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可夫斯基讽刺喜剧《臭虫》再解读

【摘 要】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喜剧《臭虫》在当时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意义，作者当时想通过剧作讽刺小市民，为美好的共产主义讴歌，但多年以后，反而有了反乌托邦的色彩，有了对一尘不染的社会进行讽刺的意味。重新审视该剧，发现其仍有许多值得思考之处，如多义的剧作主题、不落窠臼的性隐喻、自身才情的释放等。

【关键词】马雅可夫斯基；讽刺戏剧；《臭虫》；多义性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4-0009-02

讽刺喜剧《臭虫》创作于1928年，作者是俄国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全剧共分九场。该剧的题材、形式在当时看来十分新颖，甫一问世，就受到社会各界广泛欢迎，虽然当时也有对作品持反对态度的人和批判的声音，但仍然无法抵挡该剧风靡全国。关于剧本主题，作者特别指明，即歌颂十月革命，歌颂劳动人民，批判小市民和官僚主义。

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剧本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意义，这也是马雅可夫斯基自己的初衷和意愿，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坚定支持者，他主张文学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服务。这样一部新奇的剧作，即是作者才情的展现，也是他革命精神的展现。马雅可夫斯基似乎与“未来主义”脱离不了干系，而且，早期的马雅可夫斯基确实被视作一个未来主义者。但若因此將其作品套在“未来主义”的牢笼里，却又脱离了唯物辩证法。因此，在尊重作者本身立意的基础上，我们在近90年后的今天再看这部剧作，在不被“未来主义”禁锢的前提下，发现它仍然有许多值得思考之处，现将剧作简要分析如下。

一、多义的剧作主题再挖掘

马雅可夫斯基承认，他把当时在生活中看到的一些事实“压缩”成为这部戏剧，《臭虫》的主题思想就是歌颂十月革命和广大劳动人民，批判小市民和官僚主义。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剧本的主题的探讨，都没有超出这样的范围，人们都把注意力放在了本剧新鲜的“散文体”语言、奇妙的戏剧构思、超前的想象力上。如今再读，我们能够发现，剧作在内容上存在着与作者给出的“官方”主题思想不一样的地方。

在剧中，巴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市民，贪图享受、“不学而有术”，很多时候，普利绥坡金是在巴洋资本主义式的鼓动下，一步一步把自己变成和他一样，甚至超过他的人。在普利绥坡金蜕化的过程中，巴洋是重要的“催化剂”，是他给了普利绥坡金成为享乐主义者的信心，也是他给普利绥坡金的蜕化行了方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没有巴洋这样一种类型的人在普利绥坡金身边，可能成为一名精致的享乐主义者只停留在普利绥坡金自己的幻想里。

《臭虫》的主题，也可以理解为对社会上存在的类似于巴洋这种人的嘲讽与警惕，在革命胜利的时代背景下，这些人能够轻易把意志不坚定的人“拉入伙”。另外，轻而易举地转变为小市民的普列绥坡金，也反映了革命阶层也不是那么牢固，轻而易举就被攻破，可能也表现了作者对革命阶级坚定性的深深担忧。

在剧作行文上，马雅可夫斯基似乎带着对未来共产主义的一种戏谑。如第六场中，左雅对教授说：“又该弄得乌七八糟了……”教授竟然要翻字典查“乌七八糟”的意思；左雅说：“我甚至于想……自杀。”教授仍然要去翻字典查“自杀”的意思。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样一种过于夸张的戏谑，难免会让读者认为，未来的苏维埃竟如此死板、无生机，从而产生不适感，即便不是作者口中的有小市民习气的人，也会感到不快。类似于这样的还有第七场中作者对三颗人造树的描写，第一棵是“在绿色的方形叶子上长着大碟子，碟子上有桔子。”第二棵树是“纸碟子，碟子上长着苹果。”这种想象对于生活在1928年的马雅可夫斯基来说，是天马行空的，但也未免太过于随意，仿佛是为了想象而想象，在这方面花费的心思并不多，反而荒诞性更足了一些。

作者把这样的想象放大，所描绘的50年后的未来世界没有细菌、没有寄生虫，甚至没有溜须拍马和阿谀奉承，而且普列绥坡金已经不被认为是与未来人们同等的“人”，而被定义为会传染瘟疫的，与人类外表一样的“哺乳动物”，且这种瘟疫是“精神上的”，会使狗“献殷勤”，令少女得“恋爱症”，而这些在未来是没有的。换句话说，也是不被允许的。这样的想象，现在看来，虽然够大胆，但过于机械化、程式化。马雅可夫斯基自己给剧本定下了主题和基调，所以在当时看来，这些夸张的想象是为了大力讽刺普列绥坡金这一类人，事实也证明了其成功性。后来一度出现“普利绥坡金气质”这样的术语，专门用来形容小市民。抛开当时的时代因素来审视这段充满夸张想象的描写，反而会得出马雅可夫斯基对共产主义的不自信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泯灭人性的结论，小市民阶层诚然可憎，也会如感冒般传染一些令人憎恶的习性，将其与臭虫一同放在笼子里供人“观赏”，未免有些太不人道。

从全剧来看，关于普列绥坡金被复活的第五场到最后的第九场，有一种生硬的代入感。虽然从马雅可夫斯基的政治立场和他自己的现实表现来看，他不会看衰未来的共产主义生活，但《臭虫》一剧，已然提供了让后人提出这种看法的现实文本和依据，况且谁也不能断定，悲观的萌芽不会在马雅可夫斯基身上显现。

二、不落窠臼的性隐喻

剧作出现了多次关于性的隐喻。在第一场，卖青鱼的小贩大声吆喝“毛皮的乳罩”，普利绥坡金故意说这是“多么贵族化的压发小帽”，并且要让帕夫洛芙娜掏钱购买。普利绥坡金丝毫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性”的字眼，表面上看也是正常的买东西，但女性所用的私人物品这么轻易地由一个男人来买，即使抛开作者想要讽刺的对象阶级，普利绥坡金这种急于享受性的欲望都显露无疑。同样的，在这一场中，普利绥坡金要买纽扣，巴洋对帕夫洛芙娜说：“他是胜利了的阶级，他现在象惊涛骇浪一般摧毁他的道路上的一切，所以斯克利坡金同志的裤裆里也应该是富裕有余的。”表面上是在说裤子上的纽扣不能少，但实际上与“贵族化的压发小帽”有同样的效果，甚至更加直白。等到普利绥坡金之前的未婚妻左雅出现的时候，他更是直白地说其“用精致的短上衣，裹着她一对肥胖的乳房”，其毫无掩饰的贪婪本性着实令人作呕。

如果说第一场关于性的隐喻只是为了清楚表明普利绥坡金的贪图享受的本性，那么第二场中巴洋与普利绥坡金的对话则更深刻地表现了普利绥坡金的虚伪。在这一场中，巴洋对普利绥坡金说：“您用手轻轻探明她的紧身衣穿在什么地方，然后像是为了休息，用大拇指顶她一下，那时候女方会感到共鸣的快感，您也可以轻松下来——借这个机会您就有空考虑另一只手的问题。您摆动两个肩膀干吗？这已经不是狐步舞，而是表演沙龙里的什米舞了。”而普利绥坡金仅仅回答了几个字：“不。是我跳的时候……搔了搔痒。”巴洋极尽谄媚之能事，说到了普利绥坡金的心坎里去了，而普利绥坡金还在掩饰，故意装作正人君子。第三场，婚礼上，宾客酗酒引发冲突，普利绥坡金对宾客大喊：“您为什么拿青鱼往我妻子的奶子上插？”语言粗鲁，进一步深化了普利绥坡金作为披着革命者外衣的投机者的外在形象。

除此之外，剧中还有一些地方有着性隐喻，不再一一列举。马雅可夫斯基虽然只活了37岁，但作为伟大的诗人，他的一生却是传奇的。通常认为，他因受宗派主义长期打压和爱情挫折而自杀，但其到底为何自杀，至今仍是个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感情经历丰富，这也是为什么马雅可夫斯基能够在《臭虫》中自然而又恰当地通过这些性隐喻，把普利绥坡金只顾贪婪享受而且还极尽掩饰之能事的肮脏的内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剧作中塑造一个典型形象，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肯定要通过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来表现，而他塑造的普利绥坡金这样一个人物，如果代入性隐喻，会使角色形象更加丰满和真实，从全剧来看，马雅可夫斯基拿捏得恰到好处。

三、诗人自身才情的释放

马雅可夫斯基写出《臭虫》后，便迫不及待地读给他的朋友们听，受到极大欢迎，随后在全国上演。可以说这部剧充满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个人想法，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部剧是他的政治诉求，而且是很“正确”的诉求，且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与一般的政治剧不同的是，这部剧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没有被时代淘汰，反而经久不衰，直至今日，仍然是欧洲戏剧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剧目。

上述提到，《臭虫》的独特性在于文字的散文化和剧情的碎片化。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位极富才华的诗人，斯大林评价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虽然有刻意打造政治样板的意思，但也是对诗人能力和才华的肯定。当马雅可夫斯基用写诗的方式去写剧本，那么他的剧本便有了与诗一样的光环，与他的诗歌一样，变得泼辣且富有战斗力了。虽然全劇大部分用了散文体，但是穿插的诗体片段，仍然让整部剧氤氲着长诗的味道。

全剧没有像其他剧本一样分幕，而是设立了九场戏，剧中时间跨度长达50余年，虽然整部剧由九场戏组成，而这九场戏衔接得不是很紧密，普利绥坡金被冷冻前和被冷冻后的部分略显割裂感。剧中，每一场戏都有自己的时间、人物、地点，但时间上、逻辑上是一致的，可以理解为，九个碎片化场景，构成了一整部《臭虫》。就像一首长诗，《臭虫》就是马雅可夫斯基自己的诗，他用独特、新鲜的语言，让全剧新奇、简洁而又铿锵有力。

马雅可夫斯基生活在革命的年代，所以，当革命结束时，诗人也完成了他特定的使命。现在来看这部《臭虫》，当年诗人想讽刺小市民，想为美好的共产主义讴歌，但多年以后，反而有了反乌托邦的色彩，有了对一尘不染的社会进行讽刺的意味，或许马雅可夫斯基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又如何证明呢？只有把《臭虫》还给诗人自己，让剧作继续属于诗人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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