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随想

萨仁托娅

蒙古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内蒙古翻译家协会会员。曾获“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电视剧最佳编剧奖”“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银奖”“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创新奖”等。著有长篇小说《静静的艾敏河》，电视连续剧《静静的艾敏河》（与人合作），长篇报告文学《草原之子——廷·巴特尔》（与人合作），纪实文学《牛玉儒——一个人和他热爱的土地》，剧本集《牧野无歌》等。现任内蒙古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一级创作职称。

2011年6月20日，与大兴安岭神交已久的我，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随“中国著名作家赴鄂伦春自治旗采风团”第一次进入大兴安岭。短短4天，大兴安岭便在我的心里生出了故乡般的眷恋情节，这是一个令人来过以后还想再来的地方。

大兴安岭充满着阳刚之气，山虽不陡峭却有坚硬的岩石。树木高高挺立，以王者风范傲视群雄。通往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简易公路，虽然颠簸但一路无人无车，比起在城市里塞车堵车还是畅快得多，而且速度上不去反而给大家留下了拍照的机会。大兴安岭的景色美不胜收，手拿数码相机伸出车窗外，一路按快门儿就好了。湛蓝的天空，急速翻滚奔走的白云，路两边各种茂密的树木青翠欲滴，平日很少见到的白桦林整齐地默默挺立，给人以一种敞亮清爽的感觉。

这里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纯净地方，大自然赋予它无限的神奇和美丽，没有经过任何渲染和加工——简单却集大美，纯粹却离心灵最近。小时候，我的姥姥家住在牙克石，姥爷常去“沟里”。虽然我从没去过，但我知道那里是一片森林，“大得望不到边的森林”姥爷这样说。我曾多么希望姥爷能带上我，可是他总是说：“这次不行，下次吧！”后来，姥姥家搬离了呼伦贝尔，我也就再没机会去大兴安岭。现在，车窗外就是姥爷常去的“沟里”。也许是儿时在心中萌动的一份向往；也许有一种回归溯源的愿望。我突然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仿佛我曾经来过这里，钟情于它已经很久。

从喧嚣的城市一下子来到这里，身心感到无限的舒适与温馨，加上从呼伦贝尔文联到鄂伦春自治旗各级领导热情的接待，更觉与此地结缘的美好。每到一地，餐桌上就已经摆好了桌签。小小的桌签十分精美，两面都印有大兴安岭的美景，一行“鄂伦春欢迎您”就把大家的情愫带进了这恬静纯洁的地方。通过这小小的细节，主办方的细心体贴令大家感动不已。离开那天，许多人小心翼翼地珍藏了它，以作此行永久的纪念。

大兴安岭，无论是绿色，还是纯净的天空，苍劲挺拔的原始森林，静静的清澈的小溪，辽阔的山野，茂密的丛林和挺拔的白杨树，都可谓是绝世之美。可我的拙笔却不擅长描述景色，只想尽量触摸到这片土地中一些重要的东西。

陈晓雷，澎湃的故乡情结

我们这个采风团里最活跃的人物就是陈晓雷，他是蒙古族，蒙古名字叫图特戈，现为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决策咨询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散文家。

大兴安岭深处的小镇甘河是陈晓雷出生的地方，他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童年，长到11岁。一路上他没少给大家讲甘河，讲他自己。

１９５９年出生的陈晓雷看起来像四十岁左右。陈晓雷说他五十有二，可谁都不相信：五十多岁的人怎么可以显得如此年轻！脸色红润，两眼炯炯有神，声音洪亮悦耳。除了长相不老，更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好像从来不知道疲倦，浑身上下充满激情和活力。长长的行程，坐车的劳顿，在他身上全然没有这个年龄的人难免的疲劳和倦怠。只要停车，他就忙里忙外招呼大家，甚至给女同志指引洗手间的方向，俨然一位主人在热情地招呼来访的客人。他心地善良，爱说爱笑，事事处处总是热情地张罗，仿佛一架永远不能停转的机器，以至于黑龙江作家李琦女士玩笑地说：“他身上不知道装的是几号电池？肯定不是5号！”逗得一车人开怀大笑。

仅仅一天，我认同了李琦的说法，“肯定是锂电池，随时充电，电量满满的。”那天，我们整整行进了十一个小时，除了途中在达尔滨湖自然保护区吃了一顿丰富的午餐、在湖边拍照留念之外，其余的时间都在路上。到驻地大杨树镇后大家都感到很疲劳，顾不上欣赏美丽的夜景，我就匆匆睡去。据说那天夜里下了大雨，电闪雷鸣。几声炸雷惊心动魄，许多人都被惊醒了，我却什么也不知道，可见睡得有多深多沉。第二天吃早餐时，陈晓雷兴冲冲地给我们看他的相机，里面全是兴安岭日出的美景。原来，他凌晨三点就起了床，迫不及待地等到雨过，已近四点，他匆匆赶到山里去拍日出了。

不知疲倦的陈晓雷一路谈兴甚高，给大家排解路途的寂寞枯燥，也带来快乐。我想这都是为了让大家对大兴安岭的风土人情了解更多，感受更多，也为了抒发自己回到家乡的那份兴奋和幸福。他打开了回忆往事的话匣子。他讲，小的时候最兴奋的就是在铁道边看着一列列火车通过，那时候就想：坐火车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翻来覆去地想啊、想啊……山里的孩子，心里照样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一次，从火车窗户里飘下来一张糖纸，孩子们追呀追呀，追到手里，拿到糖纸的孩子先闻了闻，说：“这上面有香味！”然后传给下一个孩子，一个传一个，五六个孩子每个人都认真地闻着上面的味道……陈晓雷的口才好，他的讲述使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充满温情友爱、充满童趣的图景。还有一次，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终于忍不住，趁大人不注意爬上了一列拉木头的森林小火车。坐上隆隆作响的火车，孩子们的兴奋程度无法言表。为了那次旅行，每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受了点儿伤，胳膊擦伤腿碰破，可毕竟是坐了火车啊！回家的路只能沿着铁路走，对孩子们来说显然很长，一路走到了天黑。面对急坏了的家长，孩子们攻守同盟，回家都不说坐火车的事。至于身上的伤，就说是摔的，或者互相打架了。这些儿时的故事陈晓雷讲起来绘声绘色，讲到动情处，他的眼中就会有亮晶晶的泪光闪烁。

陈晓雷身上蒙古人的特质十分鲜明。他把一杯杯酒畅快淋漓地灌进肚里，用语言和行动碰撞出激情。他的脸更红了，浑身散发出草原人的豪迈气概，说话的声音更高，唱歌更加洪亮，还总是情不自禁地舞起来，一招一式都是激情。

返回途中，几天来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陈晓雷却一反常态，默默看着窗外没了声响，也不参与车里的高谈阔论，仿佛正被一种感情吸引着。车正行进，陈晓雷突然声高：“这就是甘河，我的家乡！快看哪！多么美丽！”随即从窗户伸出照相机，快门不停地掀动，“咔嚓”“咔嚓”一路响着。他的嘴也一路没有停，念叨着：“变化太大了！我们家原来应该就是在那里、这里……现在变得看不出来了！我要多拍些照片带回去给我的爱人和孩子看……”

我出生在城市，所以特别羡慕陈晓雷有这样美丽的故乡和充满童趣的故事。对我来说，大兴安岭白云飘逸的美景，用照相机拍下来留作永久的珍藏，为人生记忆库增添一道不可多得的靓丽，已经很幸运很知足了。

突然想起一位名人说过的话，“一个地方是否令人难忘，正是来自于这个地方的人对它的爱。这种爱缘于自信，而最深的自信来自于它独有的、不可取代的人文和对这种人文的理解。”

“草原小王子”的梦想

说到故乡，这里也是被称作“草原小王子”乌达木的家乡。因为参加上海东方卫视举办的“中国达人秀”节目，这个11岁的小男孩一夜走红，“粉丝”爆棚。

当时，乌达木站在上海音乐厅的舞台上，评委问他，“你的梦想是什么？”他用稚嫩的声音回答：“我想发明一种墨水，把墨水在地上一点，全世界就会变成绿草。”听他这样说，我的眼泪突然奔涌而出。

所有颜色，我最喜欢绿色，尤其是自然的绿色，这大概就是草原民族与生俱来的偏执。我眼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如茵绿草衬托着黑黝黝的树林，一望无际。这些美景在内蒙古西部已经久违了。草原日益沙化，绿色越来越少，以至于采风团成员、著名作家李存葆说：“去了大草原，没感觉，没有草了！”他说的没错，“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色一去不返，如今想起来恍如隔世。朋友们调侃起来十分形象，“过去，草能刷着马肚子，现在连耗子肚子都刷不着了。”这就是人们的无休止的欲望，对大自然的不尊重，过度开发造成的恶果。

在大兴安岭驱车，车外永远是无边的、未开垦过的原始森林。湛蓝高远的天空，无拘无束纵横来去的树木，无头无尾奔流不停的河流。从城市来的人久违了如此清新的空气，深深呼吸“洗肺”，听介绍则是“洗心”，我的联想自然就多起来。

先想到乌达木的父母都死于车祸。草原上现在都修了柏油路或砂石路，风儿吹过，会在路上铺上一层薄薄的沙子，尤其骑摩托车特别容易滑倒。如果车速快的话，致伤致死都是一瞬间的事情。机动车相对骑马而言，破坏草场十分严重。过去牧民们骑马放牧，马蹄不仅不破坏草场，反而会夹带着草籽，一路播撒，使不同地方的草籽得以杂交。马蹄踏处还会留下一个个小坑，能够存住一点点的雨水，结果当然是草丛茂盛，绿茵如毯。机动车对草原的破坏直接且又明显——被车轮轧过的草立刻就萎靡，轧过三次基本就无可救药地死掉。草原上留下一道道随意乱轧的黄色车辙，触目惊心。多少物种在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失去了繁衍生息的基本条件而灭绝，多少美好的景象变成遥远的记忆不能复原。某些地方的原始资源一旦被开发利用，那里的特有物种就面临赶尽杀绝的命运，草原上的教训日益凸显着。

再想到旅游。当今世界，全球性的热衷于旅游。我们国家的旅游业更是方兴未艾，从城市到乡村，从南方到北方，就连地震频发、洪水泛滥的灾区也都开发成了旅游景点。随之而来的便是当地人淳朴的民风发生了突变，商业扭曲和异化人们心灵的事情似乎不可避免，顺理成章。毋庸置疑，旅游业确实能带来不少好处，拉动经济，开放搞活……但是，草原是非常脆弱的，来的车多了，人多了，它就不堪重负。车来人往，缺乏了守护和保养的草原，立刻满目疮痍。如果以牺牲草原为代价的话，这样的草原旅游便得不偿失！而我们还在惆怅与欲望的交织中摇摆不定。

好在大兴安岭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自觉地保护这片最后的净土。尤其是鄂伦春人，非常注重自己的文化并以此为自豪。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意识，呼伦贝尔和鄂伦春自治旗有很多这方面的杂志、宣传材料，制作了许多纪录片、图片和歌曲，更为重要的是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所有的都指向一个目标——保护生态，保护这片绿色的翡翠。如何在欲望的浪潮下保持民风的淳朴，使传统在利欲熏心的商品大潮里不被瓦解？是下一步应着重解决的命题。

哦！山中的原始森林，那里有一片片云杉、白桦林和各种各样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木和花草。兴安杜鹃刚刚开过，白色的芍药花漫山遍野。山溪旁、小树下处处是可用的药材，随手可采，还有不少野生蘑菇。再往前，就是著名的嘎仙洞了。

鲜卑旧墟石屋——嘎仙洞，曾经有多少人渴望它，曾经有多少人梦想进去一睹它的神圣。那天，我怀着崇敬之心走近它，沿着石阶缓缓而上时，同行的鄂伦春自治旗政协副主席阿芳对我说：“如果不修这些路和台阶该有多好！因为修了这些，嘎仙洞的神秘感就没有了，好像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这话没错，同时这也是一个悖论。越是圣洁的地方，就越应该是人迹罕至，高山仰止。可这样一处珍贵的文化遗产，不开放似乎很可惜，但如果开放就得修路。修路的结果就是破坏它的自然状态和环境，这似乎永远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拾阶而上的我，只能在脑海中想象着：脚下踏着萋萋青草，沿着山间弯曲的小径，一步步走进了心仪已久的嘎仙洞。

人在这样圣洁的环境中，会顺其自然，无欲无求，回归本来面目。这是采风团成员们每天的感慨。现任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兼执行主编的杨晓升说得好：“大兴安岭是世界的第二块肺，还有一块是亚马逊热带雨林。这里秀美的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应该以生态保护、以社会的综合评价来评定一个地方政府的业绩，不能仅用经济来衡量。我觉得国家应该加大投入力度，呼吁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的保护……”

面对满山的绿色，我们可爱的“小王子”乌达木，你的梦想何尝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梦想呢？

柳芭与伊曼

几年前，一部纪录片《神鹿啊神鹿》使我震撼。不仅是因为主人公柳芭我曾经认识她，更因为这部片子通过一个少数民族女画家的命运，展现了少数民族所面临的文化消失的痛苦和灵魂的漂泊。

《神鹿啊神鹿》讲述了大兴安岭深处一个祖孙三代女人组成的家庭故事。主人公柳芭，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美术系，被分配到内蒙古出版社工作。柳芭的初恋，是一位鄂温克族小伙子，因为她考上大学不再属于自己而自杀身亡。柳芭大学毕业留在了城市，但过得并不开心。强烈的大兴安岭少数民族身份认同令她感到怎么努力还是被陌生的城市汉文化圈拒绝。强烈的思乡之痛让她辞职回到了山林。回到山林的她却发现山林也已经不属于她了，她成了山林中的城市人，她感到灵魂被遗弃了。她很痛苦。为了求得内心的平静，她嫁给了一个农场工人，尽管她不爱他。后来，柳芭生下了女儿。别人的关注并不能缓解柳芭内心的痛苦和孤独，一次意外，柳芭死了。

正是这部片子使我对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的生活、文化、命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好奇。那天在多布库尔猎民村，我遇到了伊曼——一个与柳芭命运有相似之处、结局却又截然不同的人。

在今天的大兴安岭，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见到一片片新房子，漂亮整洁，整齐划一，像雨后的蘑菇那样冒出来。这就是政府专为猎民们建起来的猎民新村。这里的基础设施早已进入了现代化，猎民村实现了通电、通自来水、通有线电视、通程控电话。猎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鄂伦春人不再以山林为家，改变了食兽肉、穿兽皮、住“撮罗子”的原始生活，走向了现代文明。手机、轿车、摩托车、冰箱等现代生活设施进入了鄂伦春族家庭。放下猎枪的人们在政府的帮助下学会了养鹿、养猪，实现了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他们的收入也在逐年提高。

发生改变的不仅仅是鄂伦春人的生活。比如我在多布库尔猎民村见到的伊曼，她很漂亮，皮肤白皙细腻，淡黄色的头发，具有很强的民族特征，且气质优雅端庄，眉眼间透着恬静安详。

那天，我们一行人在猎民新村里随意漫步参观，路上遇到一个漂亮小男孩子正在淘气。村长叫他，他却不听继续跑着。村长叹了口气说：“这孩子的爸爸是韩国人，他跟妈妈回来没几天，听不懂我的话呢！”正说着，孩子的妈妈出来了，她就是伊曼。伊曼带着矜持的微笑，热情地邀我们进屋。她大方地回答了我们的一连串提问以后，还为我们唱了一首歌。歌声特别悦耳，清纯的歌喉，自然而动听的音质似女中音，又不大一样，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音色，总之很独特。曲调悠扬，略带忧伤，直沁心扉。我问她是什么歌？她说是鄂伦春人的送亲歌。

伊曼的父亲是达斡尔族，母亲是鄂伦春族，夫妻俩在大兴安岭的山林里生活了一辈子，育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伊曼是老大，其他三个弟弟妹妹都在大兴安岭地区工作，只有伊曼走得最远，远涉重洋去了韩国。

伊曼在中央民族大学声乐系读书的时候，认识了韩国小伙子权秉镇，两个人相恋相爱了五年。可是这段跨国恋情却遭到了伊曼家人的反对，尤其是母亲葛色荣。我问她为什么不同意，母亲说：“太远啦！我想女儿时见不到她，怎么行？”

伊曼立刻说：“其实不远，坐飞机几个小时就飞回来了。”

母亲像没听见，继续说：“那么远，女儿也会想家，想我也回不来，看不见！”

我知道，蒙古民族和“三少”民族都有强烈的故乡情结，正如歌中唱到的——“我的家，我的天堂！”都属于“热爱故乡的人”。无论故乡多么贫穷多么遥远，只要离开一段时间，就会陷入思乡之苦，何况伊曼的家乡这么美丽，这么富饶。所以怀念家乡的歌比其他任何民族都多。

“后来呢？怎么又同意啦？”我刨根问底。

葛色荣说：“唉！女婿是好小伙子，每年夏天一放假就跟着女儿回来。那时候我们还住在林子里，住‘撮罗子’。条件那么差，人家不嫌弃，也不嫌我们家穷，就知道帮着干活儿。”

伊曼补充道：“他每年假期都来，连着好几年，妈妈就同意了。”

我说：“妈妈最终被感动了。”

母亲说：“我不想让姑娘伤心，就同意呗！”

我说：“现在他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多好啊！”

老人感叹着：“就是太远了，女儿走了五年才回来，可把我想坏了……”

伊曼今年34岁，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她现在生活在韩国，丈夫是公务员，因此不能陪伴妻子回家探亲。小儿子今年两岁，名叫权付英。说起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伊曼脸上从里到外始终洋溢着幸福。她说丈夫温柔体贴，所以并不感到孤独。她已经很习惯城市生活了，又说小儿子不懂鄂伦春语，也不懂达斡尔语，更不懂汉语。伊曼说，带他回来就是怕他忘记了鄂伦春，“他两岁了，以后我争取每年回来，让他学鄂伦春语、达斡尔语和汉语。”

我突然想到了柳芭。同样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的柳芭，因为融入不进现代社会而迷失、困惑。柳芭很敏感，平时说着说着话，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在家乡人看来，我是一个城市人；在城市人看来，我又是一个另类。”柳芭非常喜爱家里的驯鹿，非常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且用独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在城市，她无法心平气和，画画的时候笔尖艰涩，心灵枯竭，找不到灵感，她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但只要回到山里，回到她的大兴安岭山林中，一切才能回到她的身上。在初恋的墓前，柳芭唱着为她殉情的鄂温克族小伙死前唱的鄂温克情歌。她家的神鹿死了，她又唱起了这首情歌。柳芭竟如此关注自己精神的理想化生存，虽然这理想化生存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命运。

从表面来看，柳芭和伊曼的命运有着很大区别。柳芭的婚姻爱情受挫：初恋爱人早逝，后来她又爱上了一个俄罗斯小伙子，但又是一种无果而终的感情。最终她嫁给了一个林场的伐木工人，他很爱她，而她只是感激。伊曼则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尽享人生的美好与温馨。

从更深层来观察，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命运的变迁，这是心灵、感情与现实的冲突，是一场博弈。令我欣慰的是，新一代鄂伦春人走出森林，逐渐地接受现代文明，融入到现代社会——像伊曼这样，在完全陌生的国度里，也能安享平静祥和的生活。

对柳芭我能理解，对伊曼我是非常赞赏的，包括她的母亲。

我见到几位老人，其中有伊曼的母亲。她们刚刚从林子里回来，两手采来很多的柳蒿芽，还有各种野花、野果。问及对现在生活的感受，她们不约而同的回答却惊人的一致：“我们还是喜欢森林。每天都要到林子里去转一转，在那里才能够长长地、深深地呼吸！每天如果不进一趟林子，一天都不开心！”

我问伊曼也是这样吗？她说：“我也喜欢进林子！”

谈到同样的话题时，伊曼的神色有了凝重和担忧。她说：“我很怕我们的文化会消失。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上山进林子了，他们更喜欢这种现代生活。可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以它的生活方式来传承、发展。随着我们鄂伦春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说不定哪一天，这种文化就消失了。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会讲自己民族的语言了，就连民歌、小时候唱的童谣也全都忘记了。民族文化面临着消亡的境地，我觉得很迷茫。”

作为新一代的青年，伊曼身上既有现代文明的烙印，也保留着本民族的传统风格，汉语、鄂伦春语、达斡尔语都说得不错，能唱丰富多彩的民歌、童谣。我希望她更多地继承和保持自己的民族特征，带着鄂伦春族姑娘的风韵，融进现代社会和生活，永远不弃本色，就像兴安杜鹃一样绽放生命的灿烂。

而柳芭，她的纯粹和真实会永久地震撼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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