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支出与FDI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GMM估计，考察了政府公共支出、FDI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和FDI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都呈现显著为正，但FDI 并不是主要因素，长期以来政府公共支出成为拉动西南地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竞争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为正，其中地理相邻的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相邻的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

关键词：政府公共支出 FDI 溢出效应 经济增长 面板数据模型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经济总量持续高速增长；二是资本投资快速扩张。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5）、汤向俊（2006），通过对1978年以来我国经验数据的分析，证实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是物质资本积累的结果。而按照不同投资主体对资本投资进行划分，大致可以将资本投资划分为政府公共支出、外国直接投资（FDI）和私人投资三部分。

目前，FDI已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过去的二十年里，FDI不仅为我国提供了资本来源，增加了资本存量，缓解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短缺，而且还提供了先进的技术、组织与管理技能以及其他无形资产，产生了一种溢出效应。政府公共支出是政府从宏观角度调整经济运行的主要政策工具，对促进国内经济的平衡稳定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

纵观政府公共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和FDI技术溢出效应相关的研究，不难看出：不论在规模上还是结构上，政府公共支出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FDI技术溢出效应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以往的研究，都没有考虑到相邻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竞争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也没将作为经济增长主要贡献的资本累积的两个重要部分—FDI与政府公共支出结合起来分析，考察其对区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共同作用。

从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经济效率得到极大提升，资源配置日趋优化，经济总体上保持了高速、持续的增长。然而，在西部地区宏观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西部各省之间的经济差距也显现了逐步拉大的趋势。并且，FDI并没有像人们预计的那样向西部地区迅速推进，反而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中，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日益成为理想的投资地区。200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对内辐射整个西南地区，对外辐射到东盟，为今后西部大开发找到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FDI技术溢出和相邻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从区域间经济联系的视角分析FDI、政府公共支出对区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

变量和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基础数据来源于西南各省的统计年鉴（由于西藏的资料残缺不齐，不便统计，本文剔除了数据缺失的西藏），采用6个变量来考察政府公共支出、FDI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各省的产出Yit、资本Kit、劳动Lit；重点考察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溢出效应，选取预算内财政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投入之和；加权的相邻省份政府公共支出按两种方法进行构造：

一是相邻省份政府公共支出WFI_1，WFI_1it=Wit*FIit，根据Case等（1993）的方法，按实际人均GDP相邻构造相邻关系。如果省份i与j的实际人均GDP水平一样，那么，i与j的政府公共支出主要受对方政府公共支出的影响，而与其他省份政府公共支出的关系相对较弱。实际人均GDP相邻权数矩阵中W的元素Wij的构造如下：

（其中RGDP为实际人均GDP）

二是相邻省份政府公共支出WFI_2，按照地理相邻构造相邻关系。如果省份i与j相邻，则j的权数为１；其他与省份i不相邻的省份为０，构造地理相邻的加权矩阵W。WFI_2是所有省份政府公共支出的加权平均值。

计量分析

（一）实证模型

考虑到区域经济增长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在时间上具有动态连续性的特征，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政府公共支出、FDI的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了消除原数据序列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经过推导得到如下估计模型：

其中，i=1，2，…分别表示各省份，T=1，2，…，T表示时期，vi为截距项，度量的是各个横截面单元的个体，表示不同省份的差异，μit为随机扰动项。

（二）模型估计

模型（1）和（2）中含有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从而导致解释变量具有内生性，即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关，且模型具有横截面相关性。如果采用标准的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必将导致参数估计的有偏性和非一致性。因此，本文采用GMM估计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表1、表2所示结果。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所有自变量都通过了在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各影响因素都能较好地解释经济增长的差异。其中，产出的资本弹性大于劳动弹性；前一期的产出对产出的增长存在正向影响，资本和劳动力对产出增长均有正向的作用；政府公共支出和FDI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都呈现显著为正。但FDI并不是主要因素，长期以来政府公共支出成为拉动西南地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竞争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为正，其中地理相邻的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相邻的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

（三）模型检验

为了评价模型估计结果平稳性，对模型（1）和（2）进行面板残差的平稳性检验，如果残差不是面板单位根过程而是平稳过程，则可以认为参数估计量不是伪回归结果。为此本文运用Levin，Lin和Chu （1992）的t*统计量、Breitung （1994）的t统计量以及Im，Pesaran和Shin（1995）的w统计量进行面板残差的平稳性检验（见表3、表4）。

从表3和表４可知，模型（1）和（2）的面板残差在1%的显著水平上是平稳的，本文所估计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基本准确地反映了政府公共支出、FDI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FDI、政府公共支出对区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影响，进一步考虑FDI技术溢出和相邻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西南地区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竞争对与其地理临近省份的经济增长会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其中地方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性支出不仅为本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发展条件，也会影响地理相邻省份的经济增长，而科教文卫方面的非生产性支出对相邻省份会产生人力资本溢出、医疗条件溢出等，推动了相邻省份的经济增长。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竞争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在1%以下，这表明相邻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扩大虽然对经济增长有贡献，但并不是主要影响因素。

FDI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增长尚未成为积极因素，吸引外资和利用外资的能力较弱，对经济发展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促进作用；大量劳动力向东部、中部和沿海地区流动，对西南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的外溢效应。并且，由于西南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程度不高、引资规模小、引资结构不合理等原因，使得内资企业通过学习效应、模仿效应、人才流动和产业关联等途径获得FDI技术溢出的作用不大，没有通过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产生“挤入”，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挤出效应”。

因此，我国西南地区应当充分发挥“西部大开发”和“北部湾经济区”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提高政府效率，充分利用政府公共支出的外溢效应，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在引进外资方面，不能只注重外资量的增加，更要注重引进战略投资者，提高引资质量，改善引资结构，提高对外资企业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西南地区各省份应采用不同的资本政策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实现西南区域内经济联动发展，从而缩小各区域经济差异，促使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强.地方政府竞争与地区经济增长[J].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2.许治.政府公共R&D与内生经济增长[J].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3.沈坤荣.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01（5）

4.李广众，任佳慧.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各地区19个制造业行业的经验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5（4）

5.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顾剑华，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经济统计及数量经济分析。

推荐访问:经济增长 溢出 支出 效应 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