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撞死了一只羊》的艺术风格

摘要：《撞死了一只羊》对传统进行了一种反思，也带有反叛的意味。通过这部电影，作者希望本民族对某些传统有一个终止，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本文通过对影片的藏地文化、象征隐喻进行解读，解析隐藏在其中影片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撞死了一只羊》;万玛才旦;藏族电影;艺术风格

一、绪论

《撞死了一只羊》改编自次仁罗布的小说《杀手》，影片采用简洁的视听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康巴地区复仇传统的故事。司机金巴在康巴公路上撞死了一只羊，送完货物，在送羊去寺庙超度并且天葬的路上，司机金巴和想要为父亲报仇的杀手金巴相遇，杀手金巴找到了杀父仇人却没有完成复仇。通过两次黑白色调的回忆，两个人仿佛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精神联系，他们像是穿越时空的同一个人。最后，在司机金巴的梦里，杀手金巴完成了复仇。影片对藏地文化传统进行了一种反思，也带有反叛的意味。通过这部电影，作者希望本民族对某些传统有一个终止，比如以命抵命，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而作为藏语电影的代表人物，万玛才旦的电影已逐渐风格化，带有某种“作者电影”的意味儿。万玛才旦的影片中，随处可见的藏区景观、纪实的影像风格、简洁的长镜头、灵活运用的色彩，以及对藏族文化的主题表达。

二、《撞死了一只羊》对藏地文化的祛魅

饶曙光在《少数民族电影：多样化及其多元文化价值》一文中指出，“新中国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一种被‘表述’的，两者构成了一组‘汉族/主体/中心主义/看’与‘少数民族/客体/边缘/被看’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少数民族电影只是多数人眼中的少数而已，是一种外在而非内生的电影。要打破这个二元对立的关系，需要“用少数民族语言描写本民族社会生活与思想感情的电影，从而表达出本民族的特色和思想”。（1）近年来，藏地文化不断被祛魅与赋魅。从《冈仁波齐》《寻找之美更登》《老狗》《塔洛》到最近万玛才旦的新作《撞死了一只羊》，无论是出于文化场域的解释，还是由于文化想象的解读，藏地文化在一次又一次的传播中获得了较多的关注。人们在影片的描绘下，对藏地景观充满个人化的幻想。《撞死了一只羊》的第一个镜头开始于萧条肃穆的康巴公路，飘着雪花的黯淡天空，盘踞在天空的秃鹫，突如其来被撞死的羊，刺眼的阳光，将藏族文化中的肃穆感展现在观众面前。而随着影片的进行，城镇的街道、商人售卖商品、藏人们聊天喝茶，其谋生谋爱的方式与普天之下的百姓别无二致，在此，万玛才旦在对藏地文化的建构中，也逐渐将他人强加在藏族文化中的神秘色彩进行了解构。

新千年来，藏地文化的电影大多从外来者的角度向内窥探，挖掘自己内心幻想的充满神秘色彩的西藏，却不去探求藏地文化中的真实细节。大多数影片中表面化的奇观和影像表达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藏区人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焦虑。与之不同，藏族导演万玛才旦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来重新展现藏地风情与藏地文化，藏族风情得以原生态呈现。《撞死了一只羊》中的康巴公路、天地处的地平线、盘踞天空的秃鹫和回忆时的黑白、司机金巴和亲人相会时金黄的色彩搭配，呈现给观众原生态的藏族景象，并且影片将藏族文化从神秘的话语體系中脱离出来，消弭了观众对与藏族文化神秘性的窥探欲，构建一个平等是视角使观众接触到更真实、更平等藏地文化。司机金巴车中挂着女儿的照片，与情人的私会，商人也会为了挣钱售卖羊肉，展现给观众的是藏族之外其他民族也会出现的日常生活体验。这是一个更加客观、祛魅后的藏地文化。

三、《撞死了一只羊》中对传统的撕裂与现代的认同

爱尔兰诗人叶芝曾经说过：“全部声音，全部颜色，全部形式，或者是因为它们固有的力量，或者由于源远流长的联想，会唤起一些难以用语言说明然而却又是很精确的感情”，象征的功能就是如此。电影《撞死了一只羊》有着强烈的象征性和隐喻性，通过这些象征与隐喻影片表现了当前处境中的藏族文化与传统习俗的撕裂以及对现代文明的追求。

在《撞死了一只羊》中使用了大量的长镜头，象征性和隐喻性也在纯粹简洁的长镜头中凸显出来。影片开头的还在飘雪的康巴公路，司机康巴收音机里播放的《我的太阳》，由于地域和民族因素，中国边疆的一些少数民族的现代性启蒙就是从各种大字标语和歌曲中学来的，这些构成了影片的基调。对于生活在康巴高原的藏民来说，歌曲是他们可以接触外界的为数不多的渠道。这些歌曲也是藏地文化在与传统撕裂与现代文明对接的窗口。影片采用现实与梦境相互交叉的非线性叙事，对于轮回、救赎、圆满的藏传佛教信仰进行了现代意义的重构，拉近了藏地文化与观众的距离。茶馆女老板独立又风情万种、天空中出现了无数次的秃鹫在司机康巴的睡梦中变成了飞机、撞死了一只羊的轮胎在重换之后依旧留有血迹，这些意象都隐藏着藏族传统的撕裂与现代文明的认同。

四、总结

影片《撞死了一只羊》中，导演万玛才旦通过对藏地文化的祛魅揭开康巴地区的神秘面纱，通过影像的象征与隐喻揭示了当前藏族文化中所存在的与传统文化的撕裂以及与现代文明的认同，赋予了民族电影更广泛的认同和价值。

注释：

饶曙光：《少数民族电影：多样化及其多元文化价值》，《当代文坛》2015年第1期。作者在文中指出，我们不应该设置任何前提，不应该画地为牢，把“少数民族身份”（不管是“血缘身份”还是“文化身份”）看成是创作少数民族电影的前提。事实上，影片的导演及其他主创人员也来自各个不同的民族，在民族身份、艺术风格上呈现出“多元一体”状貌。因此，是否是少数民族身份来划分是否是少数民族电影作者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更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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