伉俪合作搞创作

此文原是我妻子张启蓉撰写（她是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但她还没有写完就因病住进了医院，谁知住院八个多月竟不幸逝世，享年75岁。我含热泪将它写完，以我的口吻。

如果说戏剧创作是我们的梦想，那么，在追梦的过程中，我们却有不同的道路。1952年我16岁时就进工厂做电工，四年后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后改为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当时国家规定工人考进大学，在学习期间可领取原工资70%，我当時六级电工工资是81.3元，我学习时每月可拿到57元。毕业后可恢复原工资。于是，我脱下了工装，告别了工友，进入这所培养戏剧人才的高等学府，经四年学习于1960年夏季毕业。毕业前的春节，学院组织我们表演系和舞美系毕业班师生组团去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在与“敌岛”金门一水之隔的阵地上，我根据“8·23”炮战中牺牲的战士事迹，即兴写了《安业民颂》大型诗歌，由我们班集体朗诵演出，每次演出我们和当地的军民哭声一片。在“写前线、演前线”的号召下，由陈耘老师构思的《英雄小八路》和本人构思的《钢人铁岛》两个题材被选中;领导决定《钢》剧由原构思者的我和饰演女主角的同学以及班上一名共产党员组成战斗小组，该剧也成为了上戏60届毕业公演剧目，受到领导和观众的欢迎。正是这个戏改变了我下半生的命运，使我这个学表演的学生从此走上编剧道路。我被分配留在学院的实验话剧团（后改为上海青年话剧团）当编剧，由上海文化局领导。一位分管我们的女副局长对各院团从大学毕业来的年轻编剧训话：“为了贯彻毛主席的《讲话》精神，你们的任务不是写剧本，而是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深入生活、改造思想。”会上有位年轻编剧问：“如果我已经孕育了剧本呢？”“打胎！”女副局长的回答却引来一阵哄笑。但此后的五六年间，我们一直被赶到农村，种田，参加“四清工作队”，斗别人（“四不清干部”），被人斗（“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相互斗（“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后又转战工厂搞“四清”，直到1966年的“文革”来临。

我妻张启蓉的路与我完全不同，她比我小七岁，她是1959年考进上海戏剧学院首届戏剧文学系的。她因三岁时丧父，家里只剩下她和妈妈、哥哥三人，她哥考取哈尔滨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他夫人所在地大连工作。她于1963毕业，领导考虑她家的实际情况，原考虑毕业分配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时要抓阶级斗争，她的大伯父在香港有海外关系，因此她不能分配到“机密”单位电台。院领导考虑到我和她是爱人关系，征求我意见，但青话和文化局以及宣传部领导都表示，对我“不能放”。最后学院领导决定：将张启蓉暂调杭州，三年后再调回上海。我送她到杭州时，正好碰上浙江省成为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省之一，她和全国各地来的三千多名大学生，先经过两个月学习，再分到各县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两年后，她总算回到浙江省文化局剧目工作室工作，然而又碰上“文革”开始，根本无法落实“调回上海”的承诺。1969年底我们的女儿即将诞生，我去杭州把我妻接回上海。焦晃等朋友同事到我家喝过女儿诞生双满月喜酒后的第三天，我就被驻剧团的军宣队工宣队抓了起来。理由是说我对这场“文革”想不通、看不惯。所谓我的一些“黑话”被定为“恶毒攻击林副统帅和伟大旗手”，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就这样，我被抓进了监狱。后来林彪自我爆炸，我才“侥幸”未死，被判刑五年，劳改三年。前后在监狱等于一个抗战期。说实话，关在牢里，比外面的亲人好过得多，大不了是挨打、受辱，亲人们为我所受的牵连之罪才更难受。最难熬的挨饿，饥饿24小时不放过你，我本来160斤的汉子，在看守所被关了两年零四个月，判刑时仅剩下70斤。在监狱除了狱警外，牢内都是“犯人”，大家“脚碰脚”，即使被枪毙，也只是一个人承受。而我的家属更惨，我那位年过七旬的老母亲，从清早到黄昏拄着拐棍站在弄堂口，盼望儿子归来，终于中风倒在路边，造成瘫痪。而我的爱人张启蓉作为反革命家属，从此跌入了苦难的深渊。

以下是她的回忆文字：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突然接到青年话剧团工宣队打来的电话，让我立即去团部。可当我走进团部时，这位头头的第一句话即让我五雷轰顶，自己的丈夫居然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已经被逮捕！天哪！“反革命”怎么可能套在他的头上？我眼前一片漆黑，脑子里嗡嗡地回响着“反革命”三个字，只能任凭泪水悄悄地往下淌。走出“青话”时，原本红日当头的天空突然飘起雪花，但我浑然不觉，直到头发湿透感到发冷，脑子才清醒过来。远处一辆卡车缓缓开来，车上的“反革命分子”低头弯腰，胸前挂的牌子不停地晃着，两边的造反派死命地抓着他的胳膊，高呼着“打倒反革命”的口号，路人说是去执行“枪毙”的。当时正是“一打三反”运动高潮，走在路上随时可见这样的情景。我无力地坐在马路边，不知如何向在家里急等的两位老母亲交代，更不知今后的路该怎样走下去。当年的情景如今还历历在目，这些只有在影视剧中才会出现的事，却真真实实地发生在我的身上，让我终生难忘！

成了反革命家属的我，带着襁褓中的婴儿和花甲之年的母亲回到杭州，把家搬进“斗批改干校”，与所谓的“牛鬼蛇神”（当时浙江文化局的领导和所谓有问题的同志）为邻。不久“四个面向”政策下达，“斗批改干校”的学员们面临着下放农村，回原籍（县城）、进“五七干校”等“出路”。我被分配到与上海毗邻的山村，插队落户自食其力，理由是与正在服刑的丈夫靠拢。产后我遭此沉重的打击，身子极虚弱，母亲年老多病，未满周岁的孩子正在出麻疹，这样的“出路”对我来说，是“死路”一条。后来在老领导们（那时他们尚未被“解放”）的暗地帮助下，在同事们的支持下，费尽周折终于在最后一刻，争取到去“五七干校”（乔司劳改农场）的名额，总算保住了一家三代人的性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在农场超负荷劳动，努力接受“改造”，住的是劳改犯住的阴暗潮湿的屋子，喝的是流过白骨裸露的坟堆的水（后因学员们的强烈抗议，省里才拨款让我们自己造了蓄水池）;母亲则一人带着幼小生病的孩子在杭州艰难度日，受尽欺压凌辱，甚至连吃饭都很难。林彪垮台后，学员们回原机关工作，我因爱人已被判刑只能下基层，去了浙江省图书馆。以后老干部被“解放”结合进领导班子，我才回省文化局搞文艺编辑（因“身份”问题我仍无资格回剧目工作室从事创作）。在那将近八年的“反革命家属”生涯中，我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更谈不上什么理想，只为一家人活命而拼死挣扎着。我特别感谢我的母亲，是她无私的爱和坚强的意志支撑着我，伴我度过艰难困苦的八年时光，将襁褓中的婴儿抚养长大。

如今我已不想再回忆那苦难的岁月，那令人心碎的点点滴滴。总之，我尽尝了“人生百味”，体会到什么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什么是“心在滴血”“眼泪往肚里流”，但是我也体会到“人间自有真情在”。于是我脑海中不由浮现出一幕“雪中送炭”的场景：在寒冬的某一天，路上积起厚厚的大雪，我拎着空篮子垂头丧气地走着，这次我又未能“抢”到配给的煤球。我已经排了三天队，每次都是等两三个小时，可是大雪天煤球供不应求，店门一开人群就向前涌，力气大的挤到前边，老弱者则被挤了出去，甚至跌倒在地根本无法靠近，我自然是后者。回到家，厨房里冷冰冰的，煤球炉早就熄了火，不用说做饭连口热水都没有，面对一老一小期盼的目光，我一筹莫展深恨自己的无能。正在此时，两位我熟悉的作者来了，他们看到家中的情况扭头就走，许久抬了一筐煤球回来。原来他们硬是敲开了煤球店的门，拿出当时很难搞到的香烟和负责人好说歹说，终于买到一份煤球，使我们在严冬中不至于饥寒交迫。我由衷地感谢那些或明或暗地帮助过我的老领导、老同事和朋友们，尤其是我的患难之交——杭州的两位朋友蒋烈云和金莲子。我在农场劳动的时候，每当孩子生病或母亲遇到难事，她们都会及时赶到帮助解决。还有我在上海的两位初中同学俞秀珍和戴孟薇，也是始终如一地关心着我们。是啊！没有这些好心人，我们老小三口又怎能熬过那些黑暗的日子呢！

写到这些，却没有谈到我们夫妻合作创作的事情。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初我被平反昭雪，我完全不顾身上所患的高血压和肺结核病，我放弃病假，即拿起阔别数年的笔，参加创作活动，当时我已经47岁。直到提前退休，在这剩余的14年间，除了当年《钢人铁岛》外，我还创作《光明赞》《第二次演出》《第二次握手》《欢迎您归来》《女画家前半生》《孙中山与宋庆龄》《特殊巡官》《相逢不是在梦中》《国门内外》等十多部大型话剧剧本，其中绝大部分均已演出或出版。另外还有《孙中山与宋庆龄》《特殊巡官》《WP行动》《生命中的凯歌》《孙大总统广州遇难记》等近百部（集）电视连续剧和广播连续剧。在我提前退休之后，我们除了赴美国探望女儿（参加女儿的大学毕业盛典和结婚典礼，以及孩子们陪我们全美旅游）外，有件事总萦绕心头，挥之不去。那是在二战时期，希特勒对600万犹太人进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上海成为3万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以色列、波兰、奥地利，和联邦德国的总统、总理等相继来到上海，表达对这座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城市的感激和谢恩。在上海度过童年的前犹太难民、美国前财政部长麦克·布鲁门撒尔，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曾在上海避难的犹太难民，也纷至沓来，参观并瞻仰虹口犹太难民遗址，重游第二故乡。一时间，上海的文艺界也为此刮起一阵旋风，大批作家、剧作家、导演争先采访、查阅资料，准备创作小说、戏剧、影视作品。但在上海却从未见过任何形式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问世。本人也是当年采访者之一，对未能完成任务深感愧疚，闲时翻阅过去的历史資料或重新采访，在美国探亲时，也注意打听寻访曾在二战时期在上海住过的犹太难民，于是不由自主地又拿起笔（电脑键盘）进行一次不带任务、无人催稿、也不受到任何干涉的马拉松式的创作，经过十二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电影剧本《方舟之恋》（亦名《犹太难民在上海》）。之后，因我妻身体不好，我又与好友、剧作家李惠康合作，改编为28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完成了我多年的心愿，也为上海填补了一项空白。

这是一部国际题材的近代史剧（包括电影和改编28集同名的电视剧），受到当时中宣部副部长龚心瀚，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等赞扬。特别是当时新来上海的市委常委市宣传部杨振武部长，我星期五将剧本送给他，第二天周六晚餐时就接到他秘书电告：“杨部长看了您的剧本，说写得很好！”并约好过年后与杨部长面谈。结果，我和李惠康二人去和杨部长会面了。杨部长当时对我说：“您是上海的老作家，写出一部反映上海题材的好作品，部里决定，由沪上一家影视公司拍摄，而且要拍出上海出品的好电影，于今年8月15日庆祝二战和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并在世博会期间放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电影和电视剧没能拍成，但愿有机会让这部作品出现在观众面前。

我夫人张启蓉的青年时代在动荡中流逝，粉碎“四人帮”时已人到中年，没想到她还能提起早已生疏的笔，重新找回她失去的梦想。1978年底她被调回母校教书，为了准备好教材，曾长时间埋头在图书馆的资料堆中，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她心中仍惦念着写作。虽说她已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时光，但是这近二十年的人生历练，对一个意愿从事创作的人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呢？教学上站住脚后，她开始“不务正业”，一方面为开设“影视剧编剧技巧”及“写作实践”等课作准备，另一方面开始从事广播剧、话剧和电视连续剧的创作。在以后的写作中，她感到以往生活的积累、人生的感悟及对生活的洞察是很有帮助的。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她撰写了近百万字的讲稿之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的广播连续剧有《零的蜜月》（获全国首届广播连续剧“白玉兰杯”二等奖），与他人合作的广播连续剧有《WP行动》《上海的早晨》《特殊巡官》，广播单本剧有《生命的凯歌》《神女峰的传说》《孙中山广州脱险记》等，话剧有《女画家的前半生》。此话剧由我们夫妻合作，她执笔写成，还将我名字挂在她的前面。该剧由电影演员梁波罗、吴海燕担任男女主角，由黄河出版社出版，并收入以《女画家》命名的“优秀现代剧集出版发行”丛书;电视连续剧《孙中山与宋庆龄》，巨型电视投影话剧《国门内外》等，均是我们夫妻合作，前者获华东小百花奖，并按原创作稿出版的同名文学本、获华东优秀文艺图书二等奖、浙江省版协优秀图书二等奖，后者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颁发的奖状;电视连续剧《WP行动》（与耿可贵、祖文忠、籍耿龙合作）以及系列剧《“国际生意经”之三“谈判桌下”》等。她说其作品不算多，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她表示“作为一个传统的女性，在我心目中家庭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不会为事业而放弃做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令她庆幸的是精力没有白费，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产生了社会效应，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国门内外》是我们夫妻合作的最后一个剧本，本来还打算我们夫妻俩再合作写一个刑警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我们曾采访过刑警803，参与提审一些犯人，也采访过这条战线上的传奇式人物。但是，写了几集戏后，我妻的心脑血管和脊椎都出了问题，加上百治不愈的咳嗽，使她不得不提早离开教师岗位，并搁下了她的笔。她回顾大学毕业后的五十二年，心中有股说不出的滋味，但她并不悲观，也没有怨恨，她为自己的梦想付出过，知足了。

文写到这里，她已于一年半之前离开人间了，按老岳母和她本人的生前意愿，我和女儿女婿以及其他亲戚于2017年10月11日将她俩的骨灰送到吴淞口外海葬。希望她在天堂里幸福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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