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武侠小说中的恩仇仪式

陈平原在《说“快意恩仇”——武侠小说研究形态之一》这篇论文中，沿用了鲁迅、周作人、沈从文、李劼人、夏志清等人对国民性的观点，如“古性伏中，时显复露，于是有嗜血戮侵略之事”（鲁迅），“中国人特嗜杀人”（周作人），“这些故事至今流传不衰，实在与中国人对痛苦与杀戮不慎敏感有关”（夏志清）。陈平原亦认为武侠小说中的“快意恩仇”结构乃是民族心理的某种缺憾。但在笔者看来，或许可以转换一个角度来看，在看似直露的“恩仇”叙事以及读者的接受心理中，也可能隐藏着更复杂的意义与缘由。

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中，运用复仇母题几乎已成定式，报恩母题则在血亲复仇的情节里闪闪烁烁，因为武侠小说的恩仇结构不仅仅局限于宗族与血缘的关联，还有不平之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国民之仇（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等叙事线索，这表明恩仇的关键在是非曲直，而不在血缘亲疏。陈平原将今古武侠小说的主题归纳为平不平、立功名和报恩仇，可见恩仇是需要“报”的，武侠小说恩仇结构的魅力恰恰在于“报”字，因为它的背后隐藏了张力极大，具有时空纵深的仪式感。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象征性交际行为”（葉舒宪《神话—原型批评》），所具备的文化储存、历史储存的能力，又将它放置于社会叙事的前提之上（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基于其储存能力，仪式又与文本的原型及潜在结构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彭兆荣所言“贮存和积淀了大量的原型要素，差别只在于仪式的表现更加具有实践行为的特征，而原型的文学叙事则更具形象化而已”（彭兆荣《仪式谱系：戏剧文学与人类学》）。在社会叙事的时间性质里，其程式化设置与潺潺流水般的行文共同构成了纵横交错、波澜起伏的文学叙事坐标。

陈平原所述的“快意恩仇”，特指满足恩仇得报那一瞬间的期待视野，却忽略了恩仇结构潜在的仪式关联，及其历时性特征的书写。同时，恩仇仪式中蕴含的集体无意识所营造的传统伦理信条，或许可以为武侠小说的受众之广解释一二，而非简单将原因归结为中国人嗜血。

对武侠小说中的恩仇结构，陈平原的理解如下：“再没有比‘报恩仇’更容易结构长篇小说的了：侠客无日无夜不在思考报恩复仇，对手当然也不是庸常之辈，双方既成对峙之阵，中间还穿插前来为其助战的各派高手，这样尽可没完没了地打斗下去，而又不失其叙述的统一。”就武侠小说的复仇叙事而言，可谓是概括精当，然而报恩的结构何在？他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随即在下文中写道：“武侠小说中的‘报恩仇’，着重点逐渐由‘报恩’转向‘复仇’，或者是因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或者是因作家放弃玄虚。”在提出这个带有总结意味的论断之后，论者却并没有拿出证据，或是提供论证的逻辑，而仅仅引用了林诗音的一句：“为什么仇恨总是比恩情难以忘却？”（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仿佛古龙笔下的一个小女子的问句便是金口玉言了。那么，报恩结构是否在武侠小说的恩仇母题中起到了某些关键性的作用，抑或是一种可有可无，仅作为仇的对立面出现的，为实现阴阳圆融的调味品？

不妨举一例观之。余华的《鲜血梅花》当然不是一篇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但不得不承认它是一次武侠小说的“去情节”主题实验，虽包含复仇、寻找、奇遇等创作要素，叙事本体却上升为哲学层面的抽象内涵，其中的恩仇结构更是值得玩味，或可视为当代武侠小说中，恩仇结构的高度概括。小说开篇，一代宗师阮进武为人所杀，其子阮海阔没有半分武艺，却被母亲赋予复仇之大任，余华这样写道：

在他走上大道时，不由回头一望。于是看到刚才离开的茅屋出现了与红日一般的颜色。红色的火焰贴着茅屋在晨风里翩翩起舞。在茅屋背后的天空中，一堆早霞也在熊熊燃烧。阮海阔那么看着，恍恍惚惚觉得茅屋的燃烧是天空里掉落的一片早霞。阮海阔听到了茅屋破碎时分裂的响声，于是看到了如水珠般四溅的火星。然后那堆火轰然倒塌，像水一样在地上洋溢开去。阮海阔转身沿着大道往前走去，他感到自己跨出去的脚被晨风吹得飘飘悠悠。大道在前面虚无地延伸。母亲自焚而死的用意，他深刻地领悟到了。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已无他的栖身之处。

这段描写极富神韵，在这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复仇之火”这一抽象名词的具象化行为，是当代武侠小说恩仇仪式的高度概括，在勾连天地的熊熊大火之中，阮海阔完成了迷茫到领悟的转变，而这样的转变，正是由母亲以“养育之恩”献祭而得的，经此仪式，阮海阔被动纳入族群结构的一部分，充当了宗法制下宗族记忆的容器，事实上，父亲之死对他个人而言，仅仅是十五年前“天空飘满了血腥的树叶”的依稀往事，又有何仇可谈，这一例足见报恩结构与复仇结构之间的关联和转换，就叙事来说，这场转恩为仇的仪式也是全文情节演进的支点。

恩仇仪式绝不仅限于血亲之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它早已成为一种缔结关系的关键质素。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写江湖义气时说道：“通过结盟的办法，使陌生人变成兄弟，相互具备一种准血缘关系，以便危难时互相帮助。”如天地会《三十六誓》更是直接明言：“自盟之后，兄弟情同骨肉，胜似同胞，吉凶则彼此相应，贵贱则甘苦同情。”但陈先生未曾深究，结盟的目的（互相帮助）和形式（歃血为盟、投名状等仪式）哪个更重要？结盟的媒介仅仅是兄弟义气吗？仪式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通过仪式使陌路人变成兄弟（或敌人），在二者之间建立恩仇关系，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三国演义》“桃园结义”、水浒传“八方共域，异姓一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这样关系缔结的美谈，不仅囊括了“建恩——受恩——报恩”的报恩结构，同样也包含“建恩——受恩——复仇”的复仇模型（施恩者遇难，受恩者为其复仇），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伊始，新派武侠小说在继承上述两种叙事模式的前提下，又深入思考了如何化解恩仇，如梁羽生笔下的张丹枫，身为张士诚的后人，又与云家有仇，身负家仇国恨，只因与云蕾相爱，便“盈盈一笑，尽把恩仇了”，这里恩仇结构的转变依然是“建恩（二人相识）——受恩（二人相爱）——复仇（张丹枫所负家仇国恨）——消仇（恩仇抵消）”，而此时消仇之恩可称为“夫妻之恩”，便已不再是“恩惠”的本义了。于此，金庸所书笔墨更甚，但更多仍以旧派武侠的方式，以遁入空门作结，如谢逊、一灯、慕容博与萧远山莫不如此。于是，复仇结构便可以概括为“建恩——受恩——复仇——消仇”，当然，武侠小说的创作者绝不会直接使用这样明晰的单一模式，通常是以抱不平、夺宝、争雄、伏魔这样的短线主题交织于恩仇结构之中（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如此看来，武侠小说的恩仇之“恩”绝不仅限于恩惠（施恩/受恩）的本义（《说文解字》），它可以扩大到爱（《诗经毛传》）、仁（《经籍纂诂》）的含义，而应是内蕴丰富的广义之“恩”。而“仇”的含义又早已从私仇扩大为家国之仇，只有扩大“恩”的内涵，与“仇”的深度构成对等关系，小说家才能将“恩仇”并举，恩才真正拥有转化为仇的能力。当然，仪式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步骤，透过恩仇仪式的视角，我们又对恩仇一词有了更为宽泛的理解，即好的关系与坏的关系，缔结二者的仪式，便是最为关键的纽带。

再说“快意”。陈平原理解的快意“就是每每于小说结尾出现的侠客手刃仇敌这一已经程式化了的动作”“这已经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几乎所有武侠小说中的大恶人，都必须直接死在代表正义的复仇者手中”。这恰恰是恩仇仪式程式化魅力所在，因为仪式一旦开展，欣赏仪式的读者随即产生了对于仪式闭幕的期待视野，闭幕式在旧派武侠中往往以血仇得报作结，表面的血腥气盖过了叙事内里的仪式感，误使人们混淆了自身对于血腥还是仪典的崇拜。这一点在旧派武侠的表达里更为明显，而新派武侠更为注重恩仇的消解，尤以金庸为甚，而消解的闭幕式往往更具仪式感，正如上文所言，仪式具有情节支点的作用。

还要一提余华《鲜血梅花》的结尾。余华的武侠实验试图解构恩仇仪式的闭幕仪典，不愿复仇而又不得不复仇的阮海阔，居然在漫游的无意间复了仇，打破了恩仇仪式固有的程式，倒也是先锋的精神所在。

仪式的神圣感是叙事的魅力所在，那么，我们要如何判断文学叙事中的仪式？自神话的源头开始，仪式就与圣火、祭坛、牺牲、鲜血等要素密不可分，尔后，仪式便是传统社会中儒释道三教制造意识、营造规则的必要程序，文学创作又借其程式抵达虚拟的神圣。可以说，通过观察原始形态的神话、宗教仪式，是我们打开那些隐于文本叙事之内的无意识之匙。

中国人爱读武侠，或许并非是爱看手刃仇敌、鲜血四溅的那一瞬，而或许是爱看牺牲受缚，祭坛上燃起献祭天地的熊熊圣火，透过这神圣的仪式，我们便能感受种族图腾与祖先之灵在血液中发出千年以降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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