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书生的呃“出走”

几个月前,当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决定将“第六届中国戏剧文学金奖特别奖”授予剧本《幸遇先生蔡》的时候,沙叶新予以拒绝。他的理由如下:我是名誉会长,作品又得奖,等于是自己选自己。我更希望把名额空出来,给别的创作者。那些人可能比我更需要这个奖,他们需要支持。

这样一来,沙叶新失去了一项荣誉,以及一笔1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此后,评委会别出心裁地为他量身订做了一个“评委会奖”。颁奖那天,沙叶新的一出话剧《江青》正在香港公演。首演结束,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长曾献平上台为他颁了奖,奖金1万元。

“我认为这是对我的鼓励,对我的期望,”沙叶新说,“但我不认为这是应该的。”

2009年,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沙叶新发表了一篇题为《不为权力写作》的演讲,反思了自己的创作,公开亮明了“不当奴才,不做工具,心灵自由,不为权力”的立场,引起一批创作者的激烈响应,有人提议将此当作一项艺术“宣言”。曾献平亦是赞同者,认为沙叶新“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我们的作家,做奴才的太多了,人才很少”。

40年以来,纷纷扰扰,人生如戏,一切尽归尘芥。对于沙叶新而言,在行将老去的时候,他终于可以如愿抵达这样一种自在境界。

“从心所欲,不逾矩,正好70岁,”他说,“现在身不由己的时候不多了。身不由己那我就不干嘛,又不愁吃不愁穿,以前还有个生活问题,稿费问题,工作责任问题,现在完全不同了。”

当年吹鼓手

“好像已经到了应该提出这样一个口号的时候,是真理,就要传出去。我不强迫大家接受,但我希望让大家知道。”沙叶新说,“80年代开始,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被公开提出来了的。”

上世纪80年代,沙叶新在自己的一些文章中就呼吁抛弃文艺创作的工具化和附庸化倾向。他在一篇文章中批评当时的戏剧创作僵化、保守和陈旧,“仍然习惯于配合形势,急功近利”,“某些戏剧界领导总是好心地希望舞台要为观众树立可以学习的高大的英雄形象,从而使观众看戏之后受到教育,提高觉悟。”

在此之前,沙叶新是从来不敢这样想的。在那个样板戏和批判文章盛行的年代,人人均以能为权力意志服务而自我满足。沙叶新也不讳言,若那时候有机会,他也一定会非常尽心尽力地去写样板戏,参加各种御用写作班子。

“文革”期间,沙叶新曾参加过《解放日报》一个专事批判文章写作的五人小组,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往往是上面抛出来一些材料,作者接受报社组稿,干的就是指哪儿打那儿的活。

沙叶新那时还只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个普通编剧,也属于“要跟着江青同志闹一辈子革命”的队伍里的一员。当时的他,内心阳光,单纯,被潮流裹挟着,酷爱样板戏,甚至还匠心独运,将刚出生的女儿也起名作“沙智红”,小小一个名字,就囊括了三出样板戏。

“四人帮”垮台了,样板戏等基于权力意志而建立起来的一应华美艺术幻象瞬间坍塌,这种强烈的冲击动摇了沙叶新那一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权力意志神圣至上性,虽然此后沙叶新并不曾摆脱奉命写作的束缚,但他在扮演一个吹鼓手的同时,依然在寻找独立艺术个性复萌的空隙。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头5年,是我最活跃的时候。即使是奉命写作,我在拿到题材时,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脑袋已经长在我的肩上。”

禁戏风波

沙叶新第一个未奉命的自选动作,发生在1979年夏天。上海当时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诈骗案,一个试图返城的知青求告无门,冒充北京的高干子弟招摇撞骗,引发一连串官场丑闻,连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都坠入彀中,为他提供便利。

这个名叫《假如我是真的》(以下简称《假如》)话剧剧本写出来,一直找不到地方发表,后来投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思想前沿杂志《未定稿》,才得以面世。排演后,反响热烈。此事惊动了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部长看完排演后,建议只进行内部演出,不要公演。

内部演出也是盛况空前,一时之间,全国几十个剧团都在演这出戏。上海一名意识形态旗手随即通过《未定稿》发表文章,将此剧斥为败坏干部队伍形象的毒草。

与沙叶新合作此剧的李守成向记者介绍,当时有人劝诫,不应该写到市委书记那一级,写到处级干部就差不多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民间意识当中反特权是比较强烈的一种声音,有些干部有权了,就为自己干事儿了,相互有所求,就这么写了,不是说这个戏是为了把谁搞臭。”

事情闹到了北京。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建议召开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1980年初,这个座谈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主持。会上有人指斥《假如》一剧的几个作者都是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对于剧本的分歧意见很大,会议不得不为此延期数天。据李守成回忆,会议后半段,贺敬之告诉上海人艺代表团,意见越来越一致了,你们放心,回去后是可以演的。

最后一天会议,胡耀邦亲临讲话。谈到这出戏,他说:“我觉得作者是有才华、有前途的。在如何正确对待青年作家的问题上,我们大家不能再犯过去的错误,不能嘲笑他们,更不应打击他们。”

但胡耀邦最终没能为《假如》一剧网开一面。因为上海有人打电话到北京施压,表示如果同意此剧继续演下去,就请中央下一个文件。

从北京败阵而归,适逢《假如》一剧的最后一场内部演出,沙叶新心里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了。他坚持剧终时要上台向全场观众道别,“我脾气很硬的,我非要上台,说什么呢?我说,‘我要向遗体告别’。”

适逢拨乱反正时期,这次风波一开始并没有给沙叶新造成显见的不利影响。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生态中,这是极为罕见的。不仅如此,当沙叶新奉命为迎接上海解放三十周年而作的话剧《陈毅市长》演出引起轰动,剧作者本人瞬间就被推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光环之中。此出话剧在北京演了30场,还被搬进中南海演出。

禁戏风波,使沙叶新对胡耀邦生出不少好感。《陈毅市长》在北京演出期间,胡耀邦来看戏。当时沙正奉命创作另一出戏,已经离京前去安徽,失之交臂,颇觉抱憾。

1985年,上海人艺老院长黄佐临退休在即,选举新院长。在黄等人的支持下,沙叶新高票当选。这一年他还不是党员,黄佐临写信劝他入党。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一般群众”出身的沙向院里递交了入党申请。院里虽然批了,但却在市里卡住了。这时候沙叶新知道,禁戏风波还没有完全平息。

人艺的几位院领导随后将此情况写信向中央统战部知识分子处反映,信件很快被转到了胡耀邦处,胡耀邦认为沙叶新符合入党条件,进行了批示。入党第二年,沙叶新就成了上海市的模范党员。

赶鸭子难上架

当选院长,沙叶新一开始不大想干,担心纠缠于行政事务再无机会写作。黄佐临开导他,不妨将此当作一种生活体验。就这样,他硬着头皮担任了一届院长职务,就向市文化局和院里打报告,准备挂冠而去。但局里、院里均不同意。

沙氏的院长当得比较有“特色”。自己只管剧目业务,人事和财务等行政性事务概不插手。尽量少去局里开会,少主动找上级官员。凡有这方面公务,大都委托其他领导代劳。

一次辞职不成,勉为其难又干了4年,此时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已经发生变化。所谓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背后的议论也渐渐多起来。有人到局里反映沙叶新公款出国、搞小宗派。1993年,在还没有被一摊俗务搞得狼狈不堪的时候,他再次请辞。这一次再无人挽留,悉听尊便了。

“我不是个复杂的人,没有太大的城府。人要活得有尊严,老是低三下四看人眼色,哪有尊严?”

这种性格,早为他的离开埋下伏笔。

年方54岁即卸任的沙叶新,从引退那天开始,便跳出了一介文艺鼓手的方寸天地,投身到更为现实的观察、反思和书写之中。人老的时候,泪腺大约也会发达起来,每逢看到山西黑煤窑、穷人家的学生捡剩饭吃、代课老师贫困无着等不平事,他就抱着电脑黯然垂泪。

去年11月,沙叶新去欧洲演讲,到了巴黎和波恩等8个城市参观。在卢浮宫,他瞻仰了世界三宝:维纳斯雕像、蒙娜丽莎油画和胜利女神石像。后又参观贝多芬故居。每遇一个作品,他就鞠上一躬。面对这些真正不朽的巅峰之作,他领悟到了堪以永恒的所在,于是下定决心要重拾创作计划,以此表达自己对这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切。

“只要我的情感是这样,我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就更能表现我内心深处所想的,欧洲之行,更加促使我坚持。”

正是春寒未消时节。埋首书斋的沙叶新,面色略显枯槁。癌症的戕害,让这个小老头有点儿变了形,身上一袭皮衣空荡荡的,一副眼镜就框住了半张脸。早年的意气风发模样,如今都已成了被锁定在相框里的影像。

“人到了衰竭期,心理上是有反应的,我认为我还有创作能力。”他拉开书柜给记者看,“书这么多,一直可以看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计划外还想写一个话剧,一部10多年—直想写的长篇,写不完也可以写一半。”

摘自《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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