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术语的一些想法
现在未来学很发达,制定科学术语时必须考虑到语言和文字的未来发展。汉语词从单音节向多音节发展是合乎语言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因为这一规律可以大大减少汉语中的单音节同音词的数量,从而避免交际中单音节词造成的误解。信息传递中避免误解,适当增加必要的羡余性(redundancy,或译作“多余度”“多余信息”)是十分重要的。双音节词从信息论角度来看是最合理、最有效的音节构成。
采用汉语拼音以后,单音节的同音现象所造成的歧义会更加严重(因为在书面上汉字的形体可以帮助视觉区别同音词),所以尤需尽量避免生造单音节的汉字。
汉语的简化
语言的发展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是对立面斗争和统一的辩证过程。一方面从历史的演变来看,汉语的单音节词越来越少,双音节、三音节词越来越多,甚至产生一些三音节以上的词,如“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等。这从音节增多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繁化的过程,但是另一方面,语言中简化的过程也在不断发展。语音就是在繁化和简化这一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过程中发展前进的。所以制定科学术语必须考虑到这一辩证规律。不能因为反对生造单音节词和生造表达这些词的新的汉字,就走向另一极端:主张全盘西化,即将外来术语音译后照搬过来。须知印欧语言中有许多两个音节以上的词,照原样音译过来,必然增加汉语中的很多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词,这不仅会增加学习语言的人的记忆上的负担,而且不符合汉语双音节词占多数这一客观规律,所以“德律风”“德谟克拉西”“狄克推多”分别被“电话”“民主”“独裁者”取代,是完全符合简化这一规律的。在外语中同样存在简化的规律,如英语用TV这个双音节的缩略语代替了television这一四音节词,俄语也借用了TV取代原来的四音节词телевизор。日语也借用了这个词,简略为三音节词:テレビ。俄语的электронно-вычислительная машина(电子计算机)有十三个音节,十分啰唆,也正在被借自英语的简洁的кoмпьютер(三音节)所取代。此外,由于汉语(指现代汉语普通话,下同)是元音型语言,即元音在全部音素中占的比例很大,元音与辅音的比例超过欧洲许多语言;加之汉语中很少出现欧洲语言中常见的辅音连缀的现象,汉语中开音节(以元音结尾的音节)占的比重很大,因此外语词音译成汉语以后,音节数目往往会增加许多。例如上引英语的democracy,dictator音译成汉语后都多出了一个音节,因此术语采用全盘音译的原则,会大大增加汉语的繁化程度,是不利于交际的。
外语为了减少术语的音节数目,达到语言简化的目的,除了采用上述缩略词的手段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将一个词的词义引申。例如“蝶泳”在英语中本来叫做butterfly stroke(蝴蝶式的游法),有四个音节,很啰唆,现在简作butterfly,即将“蝴蝶”一词引申为“蝶泳”,减少了一个音节。如果汉语将这个游泳术语音译,就成了“白脱弗莱”,比英语多了一个音节,所以远不如意译为“蝶泳”,简洁明了,易懂易记。从这个意译中可以看出:汉语术语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有些联绵词中的单个音素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术语中却可以获得整个联绵词的意义,如“蝶骨”(形状像蝴蝶的头骨)和“蝶形花”(形状像蝴蝶的花)中的“蝶”获得“蝴蝶”的意义,尽管在日常语言中只能说“蝴蝶”,不能单说“蝶”。这也是语言简化和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蝶泳”比“蝴蝶泳”或“蝴蝶式的游泳”要简洁得多,适合于成为一个表达科学概念的词。语言中的这一简化和繁化的辩证规律是制定新的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加以充分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谈到这里顺便要说一下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问题。这个界限是模糊的(fuzzy),术语进入日常生活,就成了非术语,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如“木星”“火星”“播种”“及格”“休克”“幅度”本来分别是天文学、农业、教育、医学、物理学中的术语,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一般人已不感到它们是术语。上面举的“蝶泳”也是同样的情况。因此创制科学术语必须符合构词的规律,因为术语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术语和非术语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上面讲到的汉语词的双音节趋势就是一条术语和非术语都应遵循的规律。这个规律几乎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作用。例如随着北京许多高层建筑的拔地而起,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出现了一个新词“塔楼”,指像高塔一样的大楼,它比“高层建筑”少了两个音节,而且不像“高层建筑”那样书面语言的味道十足,已进入全民语言。“彩电”“电脑”也分别取代“彩色电视机”“电子计算机”。这是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这一规律在术语(也是日常生活用语)使用中的生动表现。
术语和非术语除了有共同的一面以外,还有不同的一面,这就是术语通常都是单义的,很少模糊性(fuzziness),而日常生活用语则往往有许多意义(如“好”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列了15个义项,“作”列了7个义项),常常具有“模糊性”。因此在制定科学术语,进行术语的规范时必须考虑到术语的单义性和非模糊性这一特点。
术语的理据性
语言中还有一对矛盾,即非理据性(unmotiveness)和理据性(motiveness)的矛盾。语言中有些词的命名无法从其构成要素(词素)中了解其意义,这种词叫做无理据的词(unmotivated words)。如英语的skate(冰鞋)从共时角度是无法解释它命名的原因的。另一类词叫有理据的词(motivated words),即这些词的构成可以从其构成要素中找到构词的根据。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厄尔曼(S.Ullmann)将这类词叫做透明词(transparent words),也就是说它的组成部分像透明的东西那样显而易见。如德语的Schlittschuh(冰鞋)就同英语的skate不同,其意义完全可以从其词素:Schlittern(滑冰)的词根和Schuh(鞋)推出。汉语的“冰鞋”也是这样。俄语的коньки(冰鞋)从конь(马)的指小形式得名,比喻穿起冰鞋像马一样跑得很快,也是有理据的词。
理据的学说最早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结构主义的鼻祖索绪尔提出来的。他说过,在世界上“不存在这样一种语言,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有理据性的;但是也不可能想象有一种语言,其中一切都是有理据性的”,尽管有理据性也还是约定的,不是词义的全部根据。不同语言的理据程度是不同的。一般说来,英语、法语的理据程度远不如德语、俄语、汉语高。例如汉语的“手套”和德语的Handschuh(由Hand〔手〕和Schuh〔鞋〕构成),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glove,法语的gant(意义都是“手套”)从共时角度(即不分析其词源)着眼,却是无理据的词。植物学上的术语“细香葱”在德语中是Schnittlauch,-由Schnitt(切、割)和Lauch(葱)组成;在俄语中是лук-порей,由лук(葱)和порей(韭菜)组成,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chive,法语的cive(细香葱)却是无理据的词。
在欧洲语言中德语词素以高度的理据性著称,外来语较少,多半用本民族语的词素构成新词(包括科学术语),因此中国旧社会大学学工科的必修德语。其原因除当时德国科技发达、文献较多这一主要因素外,德语词的高度理据性恐怕也是一个因素。
语言学中的理据性这一理论对制定科学术语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一般来说,应该尽可能使术语有理据性,因为这样的词易学易记。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如果有几个名称需要从中进行挑选时,除了那些早已用开,约定俗成的情况外,原则上应尽量挑选有理据的词。从这个角度分析,汉语的“氧”就不如日语的“酸素”(さんそ)有理据,因为“氧气”最初写作“养气”是有理据的,但是写作“氧”以后,就失去了理据性;而“酸素”的“酸”是英语oxygen(氧气)的词源词素oxy-(源于希腊语,原义是“酸”,gen-也源于希腊语,原义是“产生”)的意译,“素”则是德语Stoff(要素,物质)的意译,因此是有理据的,而且符合双音节词的规律。汉语命名为“氧”很可能是考虑到系统性的原则(这也是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因为氢、氮、氟等元素名称都是单音节词,而且都是从“气”部。但是日语的“酸素”也合乎日语的系统性原则,因为日语的“氢”叫“水素”(すぃそ),是德语Wasserstoff(“氢”,由Wasser〔水〕加Stoff〔要素、物质〕构成)的意译词,德语词又是英语词hydrogen(氢)的部分意译词。因为hydrogen是由希腊词根hudōr-(水)和genēs(产生)构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英语词oxygen(氧)和hydrogen虽然较长(有三个音节),但也符合系统性原则,尽管只有懂希腊语的人,才能明了这两个词构词的理据。
日语的“水素”虽然符合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的原则,但又不大符合简洁性原则。例如日语将“氢弹”叫“水素爆弹”,就远不如汉语的“氢弹”简洁。可见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简洁性这些原则有时相互间会发生冲突,这是在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的。
社科领域尤应重视术语学
术语是属于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术语学是语言学中的一门学科。但是非常遗憾,中国社会科学界,包括语言学界,很少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反倒由自然科学家走在前面,带头从事自然科学术语的规范化和术语学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向自然科学家学习,迎头赶上。社会科学中术语混乱、影响交际的现象也很严重。如上面谈到的词的组成要素,语言学中就有词素、语素、词位、语位等许多个术语表达这同一概念。就拿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的一句口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Jeder nach seinen Fhigkeiten,-jedem nach seinen Bedürfnissen)来说吧,各国都是将nach译作“按”,如俄语译作пο,英语译作according to,法语译作selon,日语译作“応(ぉぅ)じて”,都译得很准确,唯独汉语误译作“尽”,以致中国经济学界有些人仅仅根据“尽”字对这句口号进行了不少批评,有人说这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有人据此批评马克思和斯大林。这说明社会科学方面一个译法的错误,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混乱, 其后果之不良, 远胜过自然科学。政治口号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术语,但从广义上说,也未尝不可以纳入术语。如“开放政策”就既是政治纲领,又是社会科学术语。总之,社会科学术语的准确性有着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应该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伍铁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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