主权，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所以当他升到税务司之后，就开始运用自己的职权向洋人进行了一系列斗争。

他首先组织成立了一个海关的华籍关员俱乐部，里面有打台球、打乒乓球的场所，有餐厅，还有一个可以开会、演戏、看电影的大厅。通过俱乐部的活动，团结了广大中国关员，让中国关员在业余有个谈心娱乐的场所，虽是一件小事，却是海关里从来没有过的。

海关外籍关员的工资远远高于中国关员，还有中国人没有的各种福利津贴。父亲联合了总税务司署的中国关员向洋人交涉。经过激烈辩论，终于争到平等的工资和房贴、煤贴福利待遇。他又组织海关中国员工联合会向洋人提出“提高职权、改善待遇”的要求。得到广大关员的坚持，据理力争，当局终于被迫把几位工作很有成绩却长久得不到提升的中国关员升到税务司的职位。

在一次参加关务署在南京举行的“海关关制审查会议”上，父亲为挽回中国关员的行政管理权和提高待遇的问题，同其他中国高级关员一起，与洋人辩论得面红耳赤。最终还是通过了中国关员与外籍关员原则上有平等的权力和地位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洋人的霸权。他在会上还提出：今后，一切海关事务必须由上级关务署同意后，方可执行。他还坚持海关的“报关单”和其他统计报表上，都应该加列中文，打破了海关单据全部用英文的惯例。维护了中国关员对海关的管理主权。

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媚外政策，海关里的外籍官员总是飞扬跋扈，不把中国关员放在眼里，父亲的主张和做法经常受到他们的干扰。例如“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为了要给日本关员岸本广吉腾出位子，就派时任总税务司署总务科税务司的父亲出国考察。父亲无奈，只好在1935年春，以欧美关政考察特派员身份去欧美几个国家考察了半年多。又如1943年美国人总税务司梅乐和退休离职，父亲被委派为代理总税务司。这意味着中国关员可以执掌海关的主权了。但是，昏庸的国民党政府又委派了美国人李度为总税务司，派父亲到新疆去建设新的海关。父亲于1944年去新疆，先后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塔城、伊宁等五个城市设立了海关并且承担了这五个海关的税务司。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又派父亲任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负责接收京沪区的海关，并让他兼任江海关税务司和浙江海关税务司以及上海浚浦局局长。但是一年以后，李度又委任白立查为江海关税务司，调父亲回总税务司署。

父亲曾告诉我他的祖先一家也是从山东千辛万苦地闯关东来到奉天的。他们那一代的硬汉品性，完全是闯关东时期练出来的，他们热情豪爽，不怕困难，不向强暴低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对家乡东北的沦亡极为痛心，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万分愤恨，决心要以各种方式支持我国军民的抗日斗争。1932年春“淞沪战争”时，父亲对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战十分钦佩，不仅自己大量捐款，也发动中国关员们捐款，还通电号召各地海关中国关员捐款。

在他的倡议下，全国海关中国关员从1933年起，按月捐献薪金的5％，以一年为期。他们又先后支援了东北义勇军和冯玉祥、吉鸿昌、宋哲元将军在华北的抗日部队，还协助了阎宝航领导的救国会，宋庆龄和斯诺、艾黎等创导的“工合”运动等。他还带动海关中国关员，开展多次临时捐款。1937年全面抗战后，他请阎宝航交了一万元给八路军办事处。以后又捐出二万元支援新四军。他与海关中国员工共捐款五万元，支援抗战和救济难民。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海关总税务司署曾将华北日本侵略军进出山海关和长城各口岸的详细情况密报给重庆的国民政府。日本宪兵队认为这是“间谍行为”，在1942年3月底逮捕了父亲及海关另一名税务司张勇年。经过了一个月的审问辱骂、殴打，父亲不屈不挠，始终不承认是“间谍”。日本宪兵队在无证据的情况下，只得将他释放，但仍在暗中严密监视。父亲出狱后，以旧病复发为名回东北老家养病，不想再受日本人欺凌，在好友帮助下，冒生命危险，穿越日本人的封锁线，辗转周折，终于抵达当时的陪都重庆。

秘密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

过去我们总认为父亲只是一位爱国人士，像他的那些好朋友阎宝航、孙恩元、宁武等一样，却不了解他在解放前好几年已经悄悄地靠近革命，结交了一些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那时我经常看到父亲带客人来家，在一间我们很少用的小客厅，关上门并拉上厚厚的窗帘。我和哥哥、姐姐们就会说：“又在开秘密会议了!”并未介意过。直到前些年看到一些报刊登载了父亲参加上海海关起义等事迹，特别是父亲的老朋友夏衍和李正文同志的两篇文章，才恍然大悟，十分感动。原来小客厅里的密会商议的是极重要的、有关解放全中国的大事，难怪上海解放前夕，小客厅的窗帘拉上得那么频繁，原来父亲已经秘密地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而且立了一件大功。

夏衍老人回忆说：“1948年冬，我在香港工作，陈琼琨忽然从上海秘密到香港，到《华商报》来找我，说他是得到上海海关关长丁贵堂的同意，特地到香港来找共产党的。他说：上海海关有悠久的历史。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一百多年的档案，有一批可观的库存和许许多多爱国的、有经

验的职工，国民党政府正在强迫他们去台湾，所以争取丁贵堂起义十分必要。我问陈有没有把握?他说丁有威信，为人正直，绝大多数海关职工是爱国的。所以只要有丁关长下决心，起义是完全有把握的。我立即向潘汉年报告，他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很快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明确指示，就是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的职工原职原薪不变，这样，事情很快就解决了。知道这事的只有潘汉年、许涤新和我三个人。上海解放后，许涤新(他是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就和丁贵堂接上头了。”

李正文同志在《丁贵堂在上海立功》一文中详细地叙述了从1941年9月同我父亲结识起，就感到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深感中国海关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一直等待中国出现一个为人民办事的开明政府，收回海关主权，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他通过父亲的挚友兼同事孙恩元，经常同父亲保持联系。

“1948年下半年，根据上海局的决定，我和孙恩元同志商量，请孙正式向丁提出党组织对丁的希望，直接参加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请他利用职权，千方百计设置障碍，或制造借口，阻挠蒋介石从大陆向台湾运输军队和物资，特别是在船只调拨、让开航路、码头装卸等方面，不要让贵重物资(早已被蒋介石从各地运来上海堆积如山)被国民党政府出卖给外国。1949年3月，我又通过孙向丁提示，希望他不仅自己不去台湾，还要宣传海关工作人员都不去台湾，坚守岗位，坚决保护海关财物，在解放军到来时全部完整地献给中国人民。”

“1948年春，上海海关总税务司李度逃离上海，海关的大权就掌握在丁贵堂手里，他就可以向所有的海关工作人员发号施令了。那时，上海地下党海关总支秘密发动群众，保护关产，上下默契配合。于是，海关全部、完整地保存下来，回到了人民手中。国民党政府曾从台湾先后三次严令丁(当时他兼上海浚浦局局长)把最好最大的‘建设号’挖泥船开往台湾，丁假称该船亟待修理而留了下来。他同蒋介石的物资抢夺战相当激烈，也可以说是解放上海战役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上海解放前的那段日子里，海关所有大小关员都很关心父亲的去留，父亲就毅然宣布自己决定留沪。这个决定使全体关员欢欣鼓舞，父亲并且立即电令全国海关：“不得撤退，不得运走档案，不得汇走税款。”这些措施保证了解放后能够顺利地协助上海军管会接管海关总税务司署、江海关和浚浦局的全部机构。

最后一个坎

上海解放后，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海关总署副署长、海关管理局局长。之后，又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委员。

解放后，父亲知道了他的许多好友都是地下党员，他很快乐。1950年，他就把海关总署的人员和自己全家搬迁到北京了。组织上安排他和海关总署署长孔原同志，住在北京台基厂一号院。两家各住一幢小楼。孔原同志是平易近人的一位党员领导。他和父亲来往频繁，相处十分融洽。父亲很快就向孔原同志提出入党要求。孔原很高兴，一方面鼓励父亲，一方面劝他要多提高对党的认识，加强党性锻炼，将来一定会如愿。

父亲听从孔原同志的话，一方面主持海关的建设，不遗余力，一方面努力学习党章党纲。1954年和1959年，他还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和第二届代表。但不幸的事发生了。他晚年患了糖尿病，影响视力，不能多读书、看报、看文件。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工作，他坚决要做眼部手术。不料手术后由于护理的疏忽，造成了血栓。1962年11月21日晨，他正准备出院回家时，突发肺动脉栓塞，抢救不及而离世，终年72岁。他的骨灰，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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