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语言中科技专业词汇的对比

内容摘要：现代科技的发展起源于西方，各学科的专用词汇多来自拉丁语或其它字母语言。在引进到本国语言时，中日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本文以化学元素名称为例，探讨了中日语言在这方面的差异。

关键词：中日对比 科技词汇 化学 元素周期表

科技专用词汇在现代语言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是国际科技和文化交流的基础。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起源于西方，各学科的专用词汇多来自拉丁语或其它字母语言。化学名词的本质是拉丁语，不是英语，也不是汉语或日语，更不是当今仍在使用的任何一门语言。西方在近代发展出了博物学，为了协调各门语言，于是将拉丁语作为一切博物学命名的基础，包括了生物、医学、解剖、矿物、化学等等一切有大量命名需求的学科。在其它语言引进这些词汇的时候，翻译古老的拉丁语就显得比较棘手。只有两种情况我们能比较好地翻译，第一是术语体系的逻辑比较清晰的，比如医学，翻译尚可以在理解本意的前提下进行意义转换，比如拉丁语diabetes mellitus，我们可以根据其实际意义翻译为“糖尿病”；第二是本民族的语言系统已经有一定认识，翻译时只是与外文概念进行简单对应的，比如地质学和解剖学，就像“琥珀”是中国古人创造的概念，而“amber”是阿拉伯人发现的概念，这两者恰好指同一个东西，我们才以此实现了“翻译”。但是化学的很多词汇是抽象的，单纯就是表达一个名称，例如各种元素名。对于最初的几十个元素，很多元素都发展出了“拉丁派”和“非拉丁派”，“音译派”和“意译派”两条路线。因此，最初几个元素的翻译不具系统性，无法大规模地推广，特别是元素的数量是以百计的，后面那些不好理解，也根本无法理解的人造元素，其名称的逐一翻译就显得非常困难。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中日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一.汉语化学元素的命名

近代化学传入中国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在此之前传入中国的主要是欧洲的一些日常化学知识，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了具有学术性的化学知识的传入。鸦片战争前，与西洋船舰接触较多的中国工人和商人会从这些船舰的技工或医生那里获得一些化学知识。并创设了一些相当通俗的中文化学名称，如“磺强水”、“硝强水”、“盐强水”以及“养气”等。第一部记录化学元素译名的著作是1839年的英国传教士合信（B.Hobson）翻译并于1855年出版的《博物新编》，它是中国近代科技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该书认为元素仅有56种，和现代差别较大，且并未系统叙述元素名称。此后，《格致入门》、《化学初阶》等对化学元素译名做了尝试性的探索，但是真正专业化的工作，要归功于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以徐寿、傅兰雅（J.Fryer）为代表的中外翻译家，他们制定了较为科学详尽的译名原则，并译出了大批化学元素名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制定了《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在《化学鉴原》中还编译了中国近代化学译著中第一张《中西名元素对照表》。承接徐、傅二人传统的是1900年之后的杜亚泉，通过《亚泉杂志》把1870-1900年间新发现的元素译介到中国。他们创造的化学元素名称大多被后人认可，命名原则也被继承。民国后，化学元素名称的审定工作是由中国科学社和国化学会等科学社团承担。1932年召开全国化学会议，次年公布《化学命名原则》，化学名词之争趋于平息。

这一由徐寿等开端的化学元素的汉语命名，其主要策略是取西文词汇首音的同音汉字，配以标识元素常态的偏旁（气体元素加气旁，液态元素加水旁，非金属加石旁，金属元素加金旁）。例如：“氯”、“溴”、“碘”、“锌”、“镉”、“汞”等字样，即使没学好化学，也念得出口，读音还八九不离十；更一望便知，常温下它们是处于气态、液态还是固态，以及谁是金属、非金属。这一策略不是简单的音译，它同时结合运用了汉字六书中的形声造字法，既简洁明了，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名的取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明朝皇室的取名，其第一个字按辈分取，第二个字则要遵循五行相生以“木火土金水”的顺序取。朱元璋的二十多个儿子全都是带木字旁的，其孙子辈都是带火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一辈都是金旁的。可是由于皇族人口的膨脹，很快就出现了字不够用的问题，尤其是火字旁和金字旁的。为了不致重名，他们翻遍各种旧书古籍，挖出了很多生僻的字，甚至还创造了不少新字，比如，朱慎镭（永和王）、朱同铬（封丘王）、朱同铌（鲁阳王）、朱安汞、朱在钠（瑞金王）、朱成钴（宣宁王）、朱成钯（怀仁王）、朱恩钾（长垣王）、朱帅锌（庆王）、朱效锂（内丘王）等。从这些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化学元素的影子，例如钠、钾、钙、镍等。虽然这些字也不全是在明朝被生造出来的，但的确是明朝的皇族们重新将它挖出来，比方说钾字，在北宋修订的《广韵》中就有记录，但现在它早已失去了本意，成为了专职的元素名称。

二.日语化学元素的命名

日语中最初几十个元素使用汉字，而且还可以意译，例如：水素、酸素、塩素等。使用汉字音读来音译也很正常，比如为什么silicon这个元素是“硅”？这就是最先由日本的荷兰学家对荷兰语“keiaarde”的音译，在荷兰语中表示用于点火的燧石。日本人最初用的是“珪”（kei），徐寿引进译名后统一到了非金属专用的石旁。但拉丁语系统对于燧石的词汇是Silicis，最终演变为Silicon，西方后来统一到了Silicon这个系统，但这个最初的音译却在东亚的命名体系中保留了下来，也就成了今天的“硅”。明治维新以后，汉字音译（当て字）命名系统就已经式微，往后都不是用不用汉字的问题，当用汉字政策出来后，连本来是汉字的元素都要改写成片假名，比如上面的珪素就要写做ケイ素。对日本人来说，放一串读得出来的符号比一个读不出来的汉字顺畅多了。日本这套符号的毛病是过于抠原文，而日语的字符效率又低，导致片假名老是堆积成一大串。比如Natrium，片假名一定要把所有音节都转写出来，于是就成了ナトリウム，这白白浪费了一个假名表达两个字母的效率。日语完全可以使用类似テレビ的简写，比如Na写成ナト或ナトム（转写出拉丁文表示金属的后缀um）就足够清楚，这跟现行两个拉丁字母简写一个元素拉丁名称的做法也高度贴合。

三.中日化学名词的联系

徐寿和傅兰雅翻译的《化学分原》等书在明治初年的日本有一定的影响。日本当时采用的化学名词中有很多仍沿用《化学分原》中的译法，如漏斗、滤纸、漂白粉、石灰、漏斗管等。而且这些名词术语的译名仍然在中国沿用。1872年初，当日本使团到中国签订通商条约途径上海时，专程到江南制造局购买了刚刚出版不久的，包括《化学鉴原》、《化学分原》在内的12种科技译书。据《上海县续志》记载，早在徐氏译书期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开始出版第一批译书之前，中国的报刊还没有报道，柳原前光已将徐氏在组织翻译近代化学著作的消息传回日本，日本学术界得知后，特派柳原前光购买，以便“归国效行”，直接对日本刚刚开始的明治维新产生影响。《化学鉴原》、《化学初阶》和《化学分原》等书在明治初年的化学书刊中留下了痕迹。这就是日本所流行的化学名词中多与这些化学译著相同或相近的原因。如《化学鉴原》和《化学初阶》中翻译元素译名的方法，直到明治中期，还有某些日本学者采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的化学受日本影响很深。表现在学术界，就是民国以来采用的化学词汇大多采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文中的汉字译名而未沿用晚清时所翻译的化学名词术语名称。以化学元素名称为例，晚清至民国初年有些化学元素一直采用日文译名，如水素、炭素、窒素、酸素、盐素等。之所以对合适的日译科技名词持认同的态度，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迫切需要先进的科技知识，日本先于中国引入了大量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而日译科技名词则表述了当时先进的科技知识；大部分日译科技名词符合汉语言特征，可直接融入中国语言系统；日译科技名词较为规范和统一。日文中译本在中国盛行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五四时期”前后。

综上所述，日语化学元素名词一般是由片假名所构成，而片假名词汇基本都来源于欧美国家；汉语化学元素的命名更多地结合了汉字六书中的形声造字法和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另外，化学元素传入的历史过程，以及日语语言系统对西方语言的兼容性（或者说中国语言文化系统的不兼容性）是中日化学元素译名体系差异的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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