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皇帝远

广州，从来就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无论中央政府是在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或者北京，广州都是一个边远的、偏僻的、鞭长莫及的邑镇。如果按照周代“五服”的规格，它显然只能属于最远的那一“服”——“荒服”（天荒地老之服）。

长江湘水之阻，衡山南岭之隔，足以让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视为畏途。李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然而从长安到成都，实在比到广州近得多了。所以古人从未有过“粤道难”的说法，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到过广州，也不大想到广州。

事实上，“蛮烟瘴雨”的岭南，历来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只要想想18世纪清廷官方规定的标准行程，从北京到广州驿站，竟要56天（加急为27天），则对于所谓“天高皇帝远”，便会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不过，广州离“皇帝”很远，离“外面的世界”却很近。广州临南海之滨，扼珠江之口，对于吸收外来文化有着天然的优势。在晋朝时，华南地区的出海口即已由徐闻、合浦一带移至广州。到了唐代，广州便已以中国南海大港而著称于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时，广州已设立“蕃坊”，城中外侨杂居，其所谓“番邦习俗”，对广州文化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

近代崛起的“岭南画派”，便是锐意革新，獨树一帜。岭南画派在继承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兼容西方摄影、透视等方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广东音乐则在运用民族乐器的基础上大胆采用外来乐器，于是便以其宽广丰富的音域和优美嘹亮的音韵深得人们喜爱，享誉海内外。

而且，所谓“天高皇帝远”，显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央政府不大管得了，二是中央政府不大靠得上。管不了，就可以自行其是；靠不上，就必须自力更生。所以，广州人的自强精神和自主意识特别强。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广州和岭南人民正是靠着自己的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自己闯开了一条生路，并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独创精神几乎已成为他们的“文化无意识”。任何人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广州的文化，从饮食服饰、建筑民居，到音乐美术、戏剧文学，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与内地大相异趣。

实际上，即便广州普通民众的生活，也相当随意和注重个性。广州菜肴、点心、粥面品种之多，堪称中国之冠，除岭南物产丰富、粤人注重饮食外，要求“吃出个性来”也是原因之一。广州人的穿着，更是五花八门，或讲面料，或讲款式，或讲名牌，或讲新潮，但更多的还是自己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穿，或怎么舒服就怎么穿。

其实说怪也不怪。广州既然是一个远离中原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人来管，他们自然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生活，而不在乎北方人说三道四。事实上，即便有北方人评头论足，广州人也“没什么所谓”。他们不喜欢争论，喜欢实干，而且喜欢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干。

在广州人看来，北京人争得面红耳赤的许多问题，都是“没什么所谓”的。因为这些问题不要说争不出什么名堂，即便争得出，也没什么实际效益。既然如此，争论它干什么？也是因此，他们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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