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苗学文献中的文字学圭臬

摘要：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阎幽磬的《从神话到现实：中国苗族文字发展史》是一部关于中国境内苗文发展史的开拓性著作，研究内容丰富，研究视野广阔，集语言学、文字学、政治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文献学和人类学于一体。该著作首次对我国各种苗文的创制背景、创制过程和文字学机理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分析，对于推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阎幽磬；苗族文字；海外苗学文献

中图分类号：H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4）03-0092-07

苗族在历史上是一个饱经战乱和迁徙的世界性民族，除了中国境内的苗族外，海外也有分布，主要居住在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以及美国、法国等国家。迄今为止，在全球苗族历史上，先后出现过10余种苗文。中国境内的苗族文字主要有早期的苗文、湘西方块苗文、外国传教士苗文和拉丁字母拼音苗文。这些书写系统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创制而成的，对这些不同的苗文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无论是对于研究苗族语言文字发展史、了解苗族文化历史的变迁，还是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世界文字发展史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国内学者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开始关注苗族文字的创制和发展。1938年著名语言学家和民族学家闻宥先生在《西南边疆》发表“论POLLARDSCRIPT”一文，论述了柏格里苗文创制的原因及其传播。苗族学者石启贵所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一书有专章论述了湘西地区历史上出现过的苗文。但是以上论著还只是停留在针对某个地区苗文一般性介绍的层面上。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为苗族创制了湘西苗文、黔东苗文、川黔滇苗文，并且将滇东北老苗文（即柏格里苗文）改革成拉丁字母拼音文字，苗族文字的研究工作从此得到更大程度的重视。自1981年苗文恢复推行以来，国内苗文研究主要关注苗文拼写问题、创制背景、文字形成机理、传播和发展等主题。不过，关于我国苗族文字整个发展历程的探索，涉足者较少，成果并不多见。我国苗族文字研究者李炳泽所著的《苗族的文字》，姜永兴的《苗文探究》属于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但是这些论著仅仅是一般性的介绍，缺乏理论性的分析。论述的内容过于简短，所论及的苗文种类也不齐全。

除了中国学者对苗文有所关注之外，也有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者来到中国学习和研究苗文，他们的一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者乔克意姆·恩沃（Joakim Enwall，汉名阎幽磬）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阁幽磬1965年生于瑞典，师从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他最初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1989年至1992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苗语期间，开始转向苗族文字的历史研究。鉴于当时中国境内尚未有学者对所有苗文书写系统进行全面性的梳理和分析，阎幽磬立志弥补这方面的缺憾。他首先踏遍中国大江南北，寻遍中国各苗族地区展开田野调查研究，力图全面搜集关于苗文的资料，同时与中国数名从事苗族语言文字的专家学者进行过多次访谈和交流。后来他又前往英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大学图书馆进行资料查询，归国后撰写了40万字左右的博士论文《从神话到现实：中国苗族文字发展史》（A Myth Become Reality：Histo-ry，and Development of Miao Written Language），并于1995年在瑞典出版发行。该书是一部关于中国境内苗文发展史的开拓性巨著，研究内容丰富，研究视野广阔，集语言学、文字学、政治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文献学和人类学于一体。该著作首次对我国各种苗文的创制背景，文字创制过程，文字学机理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分析。较所有相关的论著而言，该著作搜集的苗文种类最为齐全，有民国时期传教士创制的各种苗文，民间自创的方块苗文，还有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为各方言地区创制和改革的各种苗文。全书共分为2卷，内容包含4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引述了有关苗文的各种神话，并且对有关史前曾经出现苗文的各种论述重新进行了考证；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传教士为中国苗族人创制的文字；第三部分着重论述建国以来党和国家为苗族人创制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在此书的最后一个部分，阎幽磬从神话等多方面的角度再次考察了柏格里苗文得以广泛推行的真实缘由。

该著作问世以来已有近20年的光阴，但是，由于英语著作传播发行范围的有限性和国内懂得英语的苗族学者也比较有限，这部巨著的学术影响力没有达到其应有的影响力，较少得到国内专家学者的关注。至目前为止，尚未有学者发表书评对该著作进行评述，此外，几乎没有任何论著提及该部著作，甚至有专家学者表示从未听闻此书。鉴于国内学术界还很少有人了解这部中国苗族文字发展史的著作，为促进苗族文字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笔者对其主要内容试作如下评述，以供国内同行学者参考。根据阎幽磬在其著作中所做的论述，我们似可将中国苗族的文字发展分为早期文字阶段、湘西方块苗文阶段、传教士创制的苗文阶段、拉丁字母拼音文字阶段。而在苗族文字出现之前，曾经流传着许多有关苗文的神话传说，对此部分的评述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苗族文字的神话传说

苗族过去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因此苗族文字的历史多是有关苗族文字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神话传说。美国圣母大学教授杜菲（JohnM，Duffy）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在Writing fromThese Roots一书中指出：“苗族文字史的开端并非是有关图形文字、音节文字和字母文字的记述，而是有关文字的神话传说。”阎幽磬在其著作的第一部分首次全面地收录了各种不同版本有关苗族文字的神话传说，并且对其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分类，即“苗文与刺绣说”“食书说”“文字失而复得说”。“苗文与刺绣说”认为，苗族曾拥有文字，但是后来遗失，此后，苗族妇女仿照原先文字的形状在苗族的衣饰上绣成图案。如今，许多苗族人认为苗族刺绣上的图案正是他们曾经遗失的文字。在第二类传说中，由于种种原因，苗族的文书被苗族人所食，因此，苗族人的文字是存在肚子里，记在心上。“文字失而复得说”主要叙述苗族人在过河时，文书不慎遗失，后来有西方传教士创制了文字，于是苗族人通常将其视为曾经遗失的苗文。

不过，阎幽磬关于神话传说的引述并非生硬的平铺直叙。对于所搜集的神话，他除了指出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外，对不同种类神话的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对于第一类神话，阎幽磬认为多数的例子没有标明神话的出处和来源，后人难于对神话中所述的苗族部落进行考证，王建光所著《苗民的文字》中所记述的神话就是其中一例。此外，还有一些神话将传说中的苗族与其他族群部落混为一谈，如法国天主传教士斯科特（Aloys Schotter）在Notes Ethnograph幻ue sur les Tribus duKouy-tcheou一文中所记述的神话误将苗族混为彝族。对于“食书说”，阎幽磬明确指出，其他的民族（如阿卡族）同样流传类似的神话。他从这类神话中推测出苗族人曾经见过文书，也意识到文字的重要性，然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文字的真实内涵。他们将文字视为物体，而不是工具和方法，因此误以为文字的传承必须依赖于文书，其实在没有文书的情况下，文字同样可以传承。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援引了英籍著名人类学家王富文教授（Dr，Nichols Tapp）在《主权与反叛》（Sovereignty and Rebellion）一书中的观点，认为苗族人应该介于“aliteracy”和“iliteracy”之间。关于“苗族文字失而复得说”，阎幽磬指出这类神话通常与救世运动密切关联，文字的创制者声称自己是苗王，为苗族人创制文字而获得极高的声望。

需要指出的是，阎幽磬有关苗族文字神话的论述并非来源于田野调查和田野访谈，而是直接引自他人的论著，在神话的表述上几乎没有创新之处。不过他所收录的神话具有全面性、代表性和系统性，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国苗族文字的研究资料，便于后人的搜集和整理。该著作中关于神话的分类、归纳和总结对于我们重新考证各种苗文推行成功与否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实际上，苗族文字的神话几乎贯穿了该著作的全文。阎幽磬不仅在前文中记述这些神话，在后文中，他以神话为基础，对传教士创制的苗文所具有的影响力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二、早期文字阶段

在音节文字、字母文字出现之前，苗族人曾经创造了许多交流思想、记载事物的一系列“符号语言”，如结绳、刻木等方式。法国著名苗学专家李穆安（Jacques Lemoine）将其称为“传统文字”，并且指出这些符号在世界文化中的使用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不过，我国学者姜永兴却持不同的看法，他在题为《苗文探究》的论著中明确指出：“结绳、刻木，乃至图画记事，这些帮助记忆、辅助交际的方法，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都曾有过。……它跟文字毕竟有着根本的差别。”我国苗语文专家吴正彪也认为：“苗族曾用刻木、数豆、积海葩贝、结绳、绘画各种图纹等计数方法来记载历史、财产、契约等大事，帮助增强记忆表达意思，反映了苗族人民对文字的需要，但这些实物记事本身还可以有不同的画法，表达不同的意义，而且又不能分解为个别的词语，没有同一定的语言单位发生固定的联系，又不能诵读，因此这些记事符号本身还不是文字。”基于这样的情况，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早期的苗族文字阶段理应始于篆字体文字。并且有许多论著论述了中古史前曾经出现的篆体苗文。不过，阎幽磬对先前的论述进行了批判，他指出，此前的专家学者有关篆体苗文的叙述往往含混不清、扑朔迷离。更有甚者，将苗族与南方的其他少数民族部落混为一谈，其结果将彝书、水书等其他民族部落的文书错当成苗书。有鉴于此，他对各种有关早期苗族文字的论述——进行了考证，其结果如下：

清代旅行家陆次云在其所著的《峒溪纤志·志余》中收录了《锋训歌章》的文字，是否属于苗族人过去曾经创制的文字，不同学者对此见解不一。法国学者邓明德（Paul Vial）认为该文属于布依文；法国汉学家克拉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将其视为篆体的瑶书。不过，通过列举大量的事实，阎幽磬认为陆次云所发现的文字可能属于瑶族、彝族曾经使用过的文字，而并非苗文。清朝时期的其他有关资料也记载了苗族的文字。清乾隆《宝庆府志》记录了一种似篆非篆的文字，这种文字在湖南城步最为盛行。当时，湖南省城步、绥宁和广西等苗族地区开馆延师招收苗族子弟学习此文。据说这套苗文属于苗族起义军反抗清廷所使用的文字。为防止苗族使用这种文字进行联络，再次举事，清廷兵部使下禁令，明确禁止使用这种文字。篆字体苗文从此在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人们再次议起城步苗文，并且有传言称在城步地区发现了苗文的碑刻。1984—1987年我国苗族学者陈其光、赵丽明等人先后到湖南城步展开田野调查，没有发现人们所言的篆体苗文碑刻。阎幽磬认为，史料的记载只能说明湖南城步地区或许曾经出现过苗族文字，但是鉴于苗文碑刻和相关的文书已经消失殆尽，因此该地区是否真正出现过篆体苗族文字，仍有待找到证据对其进行考证。第三种篆体苗文与雷公山发现的苗文碑刻有所关联。闻宥先生在1951年所著的《贵州雷山苗碑文初考》一文中首次提及雷公山苗文碑刻，该书收集了39个篆体文字，可惜不能识读。此后，陈其光以及其他学者也对雷公山苗文碑刻做过相关论述。通过对碑刻上的苗文进行考证，闻宥认为，碑上所刻文字可能系苗人所创。不过，阁幽磬认为单从残石上的文字进行考察，不足以定论文字就是篆体苗文。对篆体苗文的记述不仅仅来自中国的史料，国外的一些文籍同样记载了篆体苗文。法国军官和苗族语言文字学者多隆（D’Ollon）在题为《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字》（Ecritures de Peuples nonChinois de la Chine）的著作中先是批判了之前各种关于篆体苗文的记述，然后阐述了他在中国南部发现苗文的真实经历。他的论述得到了一些专家学者的采信，李穆安在其所著的《苗族纪略》（Les～ctitures du Hmong）中、美国语言学家斯莫莱在《文字之母》（Mother of Writing：The Originand Development of a Hmong Messianic Script）一书中分别表明多隆发现的文字属于篆体苗文。不过，阎幽磬却否认了多隆的论述，在援引闻宥、姜永兴等人的观点后，他得出结论，多隆所发现的文字并非真实的苗族文字。

尽管阎幽磬没有超越此前的专家学者，在篆体苗文的考证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然而，他对现有研究的结果大胆提出的质疑在国内外学术界非常罕见。他的观点颠覆了中国苗族文字发展史始于篆字体苗文的说法。

三、湘西方块文字阶段

过去认为，20世纪以前苗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例如，美国圣母大学教授杜菲（John M，Duf-fy）在其所著的Writing from These Roots一书中指出：“抛开口述、刻木以及各种有关文字的传说不谈，那么苗族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应该始于西方传教士为中国、老挝苗族人创制的文字。”与此不同的是，根据我国苗族文字专家赵丽明、刘自齐等人在湘西境内调查的结果，湘西确实出现过类似广西方块壮文和越南喃字的苗文。他们对此类文字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撰成题为《湘西方块苗文》的论著，1990年刊载于《民族语文》第1期，向世人详细地论述了方块苗文的产生和流传、结构和造字法等。此后，李梅雨、杨再彪等人从不同角度再次对方块文字进行探讨。这足以说明，中国最早的苗族文字并非始于传教士创制的文字。尽管方块苗文在阎幽磬的著作中得到了关注，但是他的论述过于简短，仅仅涉及板塘苗文、古丈苗文和老寨苗文的创制背景和使用情况。他既没有开展田野调查、也没有对各种方块苗文的造字原理、造字方法进行剖析和比较，甚至对于方块苗文的研究价值也没有做出评述。本部分的介绍主要是基于赵丽明、刘自齐等人现有的研究结果，没有实质性的创新，这不能不说该部分的论述成为本书中的一大缺憾。湘西方块苗文的产生和存在具有实际意义和学术价值。这种文字的研究，可为进一步探讨文字、特别是借源文字的一般规律，提供素材，予以启示，笔者认为，湘西苗文应该值得更多的探讨。

四、传教士创制的文字阶段

19世纪下半叶，西方传教士到我国苗区传播宗教的教义，为更加便于传教，他们为苗族人创制了各种文字。阎幽磬在其著作中全面的记述了中国境内传教士创制的各种文字，包括法国传教士邓明德创制的彝文和苗文、法国传教士埃斯基罗尔（Esquirol）创制的文字、亚当（Adam）为花苗语创制的文字、伯格里苗文、胡托苗文等文字。内容涉及各种传教士苗文的创制背景、使用功能、文字机理、传播情况以及文字所具有的影响力等。当然，阎幽磬对以上的论述并不是简单地平铺直叙，相反，他对各种文字的造字原理、传播和影响力均做了比较。

在本部分中，除了论述传教士创制文字的历程，阎幽磬对各种苗文成功推行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不仅纠正了先前错误的研究结论，同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阎幽磬在梳理各种传教士所创文字的发展历程中发现，柏格里苗文自20世纪初问世以来，一直得以广泛推行和应用。此套文字备受滇东北方言苗族人的青睐。1956年国家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使用拉丁字母将其改革成拼音文字，80年代又改革成规范苗文。相比之下，英国传教士胡托（M，H，Hutton，汉语名胡志宗）为黔东方言创制的苗文却被苗族人漠然视之。建国之前仅有100多人学习了这套文字，与此同时，学习柏格里苗文的人数已超过35 000多人。对于这样的现象，学界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胡托苗文的声调书写功能不及柏格里苗文，这是胡托苗文未能得以推广的原因之所在，也有人认为柏格里苗文的成功之处与有关苗族文字的千年神话密切关联。有鉴于此，阎幽磬对两种苗文声调的书写功能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两者不存在明显的差别。而正好相反，胡托苗文的声调书写功能较柏格里苗文略胜一筹，这个结果有力地批判了原有的观点。另一方面，通过对各方面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阎幽磬发现神话传说对伯格里苗文的成功推行的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04年柏格里以苗语滇东北次方言发音为基础，用拉丁大写字母及其参照苗族服饰花纹图案形成的变体形式制定了苗语拼音文字，当地苗族人民将这套文字视为数千年前曾经遗失江中的苗文，因此这套文字在滇东北和滇北地区的苗族中推广使用，千年的神话成为了现实。不过阎幽磬指出，新中国成立后，这样的神话逐渐被人们所淡忘，成为现实的神话又重新变回了神话。于是他又继续从其他方面探寻答案。对两种苗文的应用范围进行比较后，他发现胡托苗文的读物仅限于宗教文献、文件和一般的工作报告。而柏格里苗文除了用于书信往来、传递信息、出版教材之外，还用于传统记事、记录圣歌、神话和传说等。阎幽磬认为，黔东方言区与滇东北方言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着差异性，同样制约着苗文的推行。黔东方言地区的苗族人民经济发展相对较好，易于抵制宗教等外来文化，以传教为目的创制的苗文自然就难以在当地顺利推行。与此相反，滇东北方言地区的苗族人更为贫困，此前他们曾是彝族人的农奴，他们将柏格里等外国传教士视为救世主，因此欣然接受传教士创制的苗文。此外，阎幽磬认为苗汉语双语能力以及苗族人对汉语和民族语的不同看法对两种苗文推行的成败也有一定的影响。黔东方言区的苗族人大多数通汉语，甚至有一部分苗族人对汉语的驾驭能力胜过苗语，因此该地区的多数苗族人选择学习汉语，不学苗语，对传教士所创的苗文更是不屑一顾。不同的是，滇东北苗族人几乎只懂苗语，既听不懂汉语，也不能用汉语进行交流。所以他们一心一意学习苗文。

尽管传教士创制文字的初哀是为了传教，但是这种文字在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苗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例如自从有了柏格里苗文以后，柏格里等人一边传教，一边办学，针对苗族大众不懂汉语和对自己语言文字具有特殊感情的实际，实行苗文教育，通过推行苗文，扫除文盲；开展苗汉双语言教学，采取“以苗推苗”，推广使用技术，吸引苗族民众读书等，使苗族在20世纪初到1949年近50年的时间中，文化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教士创制的文字影响深远，阎幽磬在他的著作中对这些文字的系统梳理和研究为中国民族文字学提供了丰富的文字材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对于普通文字学和文化传播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他对影响传教士所创苗文传播和推行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其研究结果对包括苗文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规划具有重要的启示。

五、拉丁字母拼音文字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尊重广大苗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在对苗语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不同方言地区的苗语分别创制了黔东苗文、湘西苗文、川黔滇苗文，并且改革了滇东北苗文。关于党和国家为苗族人民创制文字的这段历史，阎幽磬在他的著作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内容之翔实，过程之具体，此前无任何论著能及。所述的内容涵盖建国初期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对滇东北老苗文进行改革的具体方案和过程、苗族语言文字的创制和改革方案、所创各种苗文的传播情况及其影响力、文革时期苗文所遭致的重大影响、改革开放后苗文推行工作的复苏等问题。此外，阎幽磬对于各种苗文创制以来在传播上的得失进行了比较，并且指出，不同的苗族文字在推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效有所不同，甚至存在较大的差异。要探寻其中之缘由，需要基于苗族有关文字失而复得的神话传说对文字进行重新考察；对传播苗文地区苗族人的双语（苗汉）能力进行考察，同时还需要对传播苗文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调查。

不过，阎幽磬并没有对中国政府创制的拉丁字母拼音苗文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而仅仅是对苗文的推行现状做了简要的评述。他认为：“尽管1979年以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有所改变，然而文革期间的错误思想仍然挥之不去。”此外，阎幽磬指出了拉丁字母苗文所存在的问题：“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拉丁字母苗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扫盲工作的切实开展，但是这套文字的实际应用价值并不明显。其次，由于拉丁字母拼音苗文采用西洋字母文字的拼写方式，而多数国内苗族人却误将单个字母视为文字，于是将所有的字母分开拼写。这样容易导致众多人怨声载道，认为拉丁字母苗文的书写过于费时，势毖要求对文字进行改革，如此一来，改革的文字必然会减少每个单词的字母数量，从而影响文字的系统性和一致性。”

六、结语

苗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千百年来，苗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和交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关于苗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体现出重语言而轻文字的特征。对苗族语言的研究成果丰硕，而苗族文字的研究成果却十分稀缺。因此，阎幽磬所著《从神话到现实：中国苗族文字发展史》的问世不仅可以填补国内对苗族文字研究的空白，丰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以资借鉴的丰富参考资料，甚至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提供宝贵的素材，并且有力地推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另外，阎幽磬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民族语文学界树起了一个典范。作为一个非本族语的外国学者能在苗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无疑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和鼓舞力。

在肯定这部著作所具有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该著作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以上的论述显示，阎幽磬对西方传教士所创制的文字（其中以柏格里苗文为典型）倾注了更多的笔墨，而对于中国民间曾经出现过的方块文字却是轻描淡写，对我国新创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的发展前景没有做出积极的展望。诚然，湘西方块苗文创制以后使用面确实比较狭窄，而由于种种因素，拉丁字母苗文在我国苗区的推行受到了一定的阻碍，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不过，笔者认为，各种苗文都各有利弊。柏格里苗文创制以后，深受石门坎地区苗族人的青睐，但在全球化的交流过程中，文字的信息处理和网络传播影响着苗族文字的发展前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柏格里文字的局限性已经凸显出来，其文字的字母尺寸大小不相统一，不便于信息处理。字母拼音苗文在信息化处理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难以跨方言地使用；方块苗文的书写符号难以用文字软件处理，然而它对意义的表达不受方言差别的影响。在信息化传播的大潮中，哪一种苗文将脱颖而出，在苗人舞台上占据优势地位，目前还难以定论。因此，在今后有关苗族文字发展史的研究中还需要对各种苗文的发展前景进行探索，以弥补现有研究所存在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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