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的“寻根”情结

摘 要：“寻根文学”实质是在“世界文学”潮流影响下，中国作家探寻中国文学内核的过程。关于“寻根”韩少功曾在其文章《文学的“根”》中谈到，“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在“寻根文学”大潮流下，我国出现了很多以“寻根”为创作主题的作家，他们对“寻根文学”虽然有着不同看法，但在大方向上却有共同的倾向——承继古人遗风，以传统为基壤，挖掘和探索传统文化中的文化意蕴，以求得“民族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余秋雨作为“寻根文学”的先驱作家，其作品记录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也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式微的苦恼和愤懑。

关键词：寻根文学;余秋雨;散文

“寻根”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对我国现代文学创作产生了多维的影响，包括戏剧文学在内，如先锋戏剧《野人》传达出的古代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同现在文明中环境污染所产生的矛盾，正是“寻根文学”所要表达的内容之一。“寻根文学”的创作者都明白“寻根”的本质所在，就是通过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厚土反思、挖掘，探索现代社会的命题，通过古代和现代两个时空的对话，探寻中国文学魂魄，找到属于当代中国的文学命题。

那么余秋雨作为“寻根”文学的杰出代表，他所“寻”何物，“根”又在哪里呢？

一、叩问山水河川，路在何方我心何去何从

——探寻文化之“魄”

余秋雨“寻根文学”作品来源于行旅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人文景观的瑰丽辉煌。他在行旅中发现问题，又通过坚实的脚步回答问题，通过不断的“提问”，探索中国这块经日月、经江流、经雨雪而屹立不倒的文化瑰宝。

《文化苦旅》在开篇《道士塔》中抛出这样的问题——“为何佛教领地，却是一名道士当家？”“一个道士”和“佛教”的组合本就是错位的，信仰的不同所形成的天然矛盾，让两者无法产生价值默契。道士将佛教信徒奉为瑰宝的佛经、雕像、画卷等一箱箱贱卖于他人，把这种矛盾推向了高潮。“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余秋雨在文末愤然开问。吃、穿、住、行的豪华场，那些官员们是不会拿不出运送这批瑰宝的费用的。而这批人也并不是不懂这些文化瑰宝的意义的，他们只是缺乏热爱这批瑰宝的热肠，差一个好好保护国家遗产的决心。在不关注和不理会中，文化遗产被贩卖到巴黎，被运往彼得堡和东京。

开篇文末，可以看到余秋雨并没有将导致问题之“责”放大化，而是旁敲侧击，通过敦煌研究成果之辉煌来告诉社会，告诉当政者，优秀文化遗产是民族发展之基，是现代文明发展之本，必须好好保存，并加以研究后予以继承，只有如此，文化之“魄”才能得以存续，中华文化才能在时间长河里永葆生机。同样，这也是“寻根”的终极追寻[1]。

“我诅咒废墟，又寄情废墟。”这是余秋雨《废墟》中对“寻根”一词的阐述。余秋雨认为，中国是缺少“废墟文化的”，而废墟的留存则是现代文明的开端，所以我们必须在迈进现代文明的道路上，挟带着“废墟”前进，发掘“废墟”中的文化内涵，在“废墟”中实现现代文化生长。在《风雨天一阁》中，余秋雨塑造了一个具有健全文化人格的范钦。范钦“藏书”这一行为是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继承的表现，而“藏书”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它广泛流播”。

文化作为一项需长期传承的文化工程，其传承过程艰辛，因为朝代和时间的更替是文化式微和传承较量的过程，去刻意“保存”文化的人永远在少数，而在古代文化教育并不发达的时间里，文本占的仅是少数，口耳相传往往是主流，而这种主流的留存方式确实是最不便于“保存”的[2]。因此，余秋雨发出了“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的慨叹。

在行走中“寻根”是余秋雨散文的一大特色，这种行走的“寻根”不是走马观花的，而是对传统文化饱含热爱和深深的了解的一种窥探式探索，是在理性思维指导下的一种苦行僧“取经”般探索文化之“魄”的过程，所以说余秋雨“寻根”的过程是深刻的、有历史厚度的。他的“寻根”不在寻找本身，而是通过行走寻找“寻根”的意义，创造“寻根”语境，让更多的人去重视和参与到中国文化的发掘之中，而这无疑是余秋雨散文最大的成功之处。

二、一日三省吾身，勾山乐水难成行

——文化人格之“殇”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人作为历史、文化的书写者和记录者，他们不得不对历史和社会进行更为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思辨。一桌方台，一支笔，轻拈砚台，大好河川、万花竞艳尽在其中。但是我们知道，人有好坏，文人也有优劣，忠诚于史谓之优，失之于实谓之劣。所以，余秋雨在“寻根”过程中，把“文化人格”作为写作的出发点，将文人生存过程中“围困”与“突围”这一难以逃离的怪圈作为着眼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藏书”是余秋雨散文中的一个重要文化意象，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保存”的隐喻。但是我们知道，“藏书”对文人个体而言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而对于历史的传承方面却会因为个体的逝去戛然而止。而这种戛然而止成为文人无法逃脱的围城，被困成为必然[3]。时间的绝对长度与个人生命长度的矛盾使得文人只得通过前人所留下的书对抗这种“围困”，但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仍是个体的逝去，所以文人必须在不断挖掘前人“遗志”下开疆拓土，形成适应时代的记录。

文人离开历史留下的是作品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才华的浪费。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士文化”放置于历史其实是一种文化自闭，对历史而言就是文化人格的缺失，最终导致群体文化信号的逐渐衰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成为裹挟在才华之下的“玩偶”，逃避历史，选择看似宁静祥和的写作环境其实是被现实另一种形式的套牢，如果这种文化盛行，将会导致传统文化的灭失。而这些正是余秋雨作为“寻根”文学代表的深刻发现和思考。

范钦（《风雨天一阁》主人公）是余秋雨散文中文化人格健全的典型代表，其文化人格对于历史和当下而言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余秋雨将范钦与同时代的范大微进行对比，着重阐述了作为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应具有的人格要素，充分肯定范钦个体本身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也是其成功突围的关键。李冰是余秋雨笔下的另一个具有健全文化人格代表的主人公，他这样评价李冰：“都江堰，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李冰出生并非水利出生，但是名不見经传的任命书成就了李冰，他将治水作为使命，几载苦心专研，其总结出的文字仍被奉为圭臬。李冰作为知识分子、文人，他也面对被围困的困境，但是他通过“实践”，成功破题，这样的阐述也给当代文人指明了方向。

“围困”与“突围”是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天然命题，余秋雨在其散文中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源，而且也给出了相应的答案和解决这一问题应努力的方向，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4]。

三、蓬莱深处有人家，幸得良居避风霜

——精神家园与栖居之所的构建

在余秋雨散文中对“家”的寻求是具有多重含义的——“是的，家。从古代诗人到我们，都会到天柱山的清寂山道上反复想到一个远远超出社会学范畴的哲学命题，家。”（《寂寞天柱山》结尾）从这段文字表述中可以看出来，余秋雨所寻求的是精神之家和栖居之家。在《庙宇》一文中，余秋雨对儿时家园的故事进行回忆，通过尼姑庵那个大户人家逃婚的女老师一角，思索中国妇女挣脱封建社会的秘途，但又反问“家乡为什么那么多不透明的顽石，严严地封住了包裹着的生命。”至此，余秋雨收笔，没有对问题进一步解读，这种文学留白的方式给读者以独特的美感，也让读者有了更多不确定方向的思索空间。

在《天涯故事》中，余秋雨通过对海岛文明的描述，将“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引入读者世界，但文字本身更加侧重家园文明的表达，“有关日常生活的种种物件，有关人类周围的植物和动物，有关世俗风习、人间情怀，虽然天天遇到，处处遇到，却一直被中国传统文化搁弃着、冷落着。”余秋雨通过简单的语言，描述着没有太多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平凡、习以为常却深埋心底的“家园日常”。

从对精神、栖居家园的探求到对海岛家园文明的赞扬，余秋雨散文中对“家”的探求非常有倾向性，而他这种“天涯便成故乡”使人人营建自我精神家园的思想给当代散文写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余秋雨“文化散文”对当代文化散文有着积极的贡献。余秋雨将“文化寻根”融入文字之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现代文化的发展，两者相生、相辅，对传统文化的开发深度与现代文化成长高度有密切的关系。余秋雨的“寻根”之路，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探索文学发展之路——承前继后，继往开来，在传承中发展，寻求新的高度。

參考文献：

[1]李东.余秋雨散文及蕴含的寻根意识[J].普洱学院学报，2017（4）：81-83.

[2]钟恢万，杨柳.浅析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寻根”情结[J].新校园（阅读），2016（11）：189-190.

[3]张继东.余秋雨散文研究综述[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1（4）：48-53.

[4]冷成金.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取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3）：66-72.

作者单位：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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