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语言景观研究与展望

摘 要：语言景观研究主要关注公共空间内语言标牌上的文字及其背后蕴含的意义。本文在国外语言景观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回顾了国内新兴的语言景观研究及成熟的公示语方面的相关研究，提出今后可深入拓展的研究方向，并尝试为我国学者进行语言景观研究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语言景观 公示语 语言使用 多语现象

一、引言

十几年来，语言景观研究作为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已成为国际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与之相关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并逐渐呈现交叉学科的趋势。其研究可从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视角出发，方兴未艾。语言景观主要关注特定地区公共空间内某些语言的可见性及凸显性，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研究世界各地的语言景观现状，描述当地语言使用状况事实，并试图解释语言使用和语言选择背后的相关政策取向等相关问题。随着国外语言景观研究的兴起，近几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并着手与之的研究，语言景观研究在国内的发展态势虽处萌芽状态，但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二、国外语言景观研究

（一）语言景观概念

语言景观一词的概念起源于加拿大学者Landry and Bourhis（1997）在《社会心理学与语言期刊》（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杂志上发表《語言景观与民族语言活力——一项实证研究》（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一文，此文被大多数学者看作是语言景观研究的开篇之作。作者将语言景观定义为某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由公共道路指示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业店铺招牌，政府大楼和公共标识上的语言组成。一个地方的语言景观一般有两种基本功能：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此概念是此后语言景观研究者引用次数最多、最为经典的定义，主要范围限定在公共空间领域。Itagi和Singh（2002）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定义。他们认为语言景观为公共区域内文字形式的语言使用，即所有可见的语言。由此可知，该定义把一定范围内所有书面形式作为语言景观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更宽泛。

Gorter（2006）指出，语言景观不仅对标牌中语言使用的文字进行研究，而且研究语言文字的代表意义，并特别强调其代表意义的重要性，因为语言景观与认同感和文化全球化密切相关，与不断占据席地的英语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活力再现密不可分。简言之，语言景观研究可以作为研究多语现象的新路径。Ben-Rafael等人（2006）认为语言景观是指语言对象所标识的公共空间。为更好地诠释此定义，他们指出语言景观是指在特定地理位置的公共机构或私人企业内外的任何标志或公告。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语言景观的定义似乎更为广泛。换言之，他们不仅关注于公共机构或私人企业以外的标牌语言使用，而且还关注在这些地方或建筑物内部的语言使用。此外，随着语言景观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研究范畴甚至延伸至网络虚拟空间。（Troyer，2012）。

以上关于语言景观的概念或概括的共同点均在于关注空间内可见的标牌。大多数研究把语言景观看作公共空间内书面形式语言的使用。基于不同的考虑，每个学者都有自己对语言景观的独到见解，虽大多数学者偏向引用Landry and Bourhis（1997）对语言景观的定义，但目前对其概念还尚未达成共识。因此，语言景观的概念之争也是围绕其相关研究的难点之一。

（二）语言景观研究方法

在以往研究中，有不少的研究方法用来辅助解释特定区域的语言景观。其中，最为常用的莫过于大多数研究者的选择——定量研究。正如Gorter（2006）所言，正是由于计算机和数码摄影的不断普及，拍照变得简便，使得语言景观研究的田野语料搜集工作变得便利。学者往往利用数码相机拍摄所选取的研究地点，获取分析单元后，通过有效的定量分析，对所得分析单元进行计数与记录，然后以特定方式进行归类汇总。譬如，Backhaus（2007）在确定研究地点，分析单元以及区分单语、多语标牌的基础上，对东京城市多语现象的语言景观进行对比研究。相对而言，定性研究一般不基于所获取的分析单元数据库。利用定性分析的学者（Scollon and Scollon，2003；Reh，2004）的研究调查往往基于对语言景观中语言使用的细微观察，比如官方语言政策与日常语言使用惯例之间的区别，多语现象中的不同语言风格及语言接触，外来游客或当地居民对语言景观的感受，语言标牌的所指及象征功能，以及公共空间内语言景观的总体符号建构等。定性研究主要借助问卷调查、访谈等来了解景观制作者的动机，读者的态度、感受和看法等。

（三）语言景观研究成果

正如前面所提及，语言景观研究虽是近十几年来新的研究方向，但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不少国际学者负责牵头的期刊、专著、论文集、论文已相继出版。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Gorter（2006）主编的论文集《语言景观：多语现象的新路径》（Linguistic Landscape： A New Approach to Multilingualism）；Backhaus（2007）的专著《语言景观——东京城市多语现象的比较研究》（Linguistic Landscapes：A Comparative Study of Urban Multilingualism in Tokyo）；Shohamy and Gorter（2009）主编的论文集《语言景观——不断展开的风景》（Linguistic Landscape：Expanding the scenery）；Shohamy，Ben-Rafael and Barni（2010）主编的论文集《城市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City）；Gorter， Marten和Mensel（2012）主编的论文集《语言景观中的少数民族语言》（Minority Languages i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有相应的期刊专辑或专门期刊来刊载与语言景观相关的研究，诸如《国际多语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2006年专门刊载了世界范围内语言景观的个案研究；《世界英语期刊》（World Englishes）于2012年也刊载了有关语言景观的系列专题，主要论述英语在语言景观中发挥的作用。专门刊载研究语言景观研究成果的《语言景观国际期刊》（Linguistic Landscape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也于2015年推出。此外，亦有诸多的学术论文发表在诸如《语言社会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社会心理学与语言期刊》（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等。有些会议论文中也会有相应主题的论文成果呈现。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第14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AILA）上，呈现了有关语言景观的专题论文集《语言景观与多语现象：理论和方法论》（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Multilingualism：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此后，2006年社会语言学专题论文集第16辑（Sociolinguistics Symposium16）也收录了两篇专题《语言景观：加速多语现象研究》（Linguistic Landscape：Advancing the Study of Multilingualism）与《符号景观，旅游，移动与全球化》（Semiotic Landscapes，Tourism，Mobility，and Globalization）。

从已有成果看，语言景观研究开始呈现两个显著特征。首先，研究取向已经转向跨學科、多视角的研究，社会学、城市地理学、广告学、教育学、经济学与历史学等背景的研究学者也开始投向语言景观及其应用的更广阔领域（Brown， 2012；Antonio & Juan-Garau，2015；Wang & Velde，2015；Antia 2015；Dressler，2015； Weyers，2016；Zhang & Chan，2017）。其次，研究范围已经从公共空间延伸至室内场所及虚拟空间，且研究维度不断扩大。其中，Brown（2012）介绍了爱沙尼亚学校环境刻意引入少数语言，通过语言景观的改变来达到复兴少数民族语言的目的。以上种种都极大地促进了语言景观在诸多领域的发展，充分说明语言景观的语言标志边界不断扩大，公共空间范围逐渐拓展，理论解释日益多学科化，研究方法更趋多样化。这表明国际上语言景观研究欣欣向荣，进一步彰显了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三、国内语言景观研究

（一）语言景观研究收效

在我国，与“语言景观”术语相关的研究大约始于2009年。孙利在其《语言景观翻译的现状及其交际翻译策略》一文中在大致回顾国际学者对语言景观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温州市语言景观个案阐述语言景现的概念及功能，分析语言景现翻译的现状，并针对温州市语言景观翻译中的不规范、错译、漏译和误译等具体问题，提出了语言景观的交际翻译策略。方佳（2015）亦在语言景观视角下对江苏常州市区道路名称公共标识进行英译调查与研究。笔者采用实景拍照的定量方法和分发调查问卷的定性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对路牌中出现的拼写和语法错误进行总结并分析，指出英译过程中的不规范、不统一之处。以上两位笔者虽使用了语言景观的方法，但其侧重点仍在翻译尤其是汉译英翻译方面，对语言景观背后的诸如语言政策、语言权利等问题鲜有提及。李怡（2011）运用语言景观研究法对亚运前后的广州市北京路商业步行街的非官方语言景观进行历时性研究，客观描述了一些汉英双语标牌和中国特色的各类中文——拉丁新造词标牌等语言景观特征，得出该地受全球化影响日趋明显的结论。徐红罡，任燕（2015）在探讨束河语言景观中其语言选择的基础上，对其语言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剖析。文章指出，影响其语言景观的因素主要是政府和旅游业经营者层面，通过政策和营造商业氛围来发挥作用。此外，笔者还采访了游客和当地居民对东巴文语言景观的感知力。以上与语言景观相关的研究成就，前者较早地关注并借鉴国外语言景观，但其剖析力度及层次相对简单、不够深入；后者综合数种因素，不仅分析语言事实同时也对语言事实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层次挖掘，是为数不多有关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景观的实证研究之一。此外，国内语言景观研究在理论方面也有归纳总结。尚国文，赵守辉（2014a，2014b）对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及其研究的不同视角、理论和方法等进行阐述。李丽生（2015）在评述国外语言景观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开展语言景观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田飞洋与张维佳（2014）利用语言景观研究的新理论——全球化社会语言学及其概念——解释了研究地点双语路牌存在的不规范现象并揭示了其语言符号背后的超多元性的社会文化问题。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017年《语言战略研究》第二期专门设立专题研究：语言景观研究。其中，徐茗（2017）从研究历程和研究趋势两个方面对国外语言景观研究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集和整理。李丽生、夏娜（2017）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语言景观中的语言使用状况。苏杰（2017）探讨了上海的城市语言生态中的私人标牌所体现出的语言权势与该城市生态系统中的文化权势的关系。尚国文（2017）从偶发性学习、语言亦意识、语言能力等方面探讨语言景观对二语/外语的价值和作用，以及校园语言景观对少数族群语言景观复兴的意义。由此可看出，我国语言景观研究日趋活跃，虽处于萌芽阶段但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这为我国学者研究特定地区的语言景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公示语相关研究成果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与语言景观相关的研究起步虽晚，但与之关注对象类似、视角不同的研究——公示语研究，已然硕果累累。对于公示语概念的界定，戴宗显与吕和发（2005）给出的定义为公开和面对公众，告示、指示、提示、显示、警示、标示与其生活、生产、生命、生态、生业休戚相关的文字及图形信息。贺学耕（2006）把公示语看作是一种给特定人群观看、以达到某种特定交际目的的特殊文体。其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街头路牌、广告牌、路标、商店招牌、警示语、宣传语、旅游简介等等。罗选民和黎土旺（2006）则认为公示语是指在公共场所展示的文字，具有特殊的交际功能，以及提供信息和完成指令的作用。具体而言，路标、广告、商品说明书、旅游指南、社会宣传、告示等都是公示语。以上定义均与公共空间内的语言文字密切相关。

大多数学者从我国公示语的汉英翻译方向着手，一般对公示语翻译的错误或失误进行归类、分析，并提出相应改进建议或对策，诸如学者刘美岩与胡毅（2009），薛红果（2010）。也有学者从语用学视角出发对公示语进行研究。王银泉、陈新仁（2004）在语用学理论指导下对公示语翻译实例进行探讨分析。陈淑莹（2006）认为标识语的翻译应注重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基于英汉标识语的语言特征，文章讨论了翻译中出现的语用失误问题。罗选民和黎土旺（2006）用奥斯丁（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来指导公示语英译。文兰芳（2009）从语用学的视角出发，论述公示语翻译中存在的语用特征。分析汉英翻译中出现的语用语言和社交语用方面的失误，并给出相应的语用原则，诸如合作和礼貌原则等。亦有学者（徐琼，2012）提出语用等效翻译，并结合具体语境和文化背景，采用借用、模仿、转换、修辞等方法，实现等效翻译。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公示语翻译研究进行综述，回顾过去，反思当下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赵湘（2006）认为我国公示语翻译研究尽管已取得可喜成绩，但仍存在术语不统一、题材及体裁单一化、缺乏创新性等问题。基于此，他提出进一步开拓公示语翻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出基本理论研究、语用翻译研究、术语统一等措施，进一步加深翻译学科的构建。杨永和（2009）基于对新世纪全国公示语翻译研究情况的调查与分析，界定了公示语定义及相关词语，并从公示语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公示语翻译的社会关注度等方面总结了新世纪我国公示语翻译研究的辉煌成果。由此可看出，新世纪以来我国公共空间内公示语翻译研究日趋活跃，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巨大成就，为我国学者进行语言景观研究提供重要、有益参考。

四、研究展望

语言景观研究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在语言領域，尤其在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等领域发展迅速。具体说来，它为多语现象的发展、英语的传播、语言政策的实施效果及语言认同感等提供新思路。

首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与国之间的语言距离正在缩短，语言接触及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断加深，多语现象日益增多。研究某地区语言景观中多语现象重要意义在于了解该地区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亦是了解其语言生态的重要路径。某地区多语共存的现象突出，意味着其语言生态的程度，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显著。少数民族语言在语言景观中的可见度或凸显程度往往基于语言政策方面的保护，或者多种语言权势与族群有意识地不断斗争下产生的相对占主导地位某种语言。简言之，某地语言景观中多数人讲的语言占据主导地位，而少数人讲的语言则奋力争取其可见性的权利。在特定社会进程中，语言的可见度显示出特定语言群体的认同感，也反映出特定背景下不同语言群体的相对权利和地位。基于此，把语言景观中的语言事实与语言生态、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多语现象等结合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地球村时代的来临，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成为必然。毋庸置疑的是，英语无论作为母语、第二语言或外国语的广泛使用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便利或机会。然而，对于英语广泛扩散的利弊之争从未停止过。Philipson（1992）曾断言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对语言生态造成不同程度破坏，并认为英语的传播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行为。但语言景观中英语符号的出现并不总是意味着讲英语的社区环境，并不总是显示带有交际性质的信息功能。反之，它可能只是一种象征意义，比如象征着异国品味、现代化或国际化程度、成功或时尚生活方式等。无论是哪一种，英语在语言景观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依然是学者们努力挖掘的对象。

五、结语

国内公示语研究与国际上语言景观研究，在研究对象——公共空间内的语言文字——存在相似契合之处，但本质上而言，语言景观内涵更丰富、更全面。我国对公示语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研究方法和视角也相对成熟，可进行创新性研究的突破点似乎进入瓶颈期。语言景观研究可谓是很好的突破口。诚然，语言规范、外语使用错误等一系列以纠错为主强调语言规约性的国内公示语研究对提升城市形象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不容忽视的是，基于语言使用事实的语言描述性，关注并揭示人们语言选择和使用的规则，并尝试解释语言事实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譬如政策导向、身份认同、权势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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