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室复辟时期和十八世纪英国戏剧中道德观的差异

【摘 要】道德是戏剧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戏剧艺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戏剧的道德观是从普遍道德的角度出发，抒发出观众群体的心声，跟上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并结合剧作者自己对生活的感悟。一方面揭露反面人物，另一方面塑造道德化的人物，达到劝善的目的。本文将比较威彻利的《乡下女人》和谢里丹的《造谣学校》两部戏剧所反映的王室复辟时期和十八世纪百年间道德观的差异，并分析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道德；戏剧；观众群；王室复辟；十八世纪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4-0024-03

一、引言

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戏剧艺术反映社会生活，必然要以道德作为自身重要的思想内涵，是戏剧艺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本文比较相隔百年的两部戏剧所反映的道德观差异——威彻利的《乡下女人》和谢里丹的《造谣学校》，并分析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

二、剧本简介

剧本《乡下女人》（The Country Wife）由威彻利（William Wycherley）创作于1672年，1675年首演。讲述的是一个声名狼藉的花花公子霍纳为了在伦敦社交界猖獗地勾引女性而制定了巧妙计划。通过散布关于自己性无能的谎言，他获得了城里所有已婚男人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可以自由地接近他们的妻子。与此同时，新婚的皮驰怀夫极力试图让他天真的乡下新娘远离伦敦单身汉们，但是当她和霍纳相遇，便发生了一连串荒唐的故事。《乡下女人》沿袭王政复辟时期喜剧的浮华造作格调，得到了当时英国戏剧界极高的赞誉，作品表现了一定的社会洞察力，同时详尽细致地刻画了剧本中的复杂人物。然而因为剧本中大量有关情色等伤风败俗的情节，在十八世纪一度禁演。直到现代，学者们才给予了这部喜剧作品应有的关注和新的认识。《造谣学校》“School for Scandal”是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最著名的喜剧之一，也是英国喜剧的优秀典范，于1777年首演。在这部喜剧里，谢里丹以所谓“自然状态”的宗法道德和名为“文明的”实为“败坏的”上流社会道德相对比，描写乡绅蒂兹尔爵士娶一个梦想进入上流社会的乡间贫女为妻，妻子到伦敦后沾染贵族女子的恶习，挥霍无度、搬弄是非，致使自己险些失身，最后终于悔悟并与丈夫和好如初。

三、道德观的共同点及差异

《乡下女人》和《造谣学校》两部戏剧，从风格来看，同为社会风俗喜剧；从内容来看，情节编排同样有着相似之处，都是描述年岁较大的丈夫娶了年轻的妻子，把这种存在缺陷的婚姻作为一个共同的主题，并通过喜剧的手法博得观众的喝彩。正由于两部剧的共同点，《造谣学校》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王政复辟时期的戏剧作品。然而这两部戏剧的创作却相隔百余年。“由于相隔一个世纪，他们的戏剧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Loney 263）“喜剧的传统仍在延续，但也发生了变化”。（Loftis 12）《乡下女人》中的情节多为打情骂俏、勾心斗角之类描写，而《造谣学校》却充满着十八世纪后半叶盛行的感伤主义，剧中冲突尖锐，讽刺辛辣，而且经常穿插生动有趣的情节及令人发笑的场面，对话漂亮俏皮，迄今仍保持着舞台生命力。

道德在戏剧艺术中的具体体现，是寓教于乐、潜移默化、艺术性渗透的。道德不仅作为戏剧艺术思想内涵中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更成为被戏剧艺术所统领、决定与制约的要素。同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对于戏剧艺术具有明显而又巨大的反作用力（赵经武30）。也如Auburn所说：“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提供了每一代人一面镜子，反映了那个时代所信奉的道德和人性。”（106）相隔一个世纪的两部戏剧表现出了英国百年间道德观的转变。而从表象上看，威彻利和谢里丹传达的似乎是一种对道德的错位理解。许多学者认为《乡下女人》里打情骂俏等有伤风化的情节描写过多，没有塑造出任何一位有德行的人物。《造谣学校》充斥着造谣与猜忌，剧中人物查尔斯虽慷慨大度并且没有引诱女子的企图，但因其深陷酗酒与赌博而不能自拔，也算不上是一位真正有道德的人。但从本质上说两部剧作品不是毫无道德观可言的。“剧作家是抛不开道德观的，它在任何一部生活写照的戏剧中都是重要的因素。”（Matthews 230）两位剧作家以剧中人物为代言，抓住观众的欣赏心理并引发究竟何为道德观的思考；又通过剧中情节，向观众昭示恶者自有恶报的道理。

在《乡下女人》中，皮驰怀夫认为娶一位机智的妻子不如娶一位乡下女人：“结婚的男人都是愚蠢的，而男人不娶一位愚蠢的妻子，则是最大的愚蠢。娶聪明的妻子最大的好处就是将来会给她的丈夫戴绿帽子。”（the Country Wife，第一幕第一场，22）由于生意的关系，皮驰怀夫带着新婚的妻子玛杰莉回到了伦敦。一天夫妻二人去到剧场看表演。坐在剧院后排的玛杰莉被舞台上英俊的男演员吸引了，同时她也吸引了恶名昭彰的霍纳注意，霍纳开始打起了玛杰莉的坏主意。如果没有皮驰怀夫的极端嫉妒和猜忌，霍纳的诡计或许就不会得逞。整部剧中最大的笑料就是皮驰怀夫的极端嫉妒和猜忌，正因如此使他脱离了现实的生活，观众在尽情地嘲笑之时却不会对号入座。威彻利用霍纳这一角色为观众们举起一面镜子，让所有观众在镜中审视在婚姻中过度嫉妒和猜忌的丈夫一步步地将妻子推向另一个极端。霍纳的每一次得逞都是介入无爱的婚姻，而面对哈考特和阿莱西娅的真爱他就无计可施。哈考特和阿莱西娅之间的关系表现了相互信任、充满真爱的完美婚姻。《乡下女人》时代的观众也许会更喜欢舞台上的霍纳——风流倜傥、幽默、聪明。这一角色好像童话故事里走出的人物，他的完美让观众们忘记了指责其不道德的一面（Palmer 294）。但霍纳绝不是童话里走出的人物，威彻利让这一角色更好地烘托出了玛杰莉的幼稚、皮驰怀夫的愚蠢和费吉特夫人的厚颜无耻；让观众透过霍纳感觉到隐藏在内心里的一丝对荒淫之乐的向往；也利用霍纳讽刺了当时弥漫在英国社会中的虚荣造作之风。

在《造谣学校》中，谢里丹却将失败的婚姻与完美的婚姻结合，赋予了婚姻更多现实意义。彼得爵士和蒂亚泽夫人的婚姻也和《乡下女人》中皮驰怀夫和玛杰莉夫妇一样不尽如人意，依然是同样的问题——彼得爵士娶了一位天真、单纯的乡下女人，婚后不久就搬到了城里，虽然他深爱着她，但怀疑她可能与查尔斯有恋情。蒂亚泽夫人像玛杰莉一样，都试图尝试婚外情，不同的是蒂亚泽夫人不是为情欲的诱惑，而是渴望追求伦敦的时尚。和《乡下女人》相比，《造谣学校》的彼得爵士与其说是丈夫，更像是妻子的监护人。和一百年前的玛杰莉比起来，面对丈夫严格控制的蒂亚泽夫人比玛杰莉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和自由。一个世纪后，当“皮驰怀夫和玛杰莉”夫妇再次出现在谢里丹的《造谣学校》时，虽然仍旧是严厉的谈话，但观众能体会到这对夫妻间的温情与真爱。“当她违背我说的每一件事时是多么的迷人啊；当她藐视我的权威时是多么的愉悦啊！好了，虽然我不能让她爱我，但是和她的争吵也会让我感到满足。”（the School for Scandal，第二幕第一场，134）婚后的蒂亚泽夫人或许已不再像原来那样爱自己的丈夫，她与丈夫争吵，把大把的钱花在时髦的奢侈品上，但她还是在朋友面前极力捍卫自己的丈夫。彼得爵士在约瑟夫的书房中发现妻子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她完全可以站在约瑟夫一边，不去揭穿他的谎言，但出于对丈夫深深的爱和尊敬，她还是选择了戳穿约瑟夫的丑恶嘴脸：“如果我就这样离开了，不感到被发现的羞耻，我今后的生活应该感谢彼得爵士的大度和爱。”（the School for Scandal，第四幕第三场，548）

和威彻利相比，谢里丹揭示虚伪、宣扬美德的手段灵活得多——查尔斯、约瑟夫兄弟俩与玛瑞安（彼得爵士的被监护人）间的感情纠葛。剧本开始时，查尔斯挥霍无度，是众人眼里的败家子，而约瑟夫看上去简直就是美德的化身。剧本结束时，查尔斯真善美的一面与约瑟夫的自私与虚伪又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和《乡下女人》花花公子霍纳相比，约瑟夫觊觎玛瑞安的财富、勾引蒂亚泽夫人更让观众觉得不耻。相反，查尔斯的善良、慷慨、光明磊落却赢得了观众的同情和喜爱：他遭到斯尼维尔夫人和约瑟夫设计陷害；当富有的叔叔假扮成陌生的穷光蛋登门向他求助时，他甚至愿意倾囊相助，唯独要求保留一幅叔叔的画像；在“屏风”一幕里，约瑟夫为了掩盖自己的阴险、虚伪的谎言而掖掖藏藏，查尔斯敢作敢当的作风更让观众认同。

四、差异分析

戏剧文学的道德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性，并不等于说这种道德文化内涵的表现可以是简单的道德宣传甚至道德说教，恰恰相反，戏剧文学中道德文化内涵的表现与揭示，必须上升到美学层次。这种审美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艺术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杨安民47）。艺术性是说，戏剧文学中的道德观，必须通过人物形象、戏剧情节、戏剧冲突、戏剧情境、戏剧动作等艺术手段，生动而含蓄地、隐蔽地、潜移默化地表现出来，绝不是说教式的、贴标签式的、标语口号式的。民族性是指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不同的道德观念、不同的道德文化，因此，戏剧文学在表现道德文化内涵时，也要充分注意到这种道德文化的不同的民族性特征。时代性就是要求戏剧文学中的道德观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才能适应时代，永葆青春。

《乡下女人》和《造谣学校》之间道德观的差异正是观众群、当时的社会和历史与作家三者之间既相互融合又相互影响的结果。“剧场是为人而建；剧作家的作品要受到他面对的观众群的约束。”（Matthew 85）两部戏剧的初衷是博得所处时代观众的一笑。戏剧情节的选择取决于观众群，换言之，戏剧的情节不能独立于观众。创作必须要结合当时的观众群，展现给观众想要的东西，视观众为创作中特殊的合作伙伴。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戏剧情节的安排、事件的顺序和角色的差异不是偶然的，因为所有的元素都不是纯粹来源于戏剧家的想象力，也不是纯粹来源于他们对当时社会的理解，而是将两者融合后呈现给观众。比如皮驰怀夫在一个世纪后出现在舞台上时，已经由原来的无爱、极度猜忌的人物刻画变成一位对妻子充满爱意和保护之心的丈夫。同时“不道德”的霍纳也一分为二——感伤的真君子查尔斯和伪君子约瑟夫。

威彻利时代的观众都是上层阶级，《乡下女人》的创作时间正处于查尔斯二世从法国返回英国的王室复辟时期。在经历了动荡的政治变革之后，剧作家试图努力迎合王室，王室复辟时期的喜剧主要是效仿宫廷和上流社会的生活，描述贵族间的繁衍生息，而把清教徒描绘成虚荣、虚伪、邪恶的。这些消极写照的目的是为了惩罚清教徒和那些参加了推翻王室革命的人。重新登上国王宝座的查尔斯二世自然会大力支持这样的戏剧创作（Ford 78）（Daiches1 32）。戏剧也极力表现城市的快乐，乡下人成为笑柄，因为城市是上层阶级唯一生活地方，查尔斯二世也称赞城市生活之乐。剧院由上层阶级经营，除首都以外几乎不存在其他剧院，当时的观众层次为上层阶级和贵族，所以演出内容自然要迎合国王及贵族们的口味。

Canfield认为王室复辟时期的戏剧往往让放荡的人追求情欲，让聪明的人学会欺骗。而1688年的光荣革命让威廉和玛丽登上英国王位，这也预示着戏剧中将注入更加理性化的成分，也将会出现品行端正的人物（48）。威廉要求改革社会风气和礼仪，戏剧自然成了改革的一部分，因为戏剧是移风易俗、改造社会、教育人民的工具。在威廉的要求下，道德观念被大量植入剧本中。出身作为光荣革命前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已被道德所取代，自我控制取代了自我放纵，美德取代了情欲。十八世纪的英国社会正经历巨大的转型——强大的君主制转为君主立宪制，工业革命风起云涌，启蒙运动席卷欧洲。传统的伦理标准已经不能适应发展中的资本主义需要；力量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则亟待确立自己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观。《造谣学校》作为十八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剧作之一，在舞台上见证了道德观的转变。“观众对上流社会的悲剧和心灵痛苦感受不到共鸣。他们寻求的是激荡的情感，是眼泪在眼睛里打转的感觉……十八世纪的剧作家笔下的人物，不再是为博观众一笑而勾勒出的低俗场景，而是树立起正面的、被当时社会和观众广泛推崇的道德模范。”（Wilson IX-X）《乡下女人》里充斥的赤裸裸的有关性的笑话，未出现在《造谣学校》里，但剧本台词仍然滑稽睿智，如蒂亚泽夫人和两面三刀的伪君子约瑟夫有关屏风的情节。为什么要揭示光华衣着下的丑恶？为什么对感情的表述变得如此严肃？究其原因在于戏剧所处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关乎当时的道德观，戏剧所呈现的生活不再是某一阶级的，而是大众的。（O’Toole 126）

西方的戏剧理论不仅强调戏剧作品的道德内涵，而且强调剧作家的道德品质对戏剧作品的重要影响。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狄德罗在所写的《论戏剧诗》一文中明确指出：“剧作家的高尚道德品质是建立在他们的性格、作风上的，并散发出一种伟大且正义的光彩，这种品质会笼罩他们的一切作品。假使你要描写罪恶，只要你是知道这是何等的违反公共秩序和群众的、个人的幸福，你就会尽力地去描写。假使你要描写道德，那么，如果你自己并不感到欢欣鼓舞，你将用什么方法来谈论，是别人对它产生爱好？你还是回到人群中，多听听那些能言善道的人，并且常常自言自语地讲讲话”（狄德罗114）使马修斯也曾说过：“剧作家在表现人物的时候，也会自然地把自己融入到创造的人物中。他们可以把人物摆在观众面前，剧中的人物向观众讲述和表现剧中情节；而剧作家无法参与其中，做任何的解释。”（Matthew154）虽然《乡下女人》和《造谣学校》在舞台上赢得了巨大的掌声，威彻利和谢里丹两位戏剧家却无法走出自己创作的故事，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上演绎着自己的《乡下女人》和《造谣学校》。

和《乡下女人》一样，威彻利经历过两次婚姻，却没有一次是建立在真爱情基础上的。威彻利七十六岁时，和皮驰怀夫一样，娶了一位年轻的姑娘——伊丽莎白·杰克逊，十一天后他去世了。这次婚姻不过是为了气一气侄子，让侄子在威彻利死后一分钱也得不到。在第一次婚姻里，威彻利扮演的则是玛杰莉的角色。他的第一位妻子是一位年长富有的伯爵夫人。这次婚姻让他得到了妻子的财产，却失去了自由和王室对他的厚待。夫妻二人的关系也并不融洽，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妻子的随从跟着，唯一允许他独自前往的地方就是自家房子对面的酒馆，而且无论夏天还是冬天，窗子都必须打开，这样妻子就可以看到是不是有女性在旁。

谢里丹的父亲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儿子，他是查尔斯、约瑟夫兄弟俩的结合体。现实生活中的谢里丹，一面是坦率而不羁的查尔斯，一面是虚伪而善言辞的约瑟夫。他的身上可见查尔斯的恶习——无力清偿债务和酗酒。晚年的谢里丹穷困潦倒，自己一辈子苦于经营的朱瑞街剧院被禁。即使这样，他不惜举债极力维护第一任妻子的画像。约瑟夫的虚伪也在谢里丹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1780年，谢立丹当选为下议院议员，从此活跃于政界。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的演讲措辞讲究、慷慨激昂、充满激情，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弹劾贪污、残酷的印度总督华伦·海斯丁的演说。1813年由于经济困难，他不得不结束长达32年的议会生涯。1816年，谢立丹逝于贫困中。

五、结论

道德是戏剧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乡村女人》和《造谣学校》相距百年，两者的差异恰恰反映出王室复辟时期和十八世纪之间喜剧的变化与连续性，也反映出道德观的转变。王室复辟时期的戏剧人物必须是王公贵族，喜剧流于低级趣味，成为无聊的笑料。随着时代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表现自己，要为本阶级打造舆论，提倡平民群众中的道德品质，发扬平民的美德。喜剧描述的情节仍旧和观众群有着密切关系。谢里丹时代的观众拒绝威彻利的荒诞和情色，而当今的观众也无法欣赏谢里丹笔下的十八世纪的感伤情怀，这也是道德观变化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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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天津医科大学人文科研课题（2014KY2M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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