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金石上的野马（随笔）

一

走出东莞，是容庚人生的真正开始，此前的中学教员，作《雕虫小言》刊于《小说月报》以及编辑《东莞印人传》等，都是他北上的铺垫和金石研究的预习。

在《颂斋自订年谱》的白纸黑字记载中，容庚离开东莞北上的准确时间是1922年（壬戌）6月23日。同行者，是他的胞弟容肇祖。

我多次站在东莞莞城旨亭街8巷的容庚故居前，面对那些古老斑驳的青砖，一次次地想，如果容庚安于现状，满足于旨亭街的青砖曲巷，一个有志者的学术辉煌，将会湮没在青苔瓦片中，中国的古文字研究，将会空前地寂寞。

容庚走出家门的时候，遥远的天津，注定了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在等候他。中国的学术史上，有一段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会在中国北方的港口城市天津精彩上演。

有关容庚拜见罗振玉的经过，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容庚传》一书的作者易新农、夏和顺认为，容庚是在北京的琉璃厂逛书市的时候，打听到了罗振玉在天津的住址，然后带着三册《金文编》的稿本，专程去天津求见如雷贯耳的罗振玉。

而另外一种说法则是出自容庚的胞弟容肇祖：“我们经过天津时，由四舅之友写信介绍大哥去见罗振玉，以《金文编》向罗振玉请教。罗振玉极为称赏。”（《我的家世和幼年》，见《容庚容肇祖学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

易新农、夏和顺的观点充满了文学的戏剧性，但不如容肇祖的记录可信。容肇祖以容庚胞弟和随同者的身份作出的证词，来自1922年的现场，似乎得到了后人的认同。在纪念和回忆容庚教授的文章中，马国权、曾宪通、张维持、张振林、陈炜湛、陈永正、黄天骥等一众容氏弟子，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容肇祖的说法。

我是一个远离现场的读者，后人无法看到容庚兄弟出门的足印和他们北上的路线图，我只能以个人的经验推测，如果容庚兄弟乘船北上，当在天津登岸，在到达目的地北京之前，拜见罗振玉，是逻辑的必然。

在位于天津法租界31号的秋山街嘉乐里，青年容庚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金石学大家罗振玉。二十八岁的求学者，当然不会以千里马自喻，但是，对于一个在金石研究领域里求知若渴的人来说，罗振玉却是他的伯乐。

许多年之后，已经成名的容庚教授回忆了当时的一幕：

十一年夏，余初至天津，挟《金文编》稿本谒之于嘉乐里贻安堂。倾谈三四小时，态度恳挚，如春风夏雨，使人乐而忘倦。翻稿数过，谓彼所欲作而未成者，属余务竟其成。

作为容庚学术道路上的贵人和恩师，罗振玉对容庚的帮助不仅仅是简单的耳提面命，在容庚回忆文字的后面，罗振玉还拿出了大量私人珍藏的新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供他研习，鼓励他充实出版《金文编》。更让容庚没有想到的是，罗振玉还将自己的赏识，化作了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教授马衡的推荐信。

罗振玉对容庚的帮助，不仅发自内心，而且是全方位的。容庚天津之行结识了罗振玉之子罗福成、罗福颐以及后来同为古文字学家的唐兰、商承祚，这些机缘，都是罗振玉精心安排的结果。

六十年之后，商承祚教授在《广州日报》发表文章，回忆了那段缘分：

那是1922年的夏天，我在天津，有一天，罗振玉老师告诉我：“你有位广东同乡刚才来过，名叫容庚，字希白，东莞人，做过中学老师，他爱好铜器文字，编了一部《金文编》，是扩大吴清卿（大澂）《说文古籀补》之作，很好，现住泰安栈。”我一听，高兴极了。心想，我搞甲骨文，他搞金文，商、周联系上了，又是同乡，志趣相若，不易得。于是马上打电话到客栈和他联系，然后去拜访他。希白初次北上，不谙北方话，我们倾谈时同操粤语，真可谓他乡遇故知，都非常兴奋。我们谈家乡的风物，谈京津的见闻，谈共同感兴趣的甲骨文、金文，谈古文字研究的计划。初次见面，希白就给我留下了诚恳、直爽、勤奋、好学的深刻印象，堪称良师益友。

天津，可以称得上是容庚人生的一处福地。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容庚幸运地成了罗振玉门下的三士之一，东莞容庚的名字，与秀水唐兰、番禺商承祚并列在中国最古老的汉字上。

二

《金文编》，其实是一个中学生的处女作。但是，由于它艰深的专业性，一般的读者，无法透过漫长的时光，看清汉字的起源和那些原始笔画的本来面目，时至今日，我也只能用“冷僻”这个词来概括我对一部学术著作的隔膜。

幸好，容庚教授的弟子张振林先生，用专业眼光为后人作了《金文编》的解读：

《金文编》不仅每一个字均摹自铜器原拓，确凿可靠，其编排的科学性，也远胜前代和当时学者的《说文古籀补》《说文古籀补补》《说文古籀三补》之类的著作，因为它打破了以商周秦汉古文字补《说文》的本末倒置框框，凡金文结构和本义与《说文》相左者，均按文字发展观点做出新的说明，同一单字的异体重文按时代先后排列，同一字的不同构造分列，不同义项提行，假借、孳乳关系也尽可能注明。

可以用“出手不凡”这个成语描述《金文编》的分量。此后的六十年中，容庚用不断的补充、修订，让一本处女作成了他的代表作，成了中国古文字研究的一座纪念碑。

如果说天津是容庚人生的一处福地，那么，《金文编》就是容庚成长、成名的风水。

容庚到了北京，考入了朝阳大学，他选择了法律作为自己的专业。他不知道，此刻，北京大学的马衡教授，正在人流的大海里，打捞一根来自广东东莞的针。

当容庚收到广东同乡北大教授黄节的来信，匆匆忙忙赶到北京大学面见马衡教授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罗振玉的推荐信，早已到达了马衡的案头，并且用“容庚新从广东来，治古金文，可造就也”的推薦语打动了马衡。一番交谈之后，马衡教授劝他离开朝阳大学，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攻读。

意外的喜讯，天大的喜讯。“喜出望外”之类的成语，已经无法形容容庚的心情。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此刻又一次上演，只不过，演出的舞台，由天津搬到了北京，伯乐的替身，由罗振玉变成了马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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